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大队队长孙凤文刚把最后一把小米粥倒进碗里，通信员小陈就揣着封皱巴巴的信纸闯了进来，裤脚还沾着田埂上的泥——是临淄县委的急令，

第六节 李家庄的枪声与二区星火

1940年夏的淄河岸边，暮色像浸了墨的棉絮，一点点压沉了天际。

县大队队长孙凤文刚把最后一把小米粥倒进碗里，通信员小陈就揣着封皱巴巴的信纸闯了进来，裤脚还沾着田埂上的泥——是临淄县委的急令，

要他连夜率部赶赴县北边境的李家庄，保卫全县骨干会议，会议要传达的“坚持敌后游击战”，是眼下敌后抗战的要紧事。

“队长，日头都落了，两个中队集合、赶路，怕是得走一整夜。”

小陈看着窗外渐浓的夜色，声音里带着点急。孙凤文把粥碗一搁，粗粝的手掌在桌案上拍了下：“越是天黑，越要快。干部们在李家庄等着，鬼子可不会等咱们天亮。”

没半个时辰，淄河东岸的打谷场上就聚起了两百多号人。没有多余的话，孙凤文只举着枪喊了句“轻装急行，不许走漏半点动静”，队伍就像一股黑流，悄没声地钻进了夜色里。

夏夜的庄稼地又闷又扎人，玉米叶刮得脸生疼，战士们踩着田埂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只有绑腿摩擦的“沙沙”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在夜里飘着。

天快亮时，远处终于露出了李家庄的轮廓，孙凤文让队伍在村外的树林里歇了口气，

自己带着两个班长摸进村里，把岗哨布在了庄东的土坡、村西的石桥和村内几条主要道口——他心里清楚，李家庄地处边境，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会撞上鬼子。

孙凤文

果然，太阳刚爬过东边的土岗，放哨的战士就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队长！庄东头来了一队鬼子，正往这边包呢！”孙凤文心里一紧，立马拽着望远镜往村东看，

只见黄乎乎的人影正沿着田埂往村里挪，枪尖在太阳下闪着冷光。“准备战斗！”他低喝一声，手指向村西，“一中队从西门绕出去，绕到鬼子背后打；剩下的跟我守在村里道口，等鬼子进了套，咱们前后夹击！”

战士们迅速散开，有的钻进了村民家的柴房，有的趴在了土墙后，把枪口对准了村口的路。孙凤文蹲在一棵老槐树下，

盯着越来越近的鬼子——他看得明白，这些鬼子走得慢，还时不时往村里探头，显然是摸清了这里要开干部会，以为来的都是没武装的干部，想一网打尽。

“打！”等鬼子的先头部队刚踩进村口的石板路，孙凤文的枪响了。瞬间，村里的土墙后、柴房里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枪口，子弹“嗖嗖”地往鬼子堆里钻；村西方向也传来了枪声，

一中队绕到了鬼子身后，把退路堵得严严实实。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两面夹击打蒙了，有的往田埂里钻，有的举着枪乱扫，惨叫声在村里响成一片。

孙凤文带着战士们从道口冲出来，大刀片子劈下去，溅起的血珠落在了路边的玉米叶上。

半个时辰后，剩下的鬼子拖着尸体和伤兵往东边逃了，地上留下了三十多具尸体。孙凤文刚松了口气，就发现通信员小陈没跟上来——后来才知道，小陈为了掩护最后几个转移的干部，被落在后面的鬼子抓了。

看着空荡荡的村口，孙凤文攥紧了拳头，他知道，这仗打赢了，干部们安全了，但牺牲的兄弟，永远也回不来了。

就在李家庄的枪声还在淄河两岸回荡时，南边的抗战二区，

正借着这股抗日的劲头，悄悄播撒着革命的星火。这二区的地界，比战前的原二区小了不少，早年还管着五十多个村，东到老官庄、榆林，西至涝淄河畔，南抵潘庄、店子，北达龙子、果子里，

可到了1939年冬天，北边的老官乡、龙凤乡划给了北四区，1941年夏天，南边的联五乡、湖田乡又划给了新四区，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十个村。

