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治国是一场灾难，还不如让演员来

摘要：说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整个西方其实没有什么大国治理的经验。这一事实，被近代以来西方舰船炮利的技术优势掩盖了，把历史偶然导致的时代力量差，误以为是西方的制度优势。

题注：从商业逻辑出发，特朗普的逻辑就容易把握了。

说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整个西方其实没有什么大国治理的经验。这一事实，被近代以来西方舰船炮利的技术优势掩盖了，把历史偶然导致的时代力量差，误以为是西方的制度优势。

其实历史发展有很多偶然性。比如小说《绍宋》设想的，如果赵构坚决反击，宋以后的中国会否不同？还有明万历时，中国本土已经开始出现近代化萌芽，所谓“近代化”是工业化以及与工业化相伴随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也就是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如果不是因为明内部党争和小利益集团私利，最终在内忧外患下神器被篡夺，又会如何呢？最起码中国近代史就不会以1840年为界。

只是没有如果，历史本就多巧合。就像从地理环境来看，欧洲如此广阔的大平原，没有山川险阻，按理说早就应该实现大一统，但直到现在欧洲仍然四分五裂。

西方文明源自欧洲，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大多连名字都不会写的西方贵族并不从事国家和社会治理，只会舞刀弄棒、欺压百姓。基层治理、市场运作乃至税收等等，统统交给教会和各类行业商业负责，教会对西方而言绝不仅仅是宗教，更重要的是世俗的，教会、商人才是西方治理的核心。

17世纪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欧洲各国为了恢复欧洲和平，于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代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继承中世纪的治理结构，这个和约确定的“主权国家”也把国家和社会治理进行拆解，将欧洲封建贵族的权力限制在领地范围内，于是欧洲变成了四分五裂的大小公国，内部更是被大小贵族拆解。

超越领土限制的经济活动则交由重农学派主张的“自然秩序”，而在重农学派基础上，亚当·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以此完成了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但这两大理论的本质，都是限制封建贵族插手经济活动和社会管理，无论是“自然秩序”还是“看不见的手”都抵制政策、法令等来自政府、统治者的“人为秩序”，主张经济活动要自由放任。

由领主、教会、行会分治，逐渐形成了欧洲文明特有的政治、经济二元分割的基本治理形态。在学术理论上，就出现了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学；教会垄断教育和医疗，以至于美国至今没有建立最基本的统一医保体系，美国医保仍然是分割状态；而源自汉萨同盟的商业自治，也是欧盟始终无法建立统一财政体系的关键历史渊源。

自古罗马帝国崩溃，整个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西方政府都严重缺乏社会治理经验，所谓官员不过是政治分肥而已。

直到1833年英国才通过法案，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确立了官僚机制，从此之后，欧洲各国政府才开始真正系统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

而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先有公司后有国，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需要政府，立国百年，直到1883年才通过《彭德尔顿法案》，确定了基于功绩和能力的文官制度，开始公开招聘、按能力晋升，把治理国家作为一项职业技能，开始淘汰欧洲封建时代的恩庇制。这个恩庇制就类似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官职获得不依赖能力和政绩，而是依赖私人关系和政治交易。

欧洲有中国人熟悉的政府模式，才不过200年历史，美国更是只有150年而已。虽然西方占据了技术和时代优势，但治理国家和社会这种与人打交道、需要处理复杂关系的专业领域，这不是纯靠技术能够解决的，非常依赖经验教训，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几次国家的大崩溃、大重塑，根本无法懂得如何有效治理、如何处理复杂的关系。

这才是西方强调“小政府”、不相信政府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在治国上，西方政府、政客是真的能力很有限，甚至可以说很菜。

所谓的“小政府”并不是政府规模小、支出少，而是效率低、不负责。

比如美国防长会认为日本韩国属于东南亚，卫生部长认为可以放任禽流感大流行让鸡自然免疫，商务部长会说让几百万美国人去拧螺丝，而特朗普也能大谈关税是其他国家对美国上供。这都是非常不专业的表现。

反观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推进“政经同构”，数千年来政治和经济乃至社会治理、文明教化等从未分开。上古时代，大禹治水催生集体协作的需求，治水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奠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因。

到战国，法家认为财力、军力是衡量国家强弱的唯一标准，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强调通过法律教育统一社会思想，要求官吏承担法律传播与解释的职责，领先西方2千余年，《云梦睡虎秦简》就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依法治国和秦吏形象。

到了汉代，盐铁论确立了国家战略物资管控的基本原则，变革了税收和官吏体制，重新厘清了政府与资本（也就是“民”）的分界；而宋代开设市舶司，则开创国家主导海外贸易的新模式。

