摘要：克劳斯·金斯基是电影史上最极端的演员样本。他一生出演了超过130部电影，其中与赫尔佐格导演合作的5部影片奠定了他的影史地位，尤其是《陆上行舟》与《阿基尔，上帝的愤怒》两部影片，将他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克劳斯·金斯基是电影史上最极端的演员样本。他一生出演了超过130部电影，其中与赫尔佐格导演合作的5部影片奠定了他的影史地位，尤其是《陆上行舟》与《阿基尔，上帝的愤怒》两部影片，将他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金斯基的表演以疯狂、爆裂著称，这与他现实中的形象吻合。他在片场巨量劣迹的传播度，不亚于他主演的任何影片。而他的艺术才华与人性之恶，根植于同一种毁灭性的冲动。在克劳斯·金斯基诞辰99周年之际，《视与听》最新一期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人物专稿。我们借翻译本文的机会，重新剖开这位德国影史最复杂矛盾体的生命肌理。
这篇文章是一场不带滤镜的凝视：既保留了对其表演天才的专业解析，亦不回避其性侵女儿、片场暴行的确凿指控。正如金斯基自己所言：“堕落是真实的，美德可以伪装”。或许，唯有直面这种真实，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艺术与人性中最幽暗的纠缠。
重识克劳斯·金斯基
某种表演怪物
这位德国演员狂野而慑人的表演才华毋庸置疑，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一认知与他同时是个卑劣的自大狂恶霸（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性侵犯者）的事实相调和？是该将其彻底封杀，还是应该研究他并尝试汲取教训？
一切始于一滴眼泪。1971年，聚光灯将一名男子禁锢在座无虚席的竞技场舞台上，那是1936年夏季奥运会由希特勒建造的、可容纳万人的德意志体育馆。当克劳斯·金斯基这滴孤寂的泪水落下时，它呈现梨形，悬垂欲坠，源自他那双茫然四顾的眼睛。至此，场内充满好奇的观众始终耐心包容着这位德国最臭名昭著的演员，纵容他演绎长达30页的絮叨独白《耶稣基督救世主》。观众以年轻人为主，对金斯基诠释的基督教持怀疑态度。他们属于渴望否定国家近期历史的新一代，而45岁的金斯基却是来自过去的那一代。他是自己这场嬉皮静坐中的扫兴者，一个旨在对抗的原生朋克，更接近傀儡乐队的伊基·波普，而非劳伦斯·奥利弗。
当金斯基挤出的那滴眼泪似乎表达出渴望在故土被爱时，躁动的不满低语开始蔓延。很快，这场演出便沦为一场闹剧、混乱和远比表演本身更精彩的戏剧性高潮。次日，他取消了计划中的全国巡演剩余场次，再未踏上德国的舞台。
克劳斯·金斯基
如何应对克劳斯这样的难题？
金斯基是德国最臭名昭著的、情绪最难以预测的演员（也有人称之为最伟大的演员）。这个难题曾摆在与他合作过的130多部电影的每一位导演面前，从比利·怀尔德、赫苏斯·佛朗哥、沃纳·赫尔佐格等著名作者导演，到那些雇佣他来为大量类型片注入日耳曼式张力的普通职业导演。
从通心粉西部片到战争片，从铅黄惊悚片到科幻片，回看金斯基的生涯履历，充斥着大量缺乏考量且良莠不齐的作品。他也曾公开承认接大多数戏纯粹是为了“钞票”，甚至透露每拍一部六周的电影，就够他在罗马租别墅、买新跑车或再离一次婚。“我以最高价出卖自己，”他写道，“完全像妓女一样。毫无区别。”
《夺命神枪萨塔纳》剧照
从1950年代初登银幕起，金斯基有两点确凿无疑：首先，他总能抢走每一场戏的风头；其次，他让每个剧组成员的生活都如同地狱。因为金斯基是个自我膨胀的恶霸，以破坏和支配为乐，只有在完全掌控全局时才能处理集体协作。这种对立姿态不可避免地引发冲突、暴力、死亡威胁，以及那些已被神化的片场传说——例如1982年拍摄备饱受磨难的《陆上行舟》时，目睹这一切的土著部落首领是否真的向赫尔佐格提议要杀死他的男主角？是金斯基意图枪击赫尔佐格，还是这位沉默的导演真的令人恐惧？又或者最可能的是，这一切都只是虚张声势的男性荷尔蒙作祟？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为之着迷。
《陆上行舟》幕后照
正如赫尔佐格与金斯基宇宙中的一切，事实与虚构交织成混沌的神话。但这并非全是雨林闹剧或表演性脾气爆发。于1991年去世、终年65岁的金斯基不止是个恶霸，他几乎可以肯定还是个性侵犯者。本已受损的名声的他，在其女儿波拉·金斯基在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童言无忌》中提出指控后，更加增添了阴霾：她声称自己从5岁到19岁期间持续遭受父亲性侵。“可怕的是他曾告诉我这完全正常，”波拉向《明星周刊》透露，“还说全世界的父亲都会对女儿这样做。”
