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西周王朝将“尊贤尚功”的齐与“亲亲尚恩”的鲁分封于海岱之间，两种文明基因便如同黄河与济水般在此交融激荡——它们连缀成一条跨越三千年的文化链，揭示着海岱地区如何从“东夷之地”成长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并为华夏民族架起一座横贯古今的精神桥梁。

当西周王朝将“尊贤尚功”的齐与“亲亲尚恩”的鲁分封于海岱之间，两种文明基因便如同黄河与济水般在此交融激荡——它们连缀成一条跨越三千年的文化链，揭示着海岱地区如何从“东夷之地”成长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并为华夏民族架起一座横贯古今的精神桥梁。

兵书与玉璧——齐鲁道器相生

鲁国大玉璧

一个是冠绝古今的宝典，一个是凝固着文明血脉的礼器，在山东博物馆的瑰宝长廊中，兵家典籍与鲁国大玉璧辉映千古，诉说着齐鲁大地道器相生的永恒韵律。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典籍，以兵书为主，其中的绝世珍品当属《孙子兵法》与失传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从汉末开始，《孙膑兵法》就散失了，只有《孙子兵法》传世，而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再次面世，让这一千古疑案得以破解。

除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还出土了《六韬》《尉缭子》两部兵书。让人惊叹的是，有礼仪之邦之称的齐鲁大地还是兵学文化的发源地。而齐地兵学文化之所以如此繁盛，这要从西周初年的那场分封说起。

西周开国之初，姜尚被分封到营丘，封国为齐，并被赋予征伐特权，可以代表周天子对不服从周的其他诸侯国进行征讨。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土壤中，加上后来不断的战争，兵家思想开始在齐地孕育产生。从总结姜尚军事思想的《六韬》开始，一个蔚为大观的兵学传统代代相传。齐国大司马田穰苴所著《司马法》，把齐地兵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随后又产生了当时世界军事学著作的最高峰《孙子兵法》，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以智谋为代表的兵学文化。

虽流派各异，但在齐国历经数百年形成的军事著述中，始终强烈体现出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重视战争的道德属性，重视战争中的人心向背，田穰苴甚至提出战争应当以人为本，战争的目的是以战止战；二是都把战争作为解决问题最坏也是最后的手段。管仲“至善不战”的箴言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论断遥相辉映，构筑起“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的渐进决策体系。从《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的警示，到《孙子兵法》“主不可怒而兴师”的训诫，慎战一直都是齐国兵学的精髓，这种看似矛盾的文武之道，恰恰彰显了齐地兵学文化中智勇相济、仁义与韬略共生的独特文明基因。

视线转向齐国的近邻鲁国，当齐人凭借兵书裂变诸侯格局之际，一旁的鲁人却正以玉璧雕琢周礼的天圆地方，在烽火狼烟中叩响礼乐文明的亘古回响。

鲁国大玉璧1977年出土于鲁故城曲阜，外径高达32.8厘米、孔径11.6厘米，是战国玉璧中形制最大的一件，青碧玉质两面有相同纹饰，内外层为合首双身龙纹，中间饰谷纹，其繁复纹饰与硕大体量，彰显了鲁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气象。

西周初年，周武王将弟弟周公旦封于商奄故地，名为鲁。鲁国从立国之初就担负着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责任。周公长子伯禽在鲁地推行“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策略和“尊尊而亲亲”的用人方针，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推行周公之礼乐制度。

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鲁国成了保存周礼最完备的文化中心，时人感慨：周礼尽在鲁矣！也正是从那时起，继承传统、接续文明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自发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才出现了“道德之楷模，万世之师表”——孔子。

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奠基者之一，孔子构建的思想体系始终以“仁”为枢轴，中国后世的许多学说都能在他那里找到最初的源头，在其不到2万字的论著《论语》中，“仁”字就出现了109次，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取向和深层价值追求。在教育领域，孔子堪称文明转型的破晓者，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把教育变成一样可以照耀到每一个人的普惠性事业。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与实践，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教育和知识的垄断，使每一个人都可能因为接受教育而改变自己的精神境界和现实处境，孔子用亲身的实践为我们的民族开启了一个用教育用理性实现不断提升和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永续发展的精神基因。

九旒冕——冠冕中的华夏

垂落的玉珠如星河，前圆后方的轮廓吞吐着《周礼》中“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凝视它，历史的浩瀚扑面而来。齐鲁大地对礼制与工艺的极致追求，历经数千年沉淀，至明代鲁荒王九旒冕达到了新的高度。

九旒冕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作为华夏文明的具象载体，蕴含着中国人的礼制观念、伦理习俗和美学追求，其中象征权力与礼法的冠冕尤为引人注目。现存于山东博物馆的鲁荒王九旒冕，作为我国古代唯一完整的冕冠实物，让人们得以透过600多年时光，触摸明初的礼制规范。

鲁荒王九旒冕1971年出土于山东省邹城市鲁荒王朱檀墓中，由竹篾编织而成。九旒冕的顶部叫“綖板”，綖板前圆后方，比喻天圆地方，表示博大之意；綖板涂黑漆，以示庄重。板前后系垂旒，表示帝王不视非，不视邪，是非分明。板下有玉衡，连接于冠上两边凹槽内；衡两端有孔，两边垂挂丝绳直到耳旁，至耳处系着一块美玉，好像塞住了耳朵，即所谓“充耳”，寓意帝王不听谗言，求大德不计小过，有所闻，有所不闻，从而衍化出一个成语“充耳不闻”。其形制严格遵循《大明会典》：“玄表朱里，前圆后方”，将儒家礼制与皇家威仪凝结于一冠。

