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晚上，平壤西郊一家对外营业的高档餐厅里，一位年轻女子在角落点了一杯进口威士忌。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晚上，平壤西郊一家对外营业的高档餐厅里，一位年轻女子在角落点了一杯进口威士忌。
她没多说话，只是偶尔低头看手机，时不时抬头望向门口，像是在等人。
隔着窗，一辆车缓缓停下，车身是黑色的奔驰S级，车前的车标在霓虹灯下泛着光。
那一刻，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以“平均主义”著称的国度里，阶层的分化已经悄悄长出了根。
说起来还真是有点讽刺。
朝鲜这地方，外人一直以为大家都差不多，吃穿用度都靠配给，街上见不到广告，超市也没几样商品。
可实际上，那会儿在平壤的某些区域，已经出现了另一番景象——进口家电、外国饮品、私人司机，还有专门为“特定人群”服务的娱乐场所。
这些人从哪儿来？钱又是怎么来的？这事儿要从“对外服务窗口”说起。
那时候，朝鲜对外旅游刚有点起色。
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些服务点，供外国人消费，商品统一标价，结算用外币。
按理说，普通老百姓根本无缘接触这些地方。
可慢慢地，工作人员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来消费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本地人却越来越多。
而且看穿着打扮、出入方式，明显不是一般家庭能负担得起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早在2000年左右，朝鲜就开始尝试让部分系统单位参与对外贸易，尤其是军工、资源和运输等领域。
这些单位的负责人，通常是军方高层或者有背景的技术干部。
他们有渠道、有资源，能接触外部市场，也能掌握外汇。
比如在中朝边境，一些贸易公司以煤炭换日用品，利润不少。
再比如负责矿产出口的单位，每年都有稳定外汇收入。
虽然这些钱理论上归国家所有，但实际操作中，单位自留部分成了“公开的秘密”。
就这样，一批“体制内的新富阶层”悄然出现。
他们不叫老板，不叫企业家，也不叫资本家，大家更愿意称他们为“红色商人”或者“系统内能人”。
他们的孩子，从小生活优渥，受过良好教育，有的还送到中国、俄罗斯甚至欧洲留学。
回国后，自然成了“别人口中的别人家孩子”。
那位在餐厅里等人的女孩，就是其中一员。
她的父亲，是外贸部某个重要窗口的负责人，母亲曾在平壤轻工业大学任教。
她自己大学在平壤外国语大学读的，英语流利，朝鲜语也标准，说话时总带点外交官的腔调。
她的择偶标准，说起来也挺特别：必须是平壤本地人，有军队服役经历，党员出身，还得上过大学。
钱倒是其次，主要看“根子正不正”。
这听上去或许像是“精英主义”，但在那个环境下，其实是种“安全选择”。
在朝鲜，兵役不仅是义务，更是一种身份认同。
党员身份意味着政治可信，平壤户籍背后则是资源和网络的象征。
她们不想找太有钱的，也不敢找太普通的。
太有钱的容易出事，太普通的又没背景可依。
她们想的是，“稳”。
可这份“稳”，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那会儿，朝鲜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也就三五十块。
到对外餐厅吃一顿饭，可能就是他们一个月的收入。
更别提去桑拿、按摩馆、咖啡厅这类“奢侈场所”。
可奇怪的是，街头巷尾却很少听见谁抱怨“有钱人”。
不是没人羡慕，而是没人敢说。
也确实，朝鲜对贪腐的打击极其严厉，动辄就是“公开审判”甚至“枪决”。
所以那些有钱人，往往也得低调做人，生怕惹出麻烦。
再说了，普通人眼里有钱人往往是“有背景”的，那是他们碰不到、也不想招惹的世界。
不过事情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
2020年以后，随着信息渠道慢慢松动，尤其是手机使用逐渐普及，一些“窗口信息”开始在民间流传。
有人开始偷偷看国外电视剧，有人通过亲戚了解中国的生活，还有人干脆走私电子设备在家看韩剧。
人们渐渐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只是“资本主义水深火热”，还有便利店、自来水和自由选择职业的可能。
差距就这么被拉开了。
而那个叫“差距”的词，在朝鲜过去是不存在的。
从资料来看，2023年平壤市区的汽车牌照注册数据出现异常增长，尤其是进口车登记数量，比前一年度翻了一倍。
虽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至少能说明：私人汽车的数量正在上升。
而在朝鲜，能买车的，绝对不是普通人。
说到这，有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
2024年8月，在元山的一处海滨浴场，有记者拍到一群年轻人玩水上摩托。
这些摩托都是进口的，价值不菲。
据目击者说，那天他们带了好几箱进口饮料，还有一只德国牧羊犬——在朝鲜，普通人养狗都难，更别说这种“奢侈狗”。
可没人围观，更没人报警。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人“惹不起”。
从那以后，那片海滩被周边人悄悄改了个名字，叫“特区湾”。
参考资料：
金正哲，《朝鲜社会经济结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柳成浩，《边境贸易与朝鲜经济》，辽宁民族出版社，2021年。
《平壤日记：一位驻朝外交官的见闻》，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
崔顺吉，《朝鲜现代社会阶层变化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22年。
来源：三分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