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护理保险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功能社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老龄化给人口带来更高的失能风险，可能挤占家庭劳动力，削弱家庭的收入功能；而家庭功能的社会化使得照护失能人口的成本成为显性成本，可能进一步导致家庭支出增加，使家庭进入经济困难周期。长期护理保险可以通过
作者｜吴越 张楠楠「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文章｜《中国保险》2025年第8期
长期护理保险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功能社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老龄化给人口带来更高的失能风险，可能挤占家庭劳动力，削弱家庭的收入功能；而家庭功能的社会化使得照护失能人口的成本成为显性成本，可能进一步导致家庭支出增加，使家庭进入经济困难周期。长期护理保险可以通过事先的合约安排为日益增长的长期护理成本融资，对于熨平家庭财务波动性有重要意义。长期护理保险的设计以家庭需求为出发点，但它不仅仅影响家庭单位的经济周期。一方面，长期护理服务保险涉及劳动力如何在家庭服务与社会服务间分配；另一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可能影响失能人口对第三方服务的使用，进而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溢出效应；此外，无论外部经济条件如何，长期护理的需求存在刚性，这也意味着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与供给可以持续存在，有助于增加宏观经济总体的稳定性。
从世界范围看，由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内在与外部的调节作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是以公共融资为基础，也即以提供社会保障或准公共品为形式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例如大部分欧洲和亚洲国家。一些国家，例如美国采取的是以公共医疗补助计划（以下简称Medicaid）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框架。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始于2016 年6 月《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全国以社会保障的形式进行局部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并在此基础上的推广。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构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框架，协同促进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建立多层次的保障制度体系需要对既有实践经验进行观察与总结。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能否减少失能风险给个人和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与间接成本？能否促进医养产业的发展以及推动相关服务市场供给的增加？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家庭与社会层面的经济稳定性，减少周期性波动？厘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的制度设计，包括强化正外部性、优化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分工，以及优化公共政策安排等。
长期护理保险是以覆盖失能风险人群相关护理费用的融资制度安排。其融资效应体系在失能情境下的保险补偿对传统护理或医疗服务产生替代，同时可能提升失能人口健康水平，进而在总体上带来健康或医疗成本的下降，帮助家庭降低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
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同，制度安排的细节也有所不同，这使得关于长期护理保险融资效应的研究结论也有所不同。长期护理保险在2000年进入日本市场，迅速成为克服长期护理市场融资供给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Ando（2021）讨论了日本在引入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后老龄人口的实物消费，公共健康支出趋势是否改变。结论显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引入对于实物性消费（in-kinds benefits， 具有货币价值的非现金福利）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对于公共健康支出缺乏显著的影响。韩国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在2008年开始为超过65岁的人群提供公共层面的长期护理保险。Kim， Yang等（2023）研究了长期护理保险对于健康护理支出的动态影响。结论显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之后，老龄人口的平均开药（prescription drug）和门诊（outpatient）支出有所上升。支出在总体上增加，但增长速度适中。文章还发现一些现象，即老年人更多使用长期护理医院（LTC hospital）而不是传统住院服务（inpatient hospital services），长期护理保险对健康支出的结构的影响有所体现。
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主要覆盖既定年龄以上，符合失能标准的老年人口，保险给付以长期护理的社会服务成本为主，而长期护理保险的社会服务成本的数据相对缺乏，因此较多研究集中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医疗支出上。李文慧（2024）以山东省为样本地区，研究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对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文章得出结论，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地区城市中老年群体的月门诊次数、年度住院次数和年度住院费用存在较为显著的降低作用，同时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地区中老年人健康状况显著提升，说明长期护理保险的经济节约效应并未带来隐性的健康损耗成本。
刘方泽（2024）、王静仪（2024）、李立清、张静怡（2024）论证了相似的观点，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总体有利于缓解中老年失能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尤其对于特点时期门诊次数、门诊费用及住院费用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作用。但刘方泽（2024）的研究表明，长期护理保险对于住院次数的影响不显著，失能老人的住院需求随着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出现了增长。李立清、张静怡（2024）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轻度失能老年人群体减负效应显著，但对于降低重度失能老年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的作用并不显著。彭美华、李希、廖芳、蒋高攀（2024）的研究对象为试点城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结论显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医疗服务费用和医疗服务利用频次，但短期效应没有长期效应显著。