冕是古人在祭拜天地、祖先及举行重大典礼时佩戴的礼冠，相传“黄帝造冕垂旒”，虽难以考证，但到了周代，孔子曰“服周之冕”，可见当时冕服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后经历朝各代，都以冕服为最高礼仪之物。到了明代，朱元璋强调“复汉官之威仪”，因此，明代服饰注重对传统的继承，远法周汉，近取唐宋，从色彩、面料、款式、纹饰到穿着的时令与场合，形成一系列定制，超越以往任何时代。据《明史》记载，明朝天子之冕前后分别垂12道旒，每道旒上有赤黄青白黑共12颗玉珠，太子用11旒、11珠，亲王用9旒、9珠。鲁荒王九旒冕前后共垂着9道旒，每道上9颗赤、白、青、黄、黑五色玉珠，共用珠162颗，这和鲁荒王朱檀亲王的身份正相应。

朱檀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他自出生起就备受宠爱，才两个月大就被封为鲁王，封地在兖州。但朱檀15岁就藩后却开始迷恋起仙丹妙药，终日焚香诵经，烧炼仙丹，最终因服过量丹药后毒发，19岁就结束了短暂一生。朱檀的荒唐行为，辜负了朱元璋的期望和厚爱，为了警醒后世子孙，朱元璋给他赐恶谥“荒”。虽然朱元璋非常气愤，但最终还是按照亲王礼制，为朱檀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陪葬了大批珍宝。

今天我们跨越时空与九旒冕对视，在领略古代工艺精湛绝伦的同时，还能触摸到礼制重器包裹的柔软内核，那曾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初的期许，最后却成为帝王家未能宣之于口的牵念，永远镌刻在鎏金的纹路里。

画像石与造像——永恒镌刻的史诗

造像

公元前221年，随着齐国城阙的倾覆，纷乱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秦朝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王朝。而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的齐鲁故地，受到特殊关注。秦始皇三次东巡，并恢复了自炎帝以来封禅泰山的传统，他昭告天地，并命丞相李斯刻石以纪功。

但秦始皇不会想到，即使“受命封禅”，却也难逃二世而亡的命运，而李斯的泰山刻石却传之久远，成为齐鲁大地石刻艺术的滥觞，两汉承此衣钵，将平面碑刻发展为叙事宏阔的画像石艺术。

步入山东博物馆“汉画·汉风·汉魂”专题展厅，轻轻推开那扇2000多年前的石门，宴席上的酒樽仿佛还泛着琥珀光，乐师的指尖仿佛下一秒就要拨响琴弦，仙人的衣带正被九天的风吹得猎猎作响，这是汉代人写给死亡的情书，他们用朱砂掺着骨胶，在墓壁上画下对永恒的想象，成为古人对永生浪漫的理解。

眼前这幅真实绚烂的汉代画卷出自东汉东平后屯汉墓，其线条流畅如“吴带当风”，真实反映了汉代艺术气势古拙的美学意蕴和深沉宏大的时代精神，被誉为中国早期绘画的典范。

汉画像石的本土题材，粗犷、雄浑、宏大，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风伯雨师，蔺相如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体现了汉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而充满异域风情的乐舞百戏等场面，则彰显着汉代热情奔放的时代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鲁迅曾赞誉：“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目前全国已出土1万多块汉画像石，其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以山东为最，济宁汉画甲天下，出土于嘉祥县的武氏墓群石，更是汉画像石的巅峰之作，武氏祠内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标志性图案。

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在山东地区的广泛传播，它同山东自古擅长的石雕艺术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载体——佛教造像。

出生时他拥有一张圆脸，笑得像个孩子，他的颧骨与鼻头高高隆起，如山峦、如丘陵，眼睛眉毛如沟壑、如大船，上身着天衣，下身着长裙，虽然色彩脱落，但仍难掩其俊秀之姿……眼前这尊藏于山东博物馆的菩萨像源自东魏，1976年出土于山东省博兴县。菩萨像运用了直平和漫圆的刀法，雕刻精美细腻，身上衣纹随体态运势运转，惟妙惟肖，让人叹为观止。最为引人注意的是菩萨宝冠正中雕刻了一只醒目的蝉，静态蛰伏，羽翼丰满，这在佛教造像中极为罕见，因此它被称作“蝉冠菩萨像”。蝉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复活”与“高洁”，与佛教“转世轮回”“超越生死”的教义相呼应，这一设计体现了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对传统符号的吸纳。

而博兴县的近邻——青州，则将中国佛教造像的艺术推向了巅峰。1996年，龙兴寺遗址出土了北魏至北宋时期的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由此掀开了中国佛教艺术史最璀璨的篇章。这批佛教造像大多来自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时期，以“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为基调，既承汉晋衣冠之飘逸，又纳西域凹凸晕染之精妙，而且佛像面部神情流露出宁静祥和的笑容，一改过去其他地区造像庄严肃穆的宗教氛围，这些笑容若有似无，意味深长，微妙而神秘，人们将这一独特的艺术风格称之为——青州风格。龙兴寺佛造像堪称佛教中国化进程的视觉史诗，甫一面世即震动世界，被誉为“改写东方艺术史的旷世发现”。

在山东博物馆的文明剧场里，每件“镇馆之宝”不仅是器物之美，更是文明演进的坐标，从大汶口陶器的稚拙到汉画像石的雄浑，从商周青铜的庄重到明代冠冕的华贵，每一件文物都是时代的切片，在方寸之间，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山东的历史，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基因。

来源：中国建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