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瓦尔特·本雅明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他作品的媒介——他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性的——以至于任何可以称之为“生命的直接性”的东西都被折射了，并不是说他是禁欲主义者，甚至也不是说他的外表给人这样的印象，但他身上有一种几乎是无形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控制自我，
转自｜历史的剧中人
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
文/特奥多·W. 阿多诺
瓦尔特·本雅明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他作品的媒介——他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性的——以至于任何可以称之为“生命的直接性”的东西都被折射了，并不是说他是禁欲主义者，甚至也不是说他的外表给人这样的印象，但他身上有一种几乎是无形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控制自我，他似乎脱离了自己的身体。这也许是他的哲学意图的根源之一：通过理性手段使人们能够理解在精神分裂症中表现出来的经验范围。正如本雅明的思想构成了人的存在主义概念的对立面一样，他虽然具有极端的个性形成过程，但从经验上看，他似乎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内容的运动场所，在那里，内容通过他强行进入语言。反思这种特质的心理根源是无益的。这样做恰恰就等于假定了本雅明的思索所炸毁的生物的标准概念，而生活越是变得不那么是生活，普遍的共识越是顽固地坚持这一概念。他关于自己的笔迹（本雅明是一位优秀的笔迹学家）的一个评论，即它的目的首先是不要让人注意到任何东西，至少证明了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态度，但除此之外，他从不太在意自己的心理。
几乎没有其他人像他这样成功地使自己的神经官能症——如果它确实是神经官能症——如此富有成效。神经官能症的精神分析概念包括对生产力的束缚、对精力的误导。本雅明根本不是这种情况，自我异化者的生产力只能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他的极为精细的主观反应形式，是客观历史现实的沉淀，这使他能够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客观性的器官。他可能缺乏的直接性，或者必须很早成为他的第二天性来掩饰的东西，在这个受抽象的人际关系法则支配的世界里丧失了。只有以最严酷的痛苦为代价，或者只是不真实地，作为一种容许的天性，它才会显露出来。早在意识到这种关系之前，本雅明就已经承担了后果。在他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中，他都毫无保留地贯彻精神的至高无上性；它代替了直接性，成为他的即时性。他的私人举止有时近似仪式。斯特凡·格奥尔格和他的学派——本雅明在青年时代就与他们在哲学上毫无共同之处——的影响是这样的：他从格奥尔格那里学到了仪式的模式。在书信中，这种仪式元素延伸到凸版印刷的图片，甚至延伸到信纸的选择，他对信纸异常挑剔，甚至在他流亡期间，他的朋友阿尔弗雷德·科恩延续了一种长期以来的做法，向他提供一种特定类型的纸张。本雅明的仪式行为在他的青年时代最为明显，直到他生命的尽头才开始放松，仿佛是对于灾难的恐惧，对于比死亡还糟的事情的恐惧，唤醒了他深埋的表达的自发性，他通过模仿把这种自发性驱逐到了死亡的时刻。
本雅明是一位伟大的写信人，显然，他写信时充满了激情。尽管经历了两次战争、希特勒帝国和流亡，他的很多信件依然被保存了下来。在其中做出拣选并辑录成书，并非易事，书信成了他的一种文学形式。就这点而论，它的确传递了原始的冲动，但却在这些冲动和收信人之间插入了某种东西：本雅明塑造书面材料的过程，好像符合客观化的法则——尽管有特定情境的限制，也正因为有这种场合——仿佛只有这样才使冲动合法化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家的洞察往往极其忠实地处理它们的对象，但同时也是对思想家自身的洞察，本雅明也是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对老年歌德的著名评价，他说歌德是一位如实抄写内心的文书。这样的第二天性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东西，尽管本雅明会泰然自若地接受这一指责。因此，书信形式非常适合他，因为它易于传达经过调和的、客观化的直接性。写信在僵硬的文字媒介中模拟出一种生气。在信中，一个人可以否认孤立，但仍然保持疏离、孤独。
