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评院士疑云，人脉与平台有多重要？“走后门”其实早有端倪

摘要：当年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给余嘉锡排了个“青面兽杨志”，还写了两句诗：“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这话当然是调侃，但也不是无的放矢，是有出处的。

当年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给余嘉锡排了个“青面兽杨志”，还写了两句诗：“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这话当然是调侃，但也不是无的放矢，是有出处的。

事儿还得从启功的回忆说起。余嘉锡，清末做过小官，后来在《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馆过，三十年代才去辅仁大学当教授、国文系主任。启功在《启功口述历史》里说，中研院首届院士评选时，辅仁校长陈垣是评议员。就在陈垣要去南京的前夜，余嘉锡的儿子余逊连夜登门，跟陈校长彻夜长谈，讲的全是余嘉锡学问多厉害，成就有多大。虽没明说让陈校长“帮个忙”，但用意很明显，陈校长心里也有数。结果，余嘉锡果然被选上了。

有人质疑，但没证据反驳

《现代学林点将录》出版后，有位叫“鲁崮”的先生写文章反驳，说我“武断”“信口雌黄”，但通篇也没拿出能反驳启功回忆的实质证据。归根结底，这种学界“卫道”心态多于事实讨论，我也就没再理会。

今年我无意中翻到新出版的《柴德赓日记》，又找到个旁证。1951年7月14日，柴德赓记载，去张亮丞（张星烺）家吊丧，张的儿子说，父亲临终最放不下三件事，其中一件是“对不起余逊，因某日早晨，张对余老先生为院士事语有大不敬处”。所谓“院士事”，就是余嘉锡1948年当选中研院院士那档子事。张星烺和余嘉锡、陈垣都在辅仁，学界圈子很小，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

巧的是，这天柴德赓还去找了启功。柴和启功都是陈垣门下“南书房四行走”，圈子里的小道消息，估计早就互通有无。所以，余嘉锡为评院士，儿子出面请托，确有其事。至于陈垣怎么“周旋”，有多大作用，确实难以考证，但“走后门”这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有意思的是，有人骂我，说我觉得余嘉锡“够不上院士”。其实我原文很清楚：余嘉锡学问当然厉害，不然我也不会把他排那么靠前。但他当时声名普通，《四库提要辨证》只出了一半，单凭学术影响确实很难入选。我的意思是，学界声望、资源、人脉（布尔迪厄讲的“文化资本”）全都重要。余嘉锡那会儿，靠平台、靠人脉，这才有机会当院士。

其实这种“平台效应”，学界古今中外都一样。王国维靠朋友，陈寅恪靠家世，饶宗颐靠商帮，拉关系、组圈子，都是现实。邓广铭说过：“名角需要捧场，学人同理。”章士钊也说：“名士亦须拉缆人。”放到余嘉锡身上，一点也不夸张。

余嘉锡自己也很清楚。他入选后写信给杨树达，说自己“声誉不显，能中选是运气好”，而且那次评选，几乎全是公立大学出身，他是唯一私立大学代表。选他，估计也是为了平衡院士结构。

评院士这种事，从来都不是单纯论学问，外缘、圈子、平台，哪个不重要？古人“劣币驱良币”，今天其实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