以上研究多以公共层面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研究背景。从各国研究来看，长期护理保险的引入对于家庭单位总体发挥了积极的风险融资功能。它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失能群体的健康和医疗成本，减少了家庭的财务负担，减少了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长期护理保险的内部融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在短期与长期、不同人群中体现了差异。出现不同研究结论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不同研究选取样本与样本所处环境不同，各国关于护理支出与失能相关的医疗支出以及健康支出等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数据一致性的支撑可能不够充分。但不同研究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安排的特征差异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内部融资效应存在影响。例如保险覆盖规模（是否为全覆盖或特定群体覆盖），以及保险给付方式（是否为现金或服务给付、是否覆盖医疗服务成本或社会服务成本）等，都是现实中可能影响长期护理保险作用的重要因素。要发挥长期护理保险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需要从保险参与程度、保险合同设计、保险效果可持续性等方面优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安排。尤其是保险合同设计方面，更深入地研究如何覆盖长期护理成本（医疗服务成本或社会服务成本，或两类成本），如何进行保险给付（现金或服务，或二者兼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无论是商业模式或公共模式，长期护理保险通过投保人与保险人/机构的风险分担为投保个体提供了失能风险或看护医疗成本的融资渠道，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微观主体层面，尤其是对于家庭内部产生积极的收入效应。从文献与市场观察来看，最突出的收入效应体现在对家庭成员福利水平（或照护者负担）、劳动力的释放，以及家庭收入的增长与金融资产的积累上。
Suzuki（2008）对日本市场上家庭中照护者的负担与福利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选取2530家庭护理者调查结果与Zarit照护者负担指数，检验了长期护理如何影响照护者的主观负担。结论显示，长期护理保险激励社会提供正式的、专业化护理服务，对于缓解家庭照护者的负担与提升其福利状态有积极的贡献。在德国，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个人可以从长期护理保险保障中获得支持。Geyer和Korfhage（2015）探讨了长期护理保险与护理者劳动供给的关系。这类保险的中心目标是支持由家庭成员提供的非正式护理。护理服务的接受者可以在实物性给付（benefits in kind，正式家庭护理服务）和现金给付之间进行选择。研究结论显示，实物性给付对于劳动力供给有较小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供给对于现金给付的弹性则更大且为负向。如果两种给付方式增加，负向的劳动力供给效应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被抵消。但总体而言，平均化的效应是负向的。Michihito Ando（2021）运用OECD国家数据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如何改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趋势。结论显示，长期护理保险的引入对于中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未体现出显著影响，这项结论与之前的部分研究有所不同，作者解释的原因是，这部分影响可能较小无法观测，或者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被其他要素的影响所抵消。
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失能人口的照护职能更多地由家庭成员承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关于赔偿费用的设计主要集中在社会正式护理的服务费用上，这也意味着可能对家庭劳动力，尤其是适龄劳动力存在更强的释放效应。艾静怡、彭希哲（2024）研究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如何影响家庭成员劳动供给。分析结果显示，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显著促进失能者子代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对于配偶的劳动参与率则无显著影响。作者认为，长期护理保险的给付方式为服务补贴或现金补贴是造成影响差异的重要因素。韩笑、刘子宁（2024），殷俊、段亚男（2024）研究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对子代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保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子代的劳动市场和劳动收入，但影响程度会因为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在影响机制上，作者们都提到健康提升是主要作用机制，但韩笑、刘子宁（2024）认为子代健康提升是主要作用机制，殷俊、段亚男（2024）认为老年人健康状况改善和正式照护增加是主要的作用路径。
朱铭来、申宇鹏、康琢（2023）在研究长期护理保险影响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其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文章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可以帮助失能人员转换护理方式（例如从医院专项机构或居家护理），降低家庭医疗负担。与此同时，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激励失能人员对正式照护服务的需求，从而释放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这两条路径都有助于失能家庭通过保险改变家庭经济贫困状态。与此同时，也有学者研究了长期护理保险对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例如杨天宇、唐雪（2024）运用微观数据考察了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认为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有助于降低家庭对不确定性的支出预期，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的出现。
