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被父亲10根金条赎出，不料次日惨案发生，35名狱友被敌杀害

摘要：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重庆刚刚解放，蒋介石的残余势力仓皇逃窜到成都，妄图在这座西南重镇做最后的挣扎。

1949年12月的成都，寒风刺骨，街道上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

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重庆刚刚解放，蒋介石的残余势力仓皇逃窜到成都，妄图在这座西南重镇做最后的挣扎。

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在东门街一处隐秘的公馆里，毛人凤召集了军统蓉站的几名核心人物：徐远举、吕世鲲、杨超群、何龙庆，还有周迅予。

徐中齐站在一旁，恭敬地递上名单，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他知道，这份名单上的每个人，都是国民党眼中的“心腹大患”。

“这些人，一个都不能留！”毛人凤桌指着名单上的36个名字，声音低沉而冷酷。他拿起笔在名单上写下“一律枪决”四个字，随后将名单推给了徐中齐，示意他送往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王陵基接到名单后，几乎没有犹豫，在毛人凤的签名旁添上了“如拟”二字，等于为这份名单盖上了死亡的印章。

在这场秘密会议的背后，成都将军衙门看守所内的政治犯们，还不知道死神已经悄然逼近。

他们中有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民革成员，还有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每一个人都在为新中国的到来而奋斗，却被困在这冰冷的牢房中。

这些名字，承载着无数的理想与热血，却即将在这寒冷的冬夜，被无情的屠刀斩断。

不过，毛人凤并没有想到，在他亲自签署枪决的名单中，有一个人幸免于难。

作为成都十二桥惨案的幸存者，朱君友后半生都活在对战友的回忆里。

后来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川大同学余天觉的歌声嘹亮高亢！每天傍晚放风后，他就用歌声来排遣胸中的郁闷，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

“杨伯恺是双重关系，既有共产党的关系，又有民盟的关系。由于民盟派我的工作的原因，有很多时候都同他在一起。被捕前，我与他都同住双栅子一条街。关在将军衙门后，我在一个牢房，他在另一个牢房，不能交谈。每天在院坝里放风，只有几分钟时间，又不准说话。我和杨伯恺只能以目示意。”

……

“王伯高说起来算是我的一个亲戚，他的继母是我母亲的妹妹。他比我的年龄大，而且是邛崃涌得起水的人；被捕前住在国民党旅长邓和家。在一个深夜，特务到邓和家将他抓起来了。我相信邓和不会出卖他，但特务的力量太大了。”

图|朱君友

1917年，朱君友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地主家庭，他们家在成都有“朱财神”、“朱半城”之称。

朱君友的父亲朱茂先是一位乐善好施、善培植菊花的开明士绅。家族以煤炭商业起家，富甲一方却欲以诗书传家。

当时朱家子弟擅书画，蜀中美术界有画坛“朱氏七姊妹”，一时传为佳话。其中著名女画家，成都画院首任院长朱佩君就是朱君友的堂妹。

得益于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朱君友幼年时便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不过，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年幼的朱君友也同样关心国家的命运，加上他本就富有正义感，因而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革命思想。

1938年，还在上中学的朱君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

不久之后，因为出色的组织能力，朱君友成为该组织的领导。

1946年，经张澜秘书范朴斋介绍，在成都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编入民盟成都市第27区分部，为区分部负责人之一，并分管市民盟财务工作，为民盟筹集活动经费。

图|四川大学馆藏朱君友毕业证书存根

1947年，朱君友从川大法律系毕业后，便正式投身革命：

“1947年，我哥朱君昌同张复初合办建筑社，我利用之进行革命活动。很多地下党在该楼上开过会，或将该社作为临时联络点。当时资助地下党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取出来的，由此引起家里人的怀疑。父亲认为我的种种行为大逆不道，对我采取严管，经济上卡我，限制行动……1949年，范朴斋去香港，我支助他黄金五两和我的订婚戒指两只。”

也是在这一年，朱君友同女友杨汇川结婚。

根据资料记载，杨汇川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民主人士杨维的女儿，她13岁离家出走，参加共青团，就读上海大夏大学，后转入国立四川大学。

朱君友参加革命活动，与杨汇川的影响分不开，多年之后他回忆起参加革命的经历，还忍不住感慨：

“我参加革命都是受了她的启发教育。”

杨汇川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非常深，与之关系密切的地下党负责人有熊梦碧，还有与张友渔关系很深的吴寄寒。

从1946年到1949年，朱君友一直负责民盟的财务工作，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时期，许多民主人士都受到了国民党当局迫害，朱君友曾为掩护他们做过许多工作，并为他们提供经费。

