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74岁的蒋经国已年事已高，再加上身体状况一直不佳，长年受糖尿病困扰，所以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1984年，74岁的蒋经国已年事已高，再加上身体状况一直不佳，长年受糖尿病困扰，所以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
众所周知，蒋经国与蒋方良共有三子一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外，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
当然，还有蒋经国庶出的两个儿子章孝严、章孝慈，当时他们也在蒋经国的安排下，于1949年来到了台湾。
不过，长子蒋孝文，由于早年不学无术、寻欢作乐，最终因健康问题退出政治舞台。
于是次子蒋孝武便成为蒋家第三代权力传承的核心人选，而蒋经国也有意栽培他。
然而，谁能想到，这场精心策划的接班计划却在短短两年内彻底崩塌，简直令人不胜唏嘘。
蒋孝武出生于抗战末期的重庆，幼年随家族迁台后，接受严格的贵族教育。他先后就读于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凤山陆军军官学校预备班，后进入台湾大学政治系 。
1966年，蒋经国将蒋孝武送往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深造，意图培养其国际视野方向。
三年后蒋孝武回到台湾，蒋经国立马为其设计了“文化-情报-党务”的政治晋升路径，逐步涉足舆论控制领域。
其实这种安排与蒋经国早年通过政工系统积累政治资本的路径如出一辙，试图通过文化舆论阵地建立蒋孝武的政治声望。
从1970年代起，蒋孝武的权力触角又深入情报系统。他频繁与“国家安全局长”“调查局长”等一些高层互动，并以“国安会议执行秘书”身份参与情治决策 ，甚至以“国安会议执行秘书”身份参与情治系统决策 。
而这种布局看似延续了蒋经国早年掌控情报网络的经验，却埋下了致命隐患。
因为蒋孝武的行为被外界解读为“太子”刻意培植私人势力，引发国民党内部保守派与本土派的双重疑虑。
尤其更关键的是，蒋孝武的个人性格与政治环境格格不入。而这种矛盾在1984年达到顶点：一方面蒋经国加速推进蒋孝武的接班布局，另一方面蒋孝武的政治形象却持续恶化。
总而言之，当“蒋经国时代”来临后，蒋经国虽然效仿当年蒋介石，为蒋孝武放手抓权创造条件，协助他清除升迁路上的各种障碍，但这个传子计划，并没有外人看到的那么顺利。
最终，一场“江南命案”的发生，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一切部署。
1984年10月15日，旅美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旧金山寓所遭枪击身亡，成为改变蒋家命运的转折点。
刘宜良是江苏省靖江县人，1949年随国民党退到台湾，进入“国防部”政工部门学习，后到蒋经国创办的政工干校受训，为蒋经国一手培植的政工人员。
后来刘宜良进入新闻界，并且于1967年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驻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
然而，不安分的他居然开始撰写《蒋经国传》，由于书内揭露了蒋氏家族内幕，最终被台湾情报系统列为“制裁对象”。
案发后，立即震动了美国华人界，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最终，在美国警方侦查下，真凶台湾“竹联帮”和台湾“情报局”迅速浮出水面。
尽管当时蒋孝武并未直接参与行动，但他长期与情报系统的密切关系使其成为舆论焦点。而美国国会也通过决议要求台湾“彻查真相”，并暂停部分对台军售。
那么，面对国际如此大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于1986年3月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名义上担任“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实则彻底终结其政治生命 。并公开表示“蒋家人士再也不会考虑接班事宜。
其实“江南案”引发的政治地震，暴露了蒋经国权力布局的深层矛盾。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失衡外，本土派势力借机崛起。
再就是国际环境的压力确实让蒋经国不堪重负。
据悉，江南案后，美国国务院向台湾递交备忘录，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家族统治”。
因此蒋经国意识到，继续坚持蒋家接班将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彻底孤立。
尤其更关键的是，蒋经国自身的政治理念正在发生转变。
比如他在其日记中表露：“打江山坐天下是封建思维，现代社会主权在民”。
可以说正是这种理念的升华，使得蒋经国最终放弃了延续千年的“家天下”传统。
无论如何，蒋孝武的政治退场，标志着蒋家王朝的彻底终结。
不过，在新加坡期间，蒋孝武的生活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建立了密切关系，后者劝诫他“多交朋友，少树敌人”，促使其待人接物变得温和 。
而这种转变在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尤为明显，当时他回台奔丧时主动拜会同父异母兄弟章孝严，改善原本紧张的关系。
不过令人唏嘘的是，蒋孝武也没能长寿。1991年7月1日，他本来原定接任“中华电视台”董事长职务，结果前一天突发急性心脏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46岁 。
可以，他的离世标志着蒋家第三代政治势力的彻底凋零。
后来，其弟蒋孝勇在回忆录中坦言：“他就是喜欢那个调调，让人家以为他和情报系统有特殊关系，以后反而害了他” 。
由此可见，蒋孝武从权力核心的“太子”沦为政治弃子，既因自身的性格缺陷，也因时代潮流的不可逆转。
而他蒋经国布局的失败也提醒后人：在历史的洪流中，任何试图逆势而动的人或者事，都终将被时代的车轮碾碎。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