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率领14万大军进攻延安。教员离开了他生活和战斗了10年的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教员、总理率部队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不久之后，他们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住下。

1949年3月22日晚，西柏坡的春夜还带着寒意。教员披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在昏黄的油灯下缓缓踱步。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率领14万大军进攻延安。教员离开了他生活和战斗了10年的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教员、总理率部队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不久之后，他们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住下。

现在，又到了离开的日子。

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住了10个月的小山村，向北平进发了。此时此刻，他的桌上摊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书页被翻得卷了边——这是他在离开陕北前就特意让秘书找来重读的。

“主席，北平来电说准备工作都就绪了。”总理撩开布帘进来，见教员正对着墙上的《中国解放区现势图》出神。地图上，红色区域已如燎原之火，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教员转身时眼里有光：“恩来，我们此去是要做一件历史从未有过的大事。”他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在指甲盖上轻轻顿着，“李自成进了北京又怎么样？四十天就败走了。蒋介石在南京又怎么样？现在要跑到广州去。”

窗外传来阵阵歌声，是文工团在为明天出发排练《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教员忽然问：“你说，北平现在最需要我们带过去的是什么？是枪炮吗？是粮食吗？”

总理沉思片刻：“是新的治国方略？” 教员划亮火柴，烟头的火光照亮他睿智的双眸：“是人心。”

这个答案，其实早已在他心中酝酿多年。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在桂园见到民主人士章士钊，突然问起明末清初京城百姓迎接闯王军队的细节。章士钊后来才明白，教员那时就在思考：将来解放军进了城，要怎么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此刻在西柏坡，教员掐灭烟头：“通知同志们，明天出发前我要专门讲一次话。”

1949年3月23日凌晨，西柏坡这个小村子异常热闹。十一辆美式吉普车和十辆大卡车排成长龙，骡马驮着文件箱不安地踏着蹄子。教员却不像个即将进京的“胜利者”，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打谷场的石磨上，目光扫过即将同行的同志们。

“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他的湖南口音在清晨的寒风中格外清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朱德总司令插话道：“主席给我们划个及格线吧？”

教员笑了：“人民群众是阅卷人，及格不及格他们说了算。要是我们哪个忘了本，老百姓就会把我们的试卷打零分嘞！”

车队启程时，教员坚持要坐第三辆吉普车。途中经过保定，当地干部准备了便宴接风：红烧肉、炒鸡蛋、白面馒头。教员一看就皱起眉头：“这些东西，老百姓吃得上吗？”当场让人撤下筵席，换成与百姓一样的粗粮饭食。

当车队行至涿县城门时，哨兵拦车检查。警卫员急忙上前：“这是首长的车！” 教员立即制止：“做得对！不管是谁，都要遵守规矩。我们进城后更要记住，人民才是城市的主人。”

这些细节背后，藏着教员深远的政治智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提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8年9月西柏坡会议上，他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特意强调进城后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最体现教员智慧的，是他在出发前亲自起草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中竟有九条是关于民主决策、团结群众的。比如“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力戒骄傲”，这些看似平常的话，实则是为执政党立规矩。

途中休息时，教员对总理说：“蒋介石总以为我们进了城就会变，变得和他们一样腐化。我们要用行动告诉全中国：（我们）永远是人民的勤务员。”

当北平的城墙终于出现在视野中时，教员让车队停下。他站在高处远眺古城，对身边人员说：“前面就是北平了，我们要在这里谱写历史的新篇章。但记住，这只是一个‘逗号’，不是‘句号’。”

1949年3月25日午后，教员在西苑机场检阅完部队后，并没有立即进城，而是先去看了准备作为中央机关驻地的香山。选择香山而非中南海，正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既要方便工作，又要避免过早陷入繁华都市可能带来的脱离群众问题。

那天晚上在双清别墅，教员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进京只是赶考的开始。考试的内容包括：会不会做经济工作？会不会管城市？会不会防止腐化？最重要的是：会不会始终得到人民拥护？”

历史给出了答案：这场考试的成绩单，应该是100分。而所有智慧的起点，都浓缩在那个西柏坡出发的清晨——当教员把进京比作“赶考”之时，就已经为长期执政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永远保持清醒，永远接受人民监督。

如今西柏坡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教员读的那本《甲申三百年祭》。书页上有他批注的一句话：“我们是要进京，但我们要进得去、站得住、走得更远。”这句话背后的大智慧，穿越时空依然振聋发聩。

来源：史海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