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扎根中国土壤的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既是回应本土治理实践的理论自觉，更是社会科学自主性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理论范式与中国乡村现实的适配性挑战，如何从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制度优势与文化基因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本土化理论，成为破解政

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化 (笔谈)

编者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扎根中国土壤的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既是回应本土治理实践的理论自觉，更是社会科学自主性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理论范式与中国乡村现实的适配性挑战，如何从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制度优势与文化基因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本土化理论，成为破解政治学话语“输入型”困境的关键命题。为此，本刊集结学界同仁，围绕“乡村治理研究话语体系中国化”展开多维研讨，力求推动学术叙事从问题导向转向体系建构，从现象阐释转向规律揭示。

本期专题以理论深耕与实践观照的双向互动为鲜明特质，呈现三重研究向度：其一，锚定本土理论建构的主体性。黄祖辉教授从党建引领切入，解码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密码；任剑涛教授立足知识论视野，重构乡村治理话语的“中国性”坐标；郎友兴教授重释“乡村性”本质，为理论回归乡土社会奠基逻辑起点。其二，深耕多元治理实践的本土化路径。左亚文教授开掘民间信仰的现代治理价值，张琦、唐鸣聚焦低收入群体帮扶、人口结构变迁等现实问题，司伟教授解析农业转型与市场体制的适配逻辑，韩旭研究员强调“内在视角”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基意义，展现治理智慧的实践生成性。其三，直面数字化与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许源源教授系统建构数字乡村的实现路径，唐斌教授揭示数字游民对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机制，唐小芹教授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彰显技术变革与治理创新的深度耦合。

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既从“唯真尚美求实”价值内核（汤建军）、薛暮桥思想（仝志辉）、“第二个结合”（詹志华）中汲取历史智慧，更深入县域经济运转（肖卫）、县乡机构改革（杨华）、驻村干部信任机制（梁丽芝）等中观场域，在制度肌理与治理细节中捕捉理论生长点。陈文胜教授关于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路径阐释，王薇教授对乡村共同体演进的动态考察，则为研究注入了历史纵深感与未来指向性。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本质是本土化话语体系的建构之路。本刊将以此为起点，助力于推动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经验升华为具有解释力、批判力与引领力的理论体系，为全球乡村治理贡献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关于中国乡村治理话语体系构建，本人认为应主要围绕“求真”“尚美”“求实”这三个关键词，来探析当下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时代价值。

第一个词“唯真”。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培养更多杰出人才作出贡献”。乡村治理一词虽古来有之，但时代变迁使其内涵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本质上是一套持续探索构建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并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知识体系，传统农耕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正在遭遇现代化转型，其话语体系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独特的时代价值首先体现在“求真”，那就是要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到人民的心坎上，要去研究真问题。其一，它像一座桥梁，能够让党的政策更好地传达给基层群众，也能够让群众的意见和需求更好地反馈给党，从而增强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其二，它像一座护城河，守护着乡土独特文化。通过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话语体系，能够更好地展现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同时，也能够抵御不良文化的侵蚀，保护乡村文化的纯洁性和独特性。

第二个词是“尚美”。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就是乡村振兴的标志性内容。美丽乡村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不可或缺的话语体系关键词。“尚美”不仅是对外在美的追求，更是对内在美德的崇尚。“尚美”作为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强调“尚美”价值，有助于引导乡村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乡村治理中“尚美”道德教化，可能达成乡村治理共识，它不仅能够强化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和道德支撑，激发乡村活力与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够构建和谐社会与推动乡村善治。比如，通过挖掘和弘扬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地方美食等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美”元素，可以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又如，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整合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等措施，可以实现乡村治理效能的最大化；通过举办民俗节、文化讲座、手工艺展示等活动，可以激活乡村的文化活力，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利用传统手工艺和民间艺术开发旅游纪念品、手工艺品等，可以增加乡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推动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

第三个词“求实”。从党中央将“乡村治理”写入政策文件以来，各地涌现了非常多地方探索典型案例。比如重庆长寿区“湾长制”、内蒙古兴安盟“村闻联播”、浙江慈溪“群治分”、安徽绩溪“三步四合”、广西田阳“农事城办”等因地制宜、特色各异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广泛共识与深刻启示。我们湖南乡村治理落实情况怎么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近年来，湖南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开展试点示范，探索总结了一批有效模式。比如长沙市的“三长制”、浏阳市的“屋场议事会机制”、永州的“老年互助社”等等，但对比制度性成果产出较多的江浙一带，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制度不多。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首创制度和可推广的制度却较少。比如，韶山市创新“1410”治理新模式，津市市“三折”积分管理模式等虽是有益探索，但是从全国层面看，只能说是现有制度的衍生，而非首创。

二是制度性成果宣传不够。比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干部学院每年接待的场次在2000场左右，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村每年接待的场次也在2000余场，湖南省部分村在制度性成果宣传这一块相对较“被动”，我们团队在基层调研的时候，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有些地方将“调研”看成“接待”，将“交流”理解成“文山会海”，对于学者的到访“爱答不理”，忽略了交流和思想融合所产生的思想价值可能远远大于物质成本投入。

三是守正不够，创新则不稳。制度性成果的产生需根植于本地文化的挖掘，例如网格化管理这一政策并非适应于所有的地区，类似于矿区等人口流动性大，治安管理较为复杂的村庄可以重点推进网格化治理，对于普通的农村地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本则过高且容易形式化。湖南应当坚持“务实”的原则，提出适合湖南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院长(副主任)、研究员；来源：《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1期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