同父异母的妹妹娜塔莎·金斯基全力支持波拉，称其为英雄，并在2013年接受《图片报》采访时表示：“我愿付出一切代价让他终身监禁。我很庆幸他已经不在人世。”
不出所料，金斯基1975年的回忆录《我只需要爱》（后更名《未删节的金斯基》再版）并未提及这一面——尽管书中充斥大量明目张胆的轶事，表明他不仅仅是那个为激怒读者与评论家而装腔作势的挑衅者。关于他是恋童癖的指控完全可信。“评判一个人应该主要看他的堕落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德可以伪装，堕落却是真实的。”
克劳斯·金斯基
这让我们重回那个问题：如何应对克劳斯这样的难题？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似乎只会引向更多诘问：他成为伟大演员是否因为深受精神创伤？更契合2025年语境的是——我们该如何回溯性地书写恶人？是否应该将其彻底抹除？
关于最后一点，我确信答案是否定的。相反，我们要研究他们。像法医鉴定般剖析他们，从而汲取教训。这正是我过去五年一直在做的事——自从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时，我痴迷于研究金斯基那场臭名昭著的1971年独角戏影像（该录像最终于2008年面世）。这段由彼得·盖尔执导的纪录片面世时，我感受到一种圆满的轮回：上一次重大未公开金斯基影像素材出现在1999年赫尔佐格的纪录片《我的魔鬼》中，那位导演赤裸展现了此人复杂的面相，同时也将其推介给新一代年轻观众。
《我的魔鬼》剧照
在我逐帧研读这段影像时，我意识到它可以成为实验性写作的基石——你若愿意可称之为口技表演——既为金斯基明显紊乱的精神状态发声，亦反思为遭人唾弃者立传的创作过程。这段虚构创作最终成就了我的新小说《耶稣基督金斯基》，书中我试图在其又一次精神崩溃事件期间，彻底剖析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
我的研究引领我深入诸多秘境，包括当金斯基在西柏林卡尔·邦霍费尔神经诊所（前身为国立疯人院）的精神病诊疗记录与十万名既往患者的档案一同解密时，我得以一窥其中奥秘。
青年金斯基在入院前曾被征召加入纳粹德国空军的伞兵部队，但并未实际参与二战——他在第二天就被俘，关押在埃塞克斯郡的战俘营。这段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被大肆渲染，而该书被普遍认为基本属于虚构作品。但可以确定的是，当金斯基返乡时，双亲均已离世。随后他在剧变的德国开启了舞台生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常因行为难以预测而被剧团解雇。
克劳斯·金斯基
1950年，26岁的他被送入西柏林精神病院，最初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后更正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即精神病态）。在此期间，他危险地痴迷于其50岁的女医生——先睡在她家阳台，后闯入其公寓藏匿并试图勒死她。病例档案中的记录极具启示性：“他的言语充满暴力，”另一位医生写道，“其自我中心且不可救药的人格显然无法适应世俗环境。他固守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指责所有他人心存偏见......该患者已一年无业，却仍自信满满地谈论即将主演的新电影。”
由于得不到这类角色，金斯基转而成为独白演员，在各省镇表演莎士比亚与王尔德的单人独角戏。在1955年之前，他一直在奥地利与瑞士的小城镇表演莎士比亚与王尔德的单人独角戏——也正是这一年，他曾与少年时期的沃纳·赫尔佐格短暂同住柏林的一家寄宿公寓，并两度试图自杀。
克劳斯·金斯基
所有这些经历都表明，金斯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可能源于纳粹德国的经历、丧亲之痛、贫困，抑或纯粹是疾病折磨——这塑造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然而，这既不能解释也不能开脱他所犯下的乱伦罪行。
