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夜读《管子》，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八字，墨迹虽淡，仍觉千钧之重。这“耻”字竟与礼、义、廉并列，成为支撑国家的四柱，足见古人将其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耻”这一概念，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历经时代淬炼，至今仍在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中熠熠生辉。

理解“耻”的内涵与价值

郑志忠

夜读《管子》，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八字，墨迹虽淡，仍觉千钧之重。这“耻”字竟与礼、义、廉并列，成为支撑国家的四柱，足见古人将其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耻”这一概念，贯穿中华文明数千年，历经时代淬炼，至今仍在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中熠熠生辉。

“耻”之观念，源远流长，内涵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先秦诸子论耻，多从“人之所以为人”出发。孔子言“行己有耻”，是教导士人立身处世须有底线，知所当止；“有耻且格”则指出道德教化能使民众心生羞耻而诚心归服。孟子更为直截：“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将耻感视为人性善端的萌芽，失此心则近于禽兽；故强调“人不可以无耻”，道出羞耻心对于为人的关键意义。《中庸》所谓“知耻近乎勇”尤为精妙——不将羞赧视为怯懦，反当作进德修业的勇气：唯有承认不足，方能补过迁善，这份清醒自觉，正是勇者的底色。

至宋明理学，诸儒论心性，更重耻德。朱熹谓耻乃“吾所固有羞恶之心”，存之可入圣贤之域，失之则流于卑下，言语虽重，却道破了耻与人格修养的关联，是成贤成圣的关键。陆九渊直斥“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犹如当头棒喝，迫人反省：若无羞耻心，与行尸走肉何异？吕坤则将之与治国之道相联，指出“五刑不如一耻”，道破教化真谛——刑罚禁于行，耻感束于心，欲求长治久安，必使羞耻之心深植人心。

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倡言“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论耻格局更为宏阔。他提出“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将个人廉耻与家国荣辱紧密相系。当时山河破碎，士人若寡廉鲜耻、尸位素餐，国家便失却脊梁。此言既是痛陈时弊，亦为后世读书人立下规箴：个人体面，从来与家国尊严同频共振。近世康有为亦指出“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认为“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

世人多将“耻”简单理解为受辱，实则不然。真耻乃是内心的尺度，非惧人言，乃畏己心。古人区分“道德之耻”与“自然之耻”，尤见仁厚——因恶行而羞惭，是向上的动力；因他人天生缺陷而讥嘲，则是真正的失德。“耻”既包含外辱所致的耻辱感，更重在内心省察过失产生的羞愧感。后者才是根本的道德情感，能导人向善。古人亦别“个人之耻”与“集体之耻”：前者关乎一己品行得失，后者系于群体乃至国家民族的尊严。岳飞“靖康耻，犹未雪”的浩叹，便将“集体之耻”镌入民族记忆，化作凝聚人心、砥砺前行的火种。

今日再论耻德，非为复古，实为寻根。于个人，知耻是道德自律的基线，心有此弦，便能在诱惑前持守分寸，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于社会，人人知耻，自能形成向善之风，崇善抑恶，使诚信、互助成为常态。吕坤“五刑不如一耻”之论，于今仍有深意——法治为外在约束，耻感是内在自觉，刚柔相济，方能成就更有温度的治理。“勿忘国耻”始终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励奋发进取的重要源泉。当下价值多元、信息纷杂，耻感淡化、荣辱不分乃至以耻为荣的现象间或有之。重申“知耻”价值，引导人们明辨荣辱，对于抵制低俗文化、网络暴力、极端利己等乱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

2006年提出的“八荣八耻”，更是将千年耻文化转化为新时代的行为准则。从“热爱祖国”到“艰苦奋斗”，从“服务人民”到“诚实守信”，字字切实，如明镜照见荣辱界限。它涵盖法律、道德、信念三层维度，为全体公民提供了清晰可行的当代规范。这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刻，而是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古老智慧在现代生活中焕发生机。

掩卷沉思，方知这“耻”字从来不是枷锁，而是安身立命的锚点。传承弘扬“知耻”文化，使人知敬畏、守操守；助社会树新风、存良善；促国家有底气、图自强。它绝非陈旧遗物，而是常驻人心的良知尺度，时刻提醒我们：有所守，有所拒，方能有所成。唯有培育内在的道德良知与责任感，方能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责编|林圣裕 编审|郑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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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仙游报道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