随着三大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当局已经日暮穷途。当时的成都已经是一片白色恐怖中，朱君友虽然一直小心翼翼的工作，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暴露行迹。

1949年11月，朱君友在路过玉带桥时，不幸遭遇了国民党当局盘查，其随身携带的部分革命书刊以及传单资料不慎被敌人查获。

朱君友随即被投入到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

朱君友被捕之后，随即遭到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这令审讯他的敌人也惊诧万分，毕竟朱君友出身地主家的少爷，平素身娇肉贵，似乎不太可能拥有这样的硬骨头。

不久之后，朱君友被转到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

根据朱君友的回忆，他在被捕入狱后，曾受到狱友们的关怀，后来他在日记中，曾用了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当时狱友们的情况。

朱君友视死如归，在当时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不过，就连朱君友也想不到，他的父亲正在拼了命的营救他出狱。

说来也是一件极幸运的事儿，朱君友岳父杨维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杨家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成都军政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朱君友的父亲朱茂先当时就是借助这样一重关系，才打通了儿子的生路。

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徐中齐当年就是受杨维提拔，而更重要的是，当时杨维的儿子、朱君友的大舅子、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高级秘书杨夷甫也已亲自出面，这份面子不能不给。

在各方积极斡旋下，徐中齐同意用十根金条，保释朱君友出狱。

1949年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被两名特务叫出牢房。

当时，朱君友还以为特务拉自己出去，是要把自己处决，就把所有的行装送给了民革的徐孟生。

当时，朱君友经过杨伯恺和王伯高牢房时，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杨伯恺、王伯高心有灵犀的也隔着铁栏杆向朱君友点头示意，鼓励他要走好，胜利最后是属于我们的。

一直到晚年，朱君友都对此一幕记忆深刻。

走出监狱后，朱君友迎面就看到了杨夷甫和杨的表弟、徐中齐的弟弟徐季达，他这时才知道，特务把他押出来不是要杀他，而是要放他。

被营救出狱的朱君友在亲人的掩护下，躲到了成都中和场乡下。

朱君友并不知道，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天晚上，他在狱中的那些狱友们全部罹难，如果朱君友晚出狱一天，他可能也逃脱不了牺牲的命运。

1949年后半年，国民党当局在西南败退之际，就制定了要把关在狱中的民主人士以及地下党集中杀害，屠杀从9月就已经开始，这其中就包括震惊中外的重庆11.27大屠杀，总计遇难人数在300人以上。

很遗憾，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重庆解放前夕。

成都十二桥惨案，其实包括两次大屠杀，同样也是发生在成都解放前夕，距离成都解放仅有20天。

1949年12月3日，毛人凤抵达成都后，亲自主持保密局驻蓉站开会，并拟定了要屠杀人员的名单，当时朱君友的名字就在名单上。

第二天，即12月4日深夜，成都警备区军统大特务周迅予指令汪道生，派特务中队长王建谋率领10余名武装特务，将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成员刘仲宣、云龙、彭代悌3人蒙眼塞嘴捆上汽车，偷偷运至王建墓墓道内秘密杀害。

12月7日，在成都解放前夕，特务们集中将堆放在将军衙门特委会院子里的材料全部焚毁。

当天深夜，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率武装特务16人到将军衙门看守所，将被关押的32名革命志士用麻绳捆绑，棉团塞嘴，黑布蒙眼，强行扔上刑车，刑车开支外西十二桥。

当时，距桥西南二百多米的乱坟坝里，还残留着一段抗日时期的防空壕，特务们把32名革命志士集中在这里后，随即展开血腥屠杀。

特务们用刺刀、手枪，一个接一个地把志士们残杀在防空壕内，并草草掩埋。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后，成都市军管会开始集中力量，搜寻烈士遗骸，并将烈士遗骸集中安葬于成都十二桥。

朱君友是成都解放后，才知道狱友们都已经被害。

一直到晚年，朱君友都对此事念念不忘，他曾跟儿子们说：

“这些事情是忘记不了的，这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回忆。见过杨伯恺慈祥和蔼的眼光和微带笑容的面孔，我就感到自己的斗争是得到党和同志们的支持的。过去令人难忘的事情回忆起，觉得自己虽然能够活命，但那么多人都牺牲了，心里非常不好受。我作为一名幸存者，永远怀念地下党领导人杜可同志，地下党员吴惠安同志，地下党员、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同志，还有其他的死难烈士们。他们已永远长眠在‘十二桥烈士陵园’。我和他们相比，虽然受了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因为在解放前有过这一段经历，朱君友后来在那段特殊时期，也遭了无妄之灾，毕竟同监的几十个战友都被敌人杀害了，只有他一个人逃出来。

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君友才获得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