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客家话，这一独特的汉族方言，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统一岭南，派遣了数十万规模的军民南下，征讨百越之地。这些早期南下的秦朝军民及其后裔，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的过程中，播下了客家先民最初的种子，他们的语言也成为客家话形成的遥

客家话里的古风雅韵

客家话，这一独特的汉族方言，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统一岭南，派遣了数十万规模的军民南下，征讨百越之地。这些早期南下的秦朝军民及其后裔，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的过程中，播下了客家先民最初的种子，他们的语言也成为客家话形成的遥远起点。

一个有力的语言学证据得以保留至今：在许多客家方言片区，“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的发音是“亻厓”（ngai），这与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其不朽名篇《离骚》中所使用的古老自称“吾”字，在语音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客家话的真正定型，则与西晋末年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永嘉之乱”息息相关。公元4世纪初，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西晋王朝覆灭，大批中原汉族士族百姓为躲避战火，被迫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次历史性的迁徙浪潮，将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一带的官话（据信为当时的标准语或雅言）带到了南方。

这些南迁的中原人进入闽、粤、赣交界地带的山区后，他们带来的中原古音古词与当地原有的土著语言发生了深刻的碰撞与融合。在漫长的岁月里，这种融合逐渐沉淀，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既保留中原古韵又吸收南方元素的客家话体系。

客家人对于自己的母语怀有深厚的情感和执着的坚守，世代流传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训，将语言视为维系族群认同和文化传承的命脉。这种对母语的珍视，使得客家话保留了丰富的古汉语特征。

据记载，当地曾有年届九旬的老者，能够用纯正、流利的客家话，完整地吟诵唐代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他吟诵之时，语音的抑扬顿挫、声调的丰富变化，完美地契合了古汉语诗文所讲究的平仄格律。

拓土兴业：迁徙路上的智慧与担当

在这一千多年漫长而艰辛的迁徙历程中，客家人为所到之处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个典型的例证发生在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大迁徙运动中。当时，由于战乱等原因导致四川人口锐减，清政府鼓励湖广等地区百姓迁往四川垦荒。大量客家人响应号召，跋山涉水，进入巴蜀大地。客家人精于农耕，尤其擅长山地农业开发，他们的到来，有效地提升了四川地区，特别是川西平原的水稻产量，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这段历史的印记，至今仍可在成都著名的客家聚居区——洛带古镇寻觅到。在洛带古镇保存完好的广东会馆内，陈列着一个制作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精致水车模型。相传，正是这种由客家人推广使用的精巧灌溉装置，通过有效利用水力资源，解决了丘陵山区的灌溉难题，显著提高了水稻田的灌溉效率，使得当时川西平原的水稻亩产量获得了高达三成的提升。

清朝中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最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洪秀全本人就是广东花县的客家人。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发动起义，最初跟随他的核心队伍约有三万人，据历史学者考证，其中高达七成是与他同源的客家人。

这些客家人大多来自广西、广东的山区，许多人世代从事开矿、冶炼等行业，因而精通矿冶和金属锻造技术。在太平军中，他们发挥了关键作用，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将当时常见的土法锻造的刀、矛等冷兵器进行了改良，甚至研制出了可以实现连发射击的火铳（早期管状射击火器），极大地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更有甚者，在太平军攻克并定都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期间，客家兵匠们还在城头架设起了一种被称为“连环地雷炮”的防御武器。这种武器的具体构造和威力细节虽有待考证，但在当时的记载中，它确实对围城的清军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和实际杀伤，一度让清军将领闻风丧胆。

土墙里的家国情怀

为了在动荡的岁月中求得生存、繁衍和家族的安宁，客家人凭借着非凡的智慧和凝聚力，创造出了世界建筑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以广东梅州的围龙屋和福建西南山区的土楼为代表的客家围楼。

大约在明代中后期，赣南（江西南部）地区的客家人开始大规模建造一种被称为“围龙屋”的建筑。这种建筑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厚重坚固的外墙，通常采用当地的生土、石灰、细砂等混合材料，通过反复夯筑而成，墙体厚度惊人，往往达到两三米甚至更厚。如此坚固的夯土墙，足以抵御当时猖獗的土匪和地方械斗的攻击。