可地界虽小，区委的人却没闲着，他们知道，要打鬼子，光靠枪杆子不够，还得把老百姓的劲拧到一起。

1940年的春天，南岭村的一座破庙里，天天都能传出读书声。

这是区委办的救国会积极分子训练班，四十多号人挤在庙里，有扛过锄头的农民，有读过几年书的青年，还有几个藏着党员身份的同志。张冲凌是战术教员，总拿着根木棍在地上画地形图，

教大家怎么躲鬼子的扫荡，怎么打伏击；马兢生是政治教员，说话声音不大，却总能把《论持久战》里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他常说：“鬼子再凶，也熬不过咱们的持久战，只要咱们拧成一股绳，总有把他们赶出去的那天。”马伯诚则负责教大家唱救亡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常常飘出破庙，飘到村里的各个角落。

原本计划要训半个月，可才过了十天，就有人来报，鬼子要扫荡南岭了。区委的人当机立断，让大家赶紧散了，各自回村，把学到的本事用在抗日上。

可就是这短短十天的训练，却像一颗种子，落在了二区的土地里。没过半年，连同1938年就建起来的支部，二区的村支部就从几个变成了十四个，党员的数量也一天比一天多。

这期间，二区的干部也换了几茬。

1939年10月，张敏调出后，李本荣接任了区委书记。这位原名张奎濂的北岭村人，说话做事都透着股韧劲，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党组织，把那些动摇的人清出去，把真心抗日的人拉进来。

1940年2月，“临益长桓四县边区抗日动员委员会行政办公处”改成了“行政委员会”，

杨岳东当了主席；没一个月，又改成了“桓台县第二区区公所”，杨岳东还是区长。那时候，卫固、街子、北石桥的鬼子据点离二区不远，时不时就来骚扰，

可二区的党政军群组织却越来越全——武子刚管农救会，李桂明管妇救会，李光宗管青救会，傅赤先跟着帮忙，区中队队长张勋臣带着队员们天天练枪，就连村里的妇女都组织起来，给战士们做布鞋、缝棉衣。

到了1940年底，二区的抗日形势好得让人不敢相信。县委、县政府的重要会议，居然敢在离街子据点只有两华里的曹村开——要知道，街子据点里的鬼子天天都在村口晃，

可二区的人就是有这个底气，因为他们知道，村里的老百姓都是自己人，只要鬼子敢来，家家户户都会变成藏兵的窝。那时候，二区的村支部已经有十五个了，

湖田乡的五个支部划给新四区后，龙凤乡、甘鲁乡、马公乡又新添了六个，党员人数也突破了一百一十人。

在湖田地区，这股星火烧得更旺。1940年，下湖村的张春荣牵头建了党支部，

先后发展了何延昌、张耀荣等十个党员，这些庄稼汉放下锄头就是战士，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就聚在张春荣家的地窖里，商量着怎么给区中队送情报，怎么跟鬼子周旋。

上湖村的王恩普也建了支部，他和孙玉祥、孙玉荣、刘艾农四个党员，把村里的青年都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小分队，专挑鬼子的运输队下手。

南焦宋村虽然1940年才建了党小组，但到了1945年，也正式成立了党支部，毕瑞甫当支书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跟着党支部走，就能打跑鬼子。

湖田地区村里墙上刷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到了1941年，湖田地区的抗日浪潮已经挡不住了。

村里的墙上刷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救亡歌曲从早到晚都能听见；村口的大槐树下，天天都有送子参军、送郎上战场的场景，老大娘把煮好的鸡蛋塞进儿子兜里，媳妇帮丈夫紧了紧绑腿，

嘴里说着“多杀几个鬼子，早点回来”；就连七八岁的儿童团，都戴着红袖章，拿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放哨，看见陌生面孔就盘问，发现鬼子的动静就赶紧往村里报信。

孙凤文在李家庄打跑鬼子后，曾带着几个战士去过湖田地区。

他站在村口，看着那些扛着锄头的农民、唱着歌的青年、站岗的孩子，心里忽然就踏实了——他知道，李家庄的枪声不是白响的，二区的星火也不是白烧的，

这些老百姓，这些党员，这些战士，就是黑铁山脚下最硬的骨头，最亮的光，只要这股劲不散，鬼子就永远别想占了这片土地。

【本文选自遵义空间 特此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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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夕阳红似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