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实上，日本政府虽多次道歉，但从未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中作出真诚道歉。不仅如此，右翼势力还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等行为，强化民族主义情绪。而且历史教科书篡改问题长期存在，竟然如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等表述。

最大的原因就是8月15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这个意义如此重大的日子里，日本内阁成员却公然参拜“神厕”，石破茂还供奉祭品，属实有点给我们“上眼药”的感觉。

这也代表着日本打死都不会承认错误。

众所周知，日本至今仍然未对其发动的侵华战争向中国公开表示道歉。

事实上，日本政府虽多次道歉，但从未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中作出真诚道歉。不仅如此，右翼势力还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等行为，强化民族主义情绪。而且历史教科书篡改问题长期存在，竟然如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出"等表述。

德国总理可以为纳粹的罪行在华沙惊世一跪，日本首相却依然在靖国神社的香火中，向甲级战犯的亡灵低头。这背后，是一套被固化了的国家逻辑：可以承认战败，但绝不承认罪行。

在许多日本人，尤其是一些老兵的记忆里，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在广袤土地上侵略了十四年的中国。一个日本老兵就曾坚称，击败他们的唯一原因，就是那两颗从天而降的原子弹。这种观点在民间很有市场，甚至演化出一种更极端的假设：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的介入，日本早就占领整个中国了。这种论调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强者崇拜心理。

输给拥有原子弹的美国，不丢人。输给横扫关东军的苏联红军，也可以理解，毕竟那种钢铁洪流的压迫感至今仍让日本对俄罗斯心存畏惧。但输给那个他们一直轻视、积贫积弱的中国？这在情感上，是无法接受的。

这种“畏威而不畏德”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只会向绝对的实力低头，而不会为道义上的缺失忏悔。于是，他们选择性地将战败的对手锁定为美苏，从而巧妙地回避了在中国战场上陷入泥潭并最终溃败的窘境。

为了让这套叙事深入人心，教育成了最关键的战场。教科书里，“侵略中国”被悄悄修改为“进出中国”，一个词的替换，便将一场血腥的战争罪行，淡化成了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

尤其是南京大屠杀，这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惨痛伤疤，被描述为一场“事件”，遇难人数也被各种说法模糊化，仿佛那三十万冤魂只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的人体实验，则被轻描淡写为“战时医疗研究”。

如果说内部的叙事重塑是日本为自己打造的一面心理盾牌，那么来自美国的外部庇护，则为这面盾牌提供了最坚实的政治外壳。

战后，美国的首要目标是将日本改造成为其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冷战前哨。在这个宏大的地缘战略棋盘上，对日本战犯进行彻底清算，显然不是最优先的选项。

于是，本该是彰显正义的东京审判，变成了一场被后世诟病的“选择性正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的命运。这位安倍晋三的外祖父，不仅被免于起诉，最终还登上了首相的宝座。

当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嫌疑人都能摇身一变成为国家领导人时，这无疑向整个日本社会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战争罪责，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被豁免的。

不只是岸信介，众多乙级、丙级战犯也被大事化小，或重返公职，或安享晚年。军国主义思想的根基从未被彻底铲除。更关键的是，美国保留了天皇制，并将发动战争的裕仁天皇，成功塑造为一位爱好和平的“和平象征”。

这种不彻底的清算，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战犯及其后裔得以持续活跃在日本政坛，影响着国家的走向。

外交层面，美国同样为日本送上了一道“护身符”。1951年，在美国主导下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竟然将中国等主要受害国排除在外。这一操作，从法理上为日本逃避对这些国家的战争赔偿和正式道歉制造了便利条件。

这与德国的战后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被美、苏、英、法四国分区占领，纳粹势力被连根拔起。地处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德国若想实现经济复兴，就必须与所有邻国达成和解。

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惊天一跪”，成为了德国真诚忏悔的永恒象征。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经济发展并不严重依赖与亚洲邻国的和解。它在美国的庇护下，可以对投下原子弹的美国俯首帖耳，却对曾经蹂躏过的中国充满轻视。

对于日本政客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挑衅行为，美国也大多采取纵容态度。因为一个对历史问题态度模糊、对华立场强硬的日本，恰恰最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

当外部的压力被解除，内部的执念便开始疯狂生长。这种执念，源于战前军国主义的深刻烙印，又在战后经济奇迹的催化下，演变成一种拒绝反思的社会心理。

对于许多经历过战争的老兵来说，战败带来的心理冲击是毁灭性的。他们曾是被“国家神道”和《教育敕语》洗脑，被灌输为天皇和“圣战”献身的一代人。在战场上，他们是“英雄”，是“国家的栋梁”。

然而，战败后，他们从云端跌入泥潭，成了社会的“废物”。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让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心理。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信仰是错的，不愿承认那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否则就等于否定了自己整个人生。

于是，他们宁愿将战败归咎于原子弹这样的外力，甚至幻想通过再次发动战争来寻回逝去的荣耀。而日本政府向这些退伍军人发放的高额补助，非但没有促使他们反思，反而在客观上维护了他们的优越感，固化了这种扭曲的心态。

如果说老兵的怨念是向后看，那么战后经济的飞速崛起，则让整个日本社会开始向前看，甚至是一种选择性的“向前看”。

到1968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助长了整个民族的优越感，也冲淡了所剩无几的战争罪责感。这种心态，被右翼势力巧妙利用，他们将经济成就包装成对战争罪行的“赎罪券”。

甚至出现了“中国的发展应该感谢日本当年的工业化”之类的荒谬言论。这种用经济成就来粉饰侵略历史的逻辑，本质上是用一种新的傲慢，来掩盖旧的罪恶。

这种集体心理，还需要一个精神寄托的场所，那就是靖国神社。通过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与普通士兵的牌位混同供奉，靖国神社成功地将一场侵略战争的罪责，模糊为一场为国捐躯的悲剧。这里成为了日本右翼持续操弄历史问题的精神工具，也是战前“国家神道”洗脑术的阴魂不散。

当然，并非所有日本人都被这种扭曲的史观所裹挟。也曾有像前731部队成员清水英男那样的忏悔者，勇敢地站出来揭露当年的罪行。也有像“中归联”这样的组织，由被俘后经过改造的日本老兵组成，致力于中日友好和反战活动。

这些微光的存在说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并非不可能，但它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显然不是主流。主流的声音，被政治和社会的合力，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有趣的是，真正让日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并非道义上的感化，而是一场战争的实力展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联合国军打得有来有回，这份战绩，让一直崇拜强者的日本，不得不对这个邻国刮目相看。

这似乎再次印证了那个观点：只有绝对的实力，才能迫使他们低下高傲的头颅，真正开始正视那段不愿承认的历史。

来源：影史奇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