上述种种，无不证明，中国的政府始终参与经济和社会治理。

在这些历史传统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了今天很多被证明非常成功的政府治理经验。其核心就是“政经同构”，典型就是五年规划、发改委的产业政策、国资委的资本管理等等。

而反观西方，在政经二元分割的历史渊源下，出现了旋转门，因为企业的运作理念和时间周期，跟国家严重错位，出现了很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被西方的领先优势掩盖了，但不可能永远掩盖。

比如一个国家的政策方针，考虑的是5年甚至10年、20年的长周期，而在企业能够持续超过一年的都算是长周期了；又比如国家需要考虑极为复杂、彼此矛盾的利害关系，而公司往往就盯准一个核心目标。

小镇甚至敢说，西方政府的国家治理，仍然停留在一百年前，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中国古代。中国古代的治理不足，主要是技术的限制，并非治理能力弱，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最典型的证据就是中国在远比欧洲更复杂的地形环境下，硬是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欧洲为什么做不到呢？

在西方这种政经分离的状态下，成功的企业家已经是最懂管理的专业人才，但仍远远无法适应国家的治理。甚至这些企业家在公司治理上越成功，越不利于治国。

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达克效应”，某个领域，能力相对低的个体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而能力高的个体则对自己的能力做出低估。

这种效应，更容易出现在跨界时。

公司管理和国家治理，是两码事。

商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令其对自身在非商业领域的能力过度自信，盲目把商业和企业管理经验套用到国家治理，更容易出现严重错判。反而不如演员去治国，起码演员知道自己真的不懂治国，反而更尊重专业官僚和专家的建议。

用古话说就是“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

就以特朗普这届商人政府为例，从政府治理和国际政治逻辑看，感觉特朗普们很荒唐，感觉难以理解他们的做法，但如果从商业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比如特朗普发动关税战、推行大规模减税，这就是把商业逻辑简单套用在治国上。

特朗普动不动说25%、30%关税，搞极限施压，这其实就是商业领域很常见的极限施压。但这就混淆了企业控制权和国家主权的本质差异。

企业的并购，可以通过资本强制整合，包括搞毒丸计划；但国家乃至国际的治理，基础是共识的构建。

破坏共识，短期有利，长期有害。

这就暴露了商业逻辑更加简单的问题，企业无非就是考虑利润等少数维度，而国家治理需要考虑的关系和指标更加复杂。商人治国过于看重短期、主要指标，总想着这里冗余、那里不合理，不考虑背后的复杂关系。

比如特朗普现在特别在意的减税法案，其实本质就是“现金流折现”的商业逻辑，通过估算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限制来判断企业的价值，但如果不考虑特朗普的私利，从基本理论出发，企业衡量项目价值的贴现率往往在10%左右，而一国的国债扣去通胀，实际利率一般在2%以内。

特朗普目前计划的未来十年每年减少7千多亿美元税收，这在企业经营角度中，确实可以看做战略投资，但从国家治理角度，如此规模的减税必将加剧政府财政紧张，必然导致美国债务激增。

而马斯克推行的所谓削减政府开支，这更是拿商业逻辑硬套国家。马斯克进行公司治理，一个基本逻辑是把人都裁了，如果发现谁不可或缺，那再高薪请回来。对企业来说，这么干其实也可以，当马斯克收购推特以后，通过大规模裁员可以迅速建立权威。

但国家就不一样了，企业能够通过资产剥离来改善财务状况，但是作为一个政府如何剥离所谓的劣质资产？从企业角度，社保就是劣质资产，但政府能出售社保体系吗？谁愿意接手？

政府的特点就是牵一发动全身。比如马斯克对美国农业部下手，美国农业部的官僚完全可以放任禽流感蔓延，以躺平、懒政对美国高层施加压力。有太多合理合法的办法，比如以提高财政补贴的精确度为由，提高灭杀、防疫等补贴的审批标准，要求农场主填写更加复杂的表格、提供更多证明确实为了防疫的证据材料。而在混乱中，禽流感可不管人心的复杂，继续大肆蔓延，现在美国买鸡蛋都要排队、限量。

更何况政府比企业复杂多了。企业虽然也有制度，但想要修改制度难度很低，只要老板想改，最多联合部分高管就行了，只需要注意回避明显的违法，或者承担可能的违法成本。但政府的职责和开支，大多是法律明确的，比如美国联邦开支大头是社保、医保等法定强制支出，岂是想砍就砍的，而且砍了以后，带来的社会负面损害，远远大于精简的经费。