从研究可以看出，长期护理保险对于提高家庭内部照护者福利、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及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存在较为积极的影响，总体呈现正向的收入稳定效应。但影响的程度在不同地区分布有所不同。从研究者们总结的原因来看，在影响劳动力供给方面，长期护理保险金的给付水平与给付方式、代际特征、作用机制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激励家庭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积极性，增加家庭收入与加强资产积累，同时避免对金融资产的挤出方面，实物性补贴或服务性补贴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各类健康保险中，长期护理保险是以公共形式或社会保障形式提供或者以商业保险形式提供但接受财政补贴较多的一类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与其他类型保险供给形式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存在的强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较多的体现在对于养老服务市场与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与调节上。
周博、赵绍阳（2024）选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微观数据，考察了长期护理保险的供给侧效应，即对长期护理产业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结论表明，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对养老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机构床位数以及入住价格短期内不存在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长期护理保险对于正式照护需求的短期刺激效应不够强，关于养老机构的设立和供给存在一定的政策约束等。陈璐、王璐（2024）运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NECIPS）发布的养老护理服务机构数据，评估了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对养老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激发社会化养老护理服务需求，显著扩大了养老服务供给，尤其对于“集中入住式”养老护理服务机构数量的促进作用更大。苏会、王琳、刘华（2024）基于首批试点城市调研情况的观察论证了这一点，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实施使得当地的服务机构猛增，在短期内助推了当地养老产业的发展。但机构的增长使得市场迅速饱和，溢出效应需要长期激励。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各行业的联动发展。朱铭来、康琢（2024）构建了包含长期护理保险的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长期护理保险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期护理保险具有显著的经济产出增长效应，这种效应的作用机制对照护部门劳动力供给的促进，以及地区间联动效应的释放起到积极效果。
从实践效果看，长期护理保险的融资功能总体存在较为积极的宏观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这些溢出效应加以数量化估测，以确定如何以合理的运行模式来支持长期护理保险的溢出效应持续发挥作用，也即实现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一些学者研究了长期护理保险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Geyer、 Haan和Korfhage（2017）研究了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可能引发的间接财政效应。家庭非正式护理常常被视作成本节约的方式，是大部分长期护理体系的重要支柱，但家庭看护者面临工作年龄或协调工作与看护的成本，这些可能带来间接的财政效应，例如损失的税收收益（forgone tax revenues）、更低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和更高的转移支付。文章运用结构性模型量化了非正式的间接财政效应，展示了正式护理补贴的增加可以对政府预算产生积极的影响。张盈华（2023）采用财务平衡模型，预测在现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下筹资率的可能变化。研究显示，在各参数“低方案”场景下，筹资率较低、但受益面较窄；在各参数“高方案”场景下，受益面较广、但筹资率较高。文章提出“保障适度”的观点，即要在扩大受益面与筹资压力之间寻找平衡。郭瑜、谢雨凝（2024）以现行试点方案为基础，测算2024-2050年间推广试点方案情境下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成本规模以及财政负担。文章根据覆盖范围、保障对象以及给付标准，将方案分为低、中、高三种方案，方案的给付标准依次升高。研究发现，现行筹资机制能够基本保证低、中方案中城镇职工部分的财政负担稳定在合理范围内，中方案中城乡居民部分则需要大量财政补贴，高方案则基本不具备财务可持续性。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如果以养老机构数量或者从业人员等指标衡量养老服务业供给，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后的溢出效应较为显著，能够积极影响养老服务产业，进而在宏观经济领域发挥联动效应，但与此同时要注意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的差异，通过动态的政策调整来延长周期调节作用的效果。研究还显示了长期护理保险对于财政状况的积极影响，作用路径是通过激励就业提高社会保障缴费率和降低转移支付。这为长期护理保险存在正外部性提供了又一个侧面的例证。但与此同时，一些基于试点方案的财务性研究也表明，要提高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程度与给付水平，财政部门将面临较大的补贴压力。要保证长期护理保险持续、稳定地发挥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实现公共筹资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引入多元筹资渠道优化筹资效率，以及发挥公共筹资与市场筹资的协同效应成为供需双方的内在需要。
长期护理保险是涉及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经济制度安排，具有对家庭经济周期的逆向调节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作用，建设和优化其制度安排需要对其功能与内外部效应进行持续和深入的观察。本文从融资功能的内部融资效应、内部收入效应，以及宏观溢出效应三个方面，梳理了研究长期护理保险经济调节效应的相关文献。
从文献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与其他保险类型相似，长期护理保险存在较强的直接融资效应，体现在对于个体与家庭健康和医疗支出的替代作用上。研究也显示，长期护理保险在家庭内部产生积极的收入效应，收入效应与融资效应一起为家庭收入实现稳定增长、突破周期性约束，提供了微观基础。与此同时，研究也证明了长期护理保险会产生积极的宏观溢出效应，也即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这为在公共层面提供长期护理保险或者在商业层面提供公共补贴提供了现实基础。研究的另一类观点是，不同形式、不同结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可能为公共部门带来经济压力，要关注长期护理保险对于财政的间接影响，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例如设置不同水平的筹资率等方式）强化长期护理保险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避免产生过高的财政负担，以免与宏观溢出效应产生冲突，进而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来源：中国保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