有一件轶事与通信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却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本雅明作为写信人的独特之处。有一段谈话谈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区别。例如，在现场交谈中，出于人性化，人们说话不那么正式，会使用更随便的现在完成时，而非语法上要求的过去时。本雅明对语言上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但他不接受这个观点，并强烈地提出了质疑，仿佛被触及了痛处。他的信件是说话声音的形象，通过讲话来书写。
本雅明法国国家图书馆借书证（1940年）
然而，这些信件的克制却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而这证明使广泛的读者群能够接触到它们是正确的。真正以五彩缤纷的反光体验当下生活的人被赋予了过去的力量。书信形式是过时的，在本雅明在世时已经开始变得过时了，但他自己的书信不会因此而受到指责。本雅明有一个特点，只要有可能，他就用手写信，尽管打字机早已盛行，书写的身体行为给他乐趣——他喜欢制作摘录和誊清稿——就像他不喜欢机械辅助工具一样：在这方面，《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篇论文，就像他的思想史的许多其他阶段一样，是对进攻者的一种认同。写信提出了个体的一种要求，但如今在推进这一要求方面却无能为力，正如世界不再尊重这一要求一样。当本雅明说不再可能讽刺任何人时，他接近了这一事实，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也是如此。在把每个人都降格为一种功能的整体社会结构中，不再有人有资格在信中描述他自己，就好像他仍然是一个未被理解的个体，正如信中所说：信中的自我已经有一些表面的东西。
然而，从主观上讲，在这个经验解体的时代，人们不再愿意写信了。在此期间，技术似乎正在剥夺信件的先决条件。鉴于更快捷的通讯手段和时空距离的缩短，信件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信件的实质本身也正在消失。本雅明给它们带来了一种古旧和奔放的天赋，他庆祝了一个正在消逝的机构与其乌托邦式的恢复的婚礼。诱使他写信的原因可能还与他的经验方式有关，因为他把历史的形式——信件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看作需要破译的自然，发出了具有约束力的命令。他作为写信人的态度接近于寓言作家的态度：书信对本雅明来说是自然历史的插图，说明在时间的毁灭中幸存下来的东西。他自己的书信，由于一点也不像活人转瞬即逝的表达，因而获得了它们的客观力量：那是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塑造和区分的力量。眼睛为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损失而悲伤，仍然如此耐心而紧张地停留在事物上，而这种耐心和紧张必须再次成为可能。本雅明的私下声明引出了他的信件的秘密：我对人不感兴趣，我只对事物感兴趣。
早期的信件都是写给自由德国青年运动的朋友们的，这是一个由古斯塔夫·威内肯领导的激进团体，维克斯多夫自由学校社区最接近实现它的纲领。本雅明还是该圈子的期刊《开端》的重要撰稿人，该刊物在 1913 年至 1914 年间引起了广泛关注。想象彻彻底底特立独行的本雅明参与到这样一场运动中去，或者参与到任何运动中去，都是自相矛盾的。他如此毫无保留地投身其中，如此非同一般地认真对待“讨论厅”和所有参与者——现在局外人已经无法理解它的内部辩论——这很可能是一种心理补偿现象。本雅明天生就倾向于通过一种特殊的极端，通过他特有的东西来表达一般。为此，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以至于他寻求集体——当然，是徒劳和间断地——即使在他成熟的时候。此外（另一方面！），他与年轻人的普遍倾向一样，高估他一开始接触到的人。当然，他把一种做到极致的努力传递给了他的朋友们，这种努力从他智识生活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使他充满了生气，这正适合纯粹的意志。在他的痛苦经历中，最主要的一点可能，是他发现大多数人并没有他从自己的例子推断别人也具有的那种提升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完全不渴望达到他认为他们有能力达到的极限，因为那是人类的潜力。
可以肯定的，是本雅明在反思中已经体验到他热切认同的青春，以及作为年轻人的自己。他对这里的矛盾完全无动于衷：一个人通过将天真视为一种立场，甚至通过计划“青年的形而上学”，来否定天真。后来，本雅明忧郁地说，他“崇敬青春”，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在早期书信中留下显著印记的特征。在他自己的本性和他所加入的圈子之间有一道鸿沟，他似乎试图通过放任自己的支配欲来弥合这道鸿沟，甚至后来，在写“巴洛克之书”时，他曾说过，像国王那样的形象从一开始对他来说就意义重大。专横的情绪冲动从经常阴沉的早期书信中飞掠而过，像寻找引火物的闪电，这个姿态预示着精神力量将在以后实现什么。年轻人，例如大学生，容易且喜欢指责他们当中最有才华的人是傲慢的，这一点一定典型地适用于本雅明。这种傲慢无可否认。它标志着最高思想等级的人所知道的他们的潜力和他们已经是什么之间的区别。他们通过一种行为来平衡这种差异，这种行为从外面看必然显得狂妄。后来，成熟的本雅明表现出的傲慢与支配欲一样少。他的礼貌是完美的，极其优雅；它也表现在信件中。在这方面，他很像布莱希特，没有这种素质，两者之间的友谊将很难持久。