政府治理面对的利益关系也远比企业复杂。都知道美国军费腐败极为严重，哪怕美国军费使用有中国一半的效率，也足以每年节省3000亿美元，特朗普也是这么主张的。但问题是这背后是多么庞大的利益关系，就拿洛克希德来说，这已经是美国少有的制造业巨头，如果对这种巨头下手，甚至能够动摇选情，更不要说错综复杂的美军内部。

特朗普从第一任开始就说要查军队的账，前不久还说要削减3000亿美元军费，然而就在特朗普对华强硬的同一天，4月7日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会晤时表示，要将美国军费提高到万亿美元以上。

可见特朗普压力确实很大，不得不寻求军工利益集团的支持。增加的近两千亿美元，实际并不能提高美军战斗力，不过是肥了极少数人罢了。

而看起来浪费的政府开支，很多时候是必要的冗余，这种冗余在寿命短暂的企业来看，是不需要的，就像非洲黑人并不在意癌症和艾滋，因为还没发病，很可能人就已经去世了。

同样的，公司不在乎大刀阔斧，不在乎砍掉必要冗余之后可能导致的未来危机，因为未必能活到那时候。但国家可不一样，美国已经存在了250年，目前看起码几十年不至于国家崩溃。

那么，如果按照马斯克所谓的“第一性原理”“非必要支出归零”，失业保险、监狱开支、食物券等等都是不必要的，偏远地区的教育投入也是没有效率的，疾控中心也完全可以削减投入，高速公路的维护费也可以降低，更可以停止气候应对投入等等，这都可以节约大量当期资金，但是未来怎么办？代际、阶层差距拉大怎么办？

削减企业开支，只需要关注单一的削减，至于其他负责影响，一概可以不管。但任何政府部门必须面对复杂甚至矛盾的关系。

现在特朗普的治理，就是典型的商人看重短期、单一目标的特征，就盯着关税、减税，对其他综合影响不管不顾。做事非常急躁，这也是公司寿命远远短于国家的带来的决策惯性，根本顾不上中长期。

说起来，特朗普还不如泽连斯基，泽连斯基面对的客观环境远比特朗普恶劣，很多事说了也不算。在泽连斯基当选前，跟俄罗斯的关系其实很好，长期在俄罗斯演出赚钱，在2014年还公开称赞俄乌关系。

就连泽连斯基也知道要尊重专业人员的意见，继续保持技术官僚治国，尽可能维持了战时经济不崩盘。而特朗普的高管们，把商业管理经验硬套在治国上。

但治理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公司，只需要考虑公司如何赚钱、股东如何分红，这种经验，哪里有资格治理国家，甚至在同等条件下，很可能无法胜任中国一位镇长的工作。

这还没有提到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企业的管理者，很可能并不懂一些必要的基本常识，出现很多常识性错误。

比如小镇之前分享的《蔚来已提前进入决赛圈，熬过至暗时刻必须下定决心》，就特别纳闷，蔚来已经成立10年，而李斌竟然才刚刚开始知道什么叫投资回报率测算、供应链管理、精细化运营等等基本的企业管理常识。

在小镇发了这篇文章后，一位长期从事云计算领域开发和管理工作的朋友也发来感慨，他认为云计算领域同样存在着大量缺乏常识的失误。这位就是之前推荐的《云计算行业进阶指南》的作者曹亚孟，从他这里得到不少关于公司管理的启发，他《最近正在找工作》，可以点击蓝色字体链接，与他交流。

很多公司的管理就是碰运气，决策依据的基础业务数据很可能都是假的，制定的公司发展目标往往是看着财务数据拍大腿，想当然的分配KPI，从上到下到了月底、季度底、年底赌运气，所谓的财务数据管理说起来好听，但根本没有发挥纠错和示警的作用。

一个企业管理者，最好应该经历各个环节，积累丰富的经验，并且不放弃对一线变化的跟踪，如果创业者做不到，就需要选择这样的人代为管理；就如中国的官员选拔机制，从处理事务性工作的一般公务员开始，逐步从事职能工作，做得好再转综合性的主线干部，经历一层层选拔，每一层做的好才有可能获得晋升，但做得好只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还要经历激烈的竞争。想要管理整个国家，就必须具备央地双重经验。

了解这些后，对特朗普的种种作为，就需要祛魅了，没有必要脑补有多么运筹帷幄，其实不过是套用商业逻辑，几十年的管理惯性不可能短期内转变。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模式，不可能长久，否则人类各国治理早就套用公司了。

治理，可以向下兼容，能够管理好国家、城市的，大概率能够轻松上任管理一家公司；但向上就不是兼容了，很容易撑爆。

顾头不顾腚，就是商人治国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