至此，道德的浑水变得愈发浑浊。任何将艺术与艺术家剥离的尝试，都近乎不可能完成。当艺术与艺术家浑然一体时，这种剥离就近乎不可能完成。当他的表演如此明显受其受损的精神驱动时，我们无法客观评判其表演——无论其表现是优是劣，他始终都是那个彻头彻尾的“金斯基”。
那么其作品本身价值几何？要理解他为何在某方面才华横溢而在其他领域却灾难重重，必须对其作品目录进行彻底梳理。许多人知道他与赫尔佐格合作（或冲突）的五部电影，《阿基尔，上帝的愤怒》或许是其中最完美呈现的一部，但可曾有人领略过他众多垃圾电影的魅力——我们不妨称其为C级片——这些旨在挑逗或惊吓的作品，往往只会让人困惑不已。
《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剧照
在大量通心粉西部片和铅黄惊悚片之中，仍不乏精彩之作：从赫苏斯·佛朗哥1969年的《毛皮维纳斯》和1970年的《德古拉伯爵》（金斯基扮演伦菲尔德，与克里斯托弗·李饰演的迷人吸血鬼对戏），到1971年的《屠杀旅馆》（又名《精神病院埃米尼亚》或《冷血野兽》——他的边缘作品常拥有多个片名）这类纯粹怪诞之作。我尤其偏爱1986年那部充满诡异想象力的《爬行空间》，这部80分钟的电影以80年代中期好莱坞光鲜的低俗质感，呈现了纳粹、窥淫癖与酷刑，并塑造了一个怀揣救世主情结的孤独施虐狂主角。等等，我们是在讨论他饰演的角色卡尔·冈瑟医生，还是在说金斯基本人？至此已难分彼此，但表演中确实蕴藏着悲怆。无论电影多么糟糕，他始终令人无法忽视。
因为金斯基的一切都是放大的——眼睛、牙齿、头发。他的肢体动作与片酬亦然。即使当他静默不动时，他在银幕上依然具有巨大存在感。如果说马龙·白兰度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派的化身，那么金斯基则是自我毁灭式本能的终极体现。
金斯基完全代表着另一种存在——人与表演过程之间的无形界限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崩塌。当1971年他在舞台上眨落那滴孤泪时，我们感觉它如匕首般刺入心脏。当金斯基低语时，我们震耳欲聋。当他颤抖时，啤酒节的硕大酒杯从酒馆桌面震落，流浪狗四处躲藏。而每场戏结束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他认定表演结束时（金斯基惯于无视所有导演指令，最要命的是连"开拍"和"停"都不放在眼里）——他会冲出镜头去骚扰、猥亵、恐吓和攻击女搭档。这种情况随时间推移只会愈演愈烈。这一切都有据可查——大卫·施莫勒执导的短片《请杀死金斯基先生》（1999）便是明证。
《请杀死金斯基先生》海报
作为观众，目睹演员在银幕上闪耀两小时的同时，深知他在其余时间摧毁着十英尺半径内所有人的生活，这种感受充满矛盾。可以说，在智能手机和片场举报者时代，他根本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在试镜阶段就会被押送出大楼。
然而……当他的诺斯费拉图哀叹“爱的缺失是最深刻的痛苦”时，我们直面着界定人类存在的恐惧，同时也意识到赫尔佐格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编剧之一。暂忘那些电影与冒险——这家伙真的会写！但需要金斯基来为我们呈现这一点。
《诺斯费拉图》剧照
事实上，金斯基的每个角色似乎都在表达他必然承受的疏离感。作为一名长期被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人，他所体验的疏离感必然通过角色宣泄。有趣的是，他在银幕上很少真正与对手戏演员产生共鸣——所有化学反应都被稀释了，存在的只有他与摄影机之间镜像般的对峙，映照出那张沟壑纵横的喀迈拉式那喀索斯面孔，始终以足够强烈的表演迫使我们注视他。他是教室后排的喧闹者，是喝着烈酒用鞋子指挥交通的先知。容易厌恶，无法忽视。
出于对进一步神化金斯基的警惕，我转而开始“采样”——从他充满妄想的回忆录、过往访谈与纪录片影像中截取语句。肯德里克·拉马尔适用的手法，放在这个自吹自擂的金斯基身上同样有效，毕竟他始终是个绝佳的创作素材。“笼中兽永远难忘怀荒野的自由”——这类典型金斯基式宣言，经过精心算计以凸显其野性方式与异质性。
这就是我试图捕捉的克劳斯·金斯基——一个骗子、恶霸，亦是20世纪电影史上深受创伤却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力量。一个来自已消逝世界的男人。
来源：深焦精选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