带着一种对其开端感到不足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经常困扰那些有远大抱负的人——这种羞耻感相当于他们早期的自我评估——当他完全认识到自我的时候，本雅明与他参加青年运动的时期划清了界限。他只和少数几个朋友保持联系，比如阿尔弗雷德·科恩。当然还有恩斯特·舍恩，那是一生的友谊。舍恩难以形容的高尚和多愁善感一定感染到他的内心最深处。当然，舍恩是他最早认识的和自己能力相当的人之一。后来，在本雅明的学术计划落空之后直到法西斯主义爆发之前，他能够或多或少无忧无虑地生活的那几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舍恩的支持，舍恩作为法兰克福广播电台的节目总监，给他提供了持续和频繁的工作机会。舍恩是那种对自己的存在有着深深自信的人，他们不喜欢抛头露面，他们这么做不带一丝怨恨，甚至到了自我抹杀的地步，当我们谈论本雅明的个人经历时，更有理由回想起舍恩。
除了与多拉·凯尔纳的婚姻，与肖勒姆的友谊在本雅明的解放时期至关重要。肖勒姆在才智上与他不相上下，这段友谊可能是本雅明一生中最亲密的。本雅明对于友谊的天赋在许多方面都与他写信的天赋相似，甚至表现在一些古怪的方面，比如他总是故弄玄虚，尽可能地把朋友们互相分开，尽管在一个必然有限的圈子里，他们通常最终还是互相认识了。出于对人文科学的陈词滥调的厌恶，本雅明否认了他的作品中有任何发展的观点，但是，他写给肖勒姆的最初的信件与之前所有信件的区别，以及他全部作品本身的轨迹，都表明他的确发展了很多。在这里，他突然摆脱了一切人为的优越性，取而代之的是无限微妙的讽刺，这使他在私人交往中也格外迷人，尽管他的个性是奇怪地客观化和不可触碰的。讽刺的一个元素，是敏感、挑剔的本雅明摆弄通俗的东西，例如柏林或犹太人惯用习语。
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的信件，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写的那样遥远。在书信中，本雅明以深情的报道和讲述，以精确隽永的表达形式，偶尔也会以——但不是太频繁——理论论证来展现自己。每当巨大的空间距离妨碍了经常旅行的他与通信者进行口头讨论时，他都感到不得不做上述最后一件事。他的文学关系错综复杂。本雅明绝不是一个直到今天才被重新发现的被低估的作家。只有嫉妒的人看不到他的才能，通过《法兰克福汇报》和《文学世界》等新闻媒体，它变得普遍可见。直到法西斯主义前夕，他才受到压制，甚至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初期，他仍然能够以化名继续在德国发表一些作品。日积月累，这些信件不仅传达了他的形象，而且还传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他的业务和私人联系的广度不受任何政治的影响。这些联系的范围从佛罗伦斯·克里斯蒂安·朗和霍夫曼斯塔尔到布莱希特，神学和社会主题的复杂纹理在通信中变得显而易见。他一次又一次地使自己适应于通信者，但并不因此而削弱了自己的个性，礼仪感和距离，总的来说是本雅明书信的要素，后来为某种交际手腕服务。这种交际手腕有些令人感动的东西，如果我们回想起那些有时经过巧妙构思的句子实际上对他的生活的帮助是多么小，以及，尽管他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他仍然对于现状是多么不适应，多么不可与之同化。
请允许我指出，本雅明在流亡期间所表现出的尊严，以及——直到它成为一个纯粹的生存问题之前——镇定；尽管在最初的几年里，他的物质条件极其贫乏，尽管对于旅居法国的危险，他一刻也没有自欺。为了他的代表作《拱廊计划》，他接受了这种危险。在那个时候保持这样的态度，他从自己的不顾个人利益和几乎没有人情味中获益良多。由于他将自己理解为他思想的工具，并且拒绝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目的本身——尽管，或者正因为他所体现的惊人的丰富内容和经历——他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当作个人的不幸来哀叹。对命运的客观条件的洞察使他有了超越它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他在 1940 年，无疑带着死亡的念头，撰写了论文《论历史的概念》。
只有通过牺牲生命，本雅明才成为立足于以下理念的灵魂：一定有一种不需要牺牲的人类状态。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