围龙屋的内部结构也极为独特，通常以前低后高、中轴对称的半月形或环形布局展开，核心是祠堂，居住单元沿着围墙内侧层层分布。一座规模较大的围龙屋，可以容纳同一宗族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共同生活，形成一个自给自足、守望相助的强大社区。

与围龙屋异曲同工，福建永定、南靖等地的客家人则发展出了更为高大、封闭的圆形或方形土楼。这些土楼同样以其宏伟的体量和强大的防御功能著称。以建于1912年的永定“土楼王子”——振成楼为例，它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八卦”的理念进行布局，内部空间划分清晰，通风采光良好。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其周全的防御设计。振成楼的外墙同样由厚实的夯土筑成，高达数丈，仅在底层开设坚固的大门。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设计建造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防火攻的需求。楼内巧妙地设置了贯通的防火注水暗槽系统，一旦遭遇火攻，可以迅速引水灭火，其设计的预见性和实用性令人赞叹。

四海为家：客家人的开拓与传承

客家人的基因里，似乎天然铭刻着一种不安于现状、勇于向外开拓的精神。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下南洋”浪潮的兴起，大批客家人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各地谋求生计，他们的足迹遍布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为当地的开发和建设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领袖人物。

其中，来自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叶亚来（Yap Ah Loy），便是这段波澜壮阔的华人海外奋斗史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凭借着客家人特有的坚韧、胆识和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逐渐脱颖而出。

在雪兰莪内战期间，当时的吉隆坡（Kuala Lumpur）遭受战火严重破坏，几成废墟。叶亚来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吉隆坡的第三任华人甲必丹（Kapitan Cina，意为华人领袖），肩负起重建城市的重任。他所规划建设的茨厂街一带，成为了吉隆坡最早的唐人街，至今仍是繁华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为了纪念这位客家先贤对吉隆坡开埠和发展的巨大贡献，当地政府特将一条街道命名为“叶亚来街”（Jalan Yap Ah Loy），让他的事迹流传后世。

出生于广东梅州的现代绘画大师林风眠，就是一位深受客家文化滋养的艺术家。他的艺术生涯横跨东西方，致力于调和中西艺术。在他的绘画创作中，尤其是他笔下的仕女形象，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韵味和飘逸的线条感。有评论家认为，这种韵味与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客家山歌中那种悠扬婉转、自由舒展的旋律感悟不无关系。

根脉绵延：新时代的客家文化新声

纵然历经千百年的迁徙流转，足迹遍布五洲四海，客家人对于自身文化根脉的眷恋与守护，却从未因时空的阻隔而淡漠。无论是在原乡还是异域，他们都以各种方式顽强地延续着独特的语言、习俗和信仰，让客家文化在世界各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聚居着大量客家人的台湾桃园地区，当地的客家村落至今仍然保留着一项古老而盛大的传统祭典——中元节“杀大猪”。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村民们会挑选出精心饲养的、重达三百斤以上的大肥猪，将其宰杀、清洗、褪毛后，用竹架支撑，并加以彩纸、灯饰等精心装饰，使其外观形似象征祥瑞的麒麟。

随后，这头巨大的“神猪”会被隆重地抬到庙宇或祭祀场所，作为献给神明和祖先的核心祭品。据民俗学者考证，这种“杀大猪”祭祀的仪式，其源头可能追溯到中国古代周朝时期的“衅钟”之礼（即用牲畜之血涂抹新铸成的钟或其他器物以示神圣）。

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先生，祖籍广东梅州大埔，他本人虽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却始终坚持在家庭内部使用客家话与家人交流，甚至亲自用客家话教导自己的孙辈认字读书。他曾多次公开表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丢失了自己的方言，就等于切断了文化的根脉”。

参考资料：[1]张保见.从方言看客家人的和合理念[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3(1):100-105

来源：赖正直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