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园子里种着豆子、玉米、高粱、谷子和芝麻，偶尔还能看到一片片的棉花。

1

七月末，我们离开南宫向山东境内第一个大城市临清前进。

很多处道路被淹没了，但田野里庄稼绿油油的。

园子里种着豆子、玉米、高粱、谷子和芝麻，偶尔还能看到一片片的棉花。

到临清只有五十英里，第二天我们就到达了。

我们看见一群人骑马从一英里远的那边朝我们奔来。

接近时，一个人策马跑在众人前面，挥动着帽子冲了过来，使劲地喊着“欢迎，欢迎”。

猛然间我认出了他，他是孔清德，一个走起路来象美洲豹在滑行似的营长，去年一月是他送我通过正太铁路的。

他跳下马来，我们热烈地拥抱。

他那机敏、诚实的脸上满是笑容，以我常见的八路军亲密朋友间充满深情的方式握住我的手。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孔同志？”我问。

“前几天我带我们团来到了这儿”，他回答，然后谦虚地说:“我指挥你在皋落看到的那个团。团长陈锡联在一次战斗中面部受伤，他现在是副旅长啦。”

看到他，我由衷地高兴，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一起行军的那些日子里我对他很有好感，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对山东的接待曾有些担心。

在进城的路口，一大群人拥在那里，被拦在一条横越街道的绳子后面。

我问孔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咧嘴笑了。

“我听徐向前同志说你要来，刚好省长沈鸿烈海军上将正在这里，我就告诉了他。他准备欢迎你哪。"

我们向城里走去。

在其他城市也有欢迎团，可不能与这次相比。

我们还在大约一百米外时，就有一个战士跑了出来。

他手里攥满了名片，恐怕有五十张，它们是省长、各个部队的指挥官、杰出的城市、县和省的官员们的。

我得履行社交的礼仪。

在省界上没有正式的接待仪式。

省长的秘书雷博士和地区军事将领韩将军首先上来欢迎我们，然后是级别低一些的官员，他们后面是好几百男、女和儿童，在两侧排列着部队的街道中间热情地拥了上来。

他们拿着旗子，代表着学生、 商人、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团体。

有些人唱着歌，另一些人呼着口号。

在这种场合，要知道来欢迎的官员的姓名简直是不可能的。

警卫们用力开出一条穿过欢迎人海、通往一批人力车的路子。

三个半月前离开西安以来，我第一次看见这种车子。

其实，我们不如步行，因为进城的路上依然挤满了人。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走到美国博德教会医院。

这么热烈的欢迎有双重原因。

一方面，这是向美国表示敬意的机会，美国在人民中有声望；

另一方面，这也是当地官员把人民的热情集中到具体事情上的一次机会，以激励人们更加努力抗战。

自日本入侵以来，医院的外籍职工都离开了。

省长决定把我们安顿在一个医生家里。

为了照顾我们，在我们停留期间，他派来了他的私人厨师。

我略事洗漱，便同雷博士一起去正式拜访省长。

他五十七岁，谦虚、容貌悦人。

那高贵的风度和文雅的举止表明了他的文化和教养。

他用缓慢的、可以听懂的英语热情地表示欢迎，请我就座。

一个勤务兵端来了米酿酒和雪茄烟。

作为一个中国人，海军上将沈鸿烈的一生是不寻常的。

他是湖北人，先是读古书，后来上了武昌的军事学院，又在日本学了七年海军战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中国观察团的一个成员，到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

其后的十年，他是满洲海军舰队的总司令。

在抗战开始时他担任了使他在海外闻名的青岛市(山东最主要的港口)市长职务。

就是他，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在日本占领青岛之前烧毁了该市的日本工厂。

前一年的一月份，前省长韩复渠因不服从命令，未能保卫山东省而被正法，沈鸿烈被任命接替省长职务。

在感谢他的欢迎和殷勤款待之后，我问他临清现在是否就是他永久的司令部。

“不，”他轻轻地弹着烟灰回答道，“这些日子我把司令部放在裤子后兜里。山东省有一百零七个县，分属于十二个行政区。我在各区之间巡回，组织武装，恢复交通，力图让人们建立起新的信心，努力去提高他们抗战的效率。”

他询向了亚内尔海军上将和美国海军的将领们。

青岛多年来曾是我们亚洲舰队的夏季司令部，作为市长，他熟悉我们的高级指挥官。

他诙谐地谈到一个海军上将现在在内陆指挥军事行动是多末不相称。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到医院，並留下来吃晚饭。

我们要穿过日军防线前去未被占领的自由中国，就需要黄河以南的部队协同动作。

为了加快实现我们最后阶段的旅行计划，吃饭时我问省长通过敌人防线的可能性。

他认为机会很少。

作出这种安排也许需几天，可能几星期，在这期间我可以呆在这儿。

要不是我想尽快返回汉口，这种前景倒是有吸引力的。

我告诉他，如果山东这条路不好走，八路军已经答应护送我去南边。

省长答应我当晚发个电报给郑州的程潜将军。

我第二天的日记开头写着:“今天吃了包括水果、粥、 鸡蛋、烤面包和咖啡的早餐。真是一顿美餐啊！”

几个月来，我吃中国饭已习惯了。

我们毕竟是受习惯支配的人，在山东意外地吃到传统的美国早餐，不禁引起了我的思乡之情。

上午，有一个群众大会。

小伙子们和我由雷博士陪同， 去到城边的一个场地。

这里在旗帜装饰起来的主席台前，分片地坐了总有一万人。

主席台上同省长並坐的有共产党、国民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

会议以国民党的方式开始，先宣读孙中山博士的遗嘱，全体到会的人向俯视主席台的孙博士照片三鞠躬。

这是个欢迎会，每个代表都致了简短的欢迎词，末尾是省长平缓而着重事实的讲话。

会场上的人是那么多，只有部分到会的人能听见讲话，坐在前面的人向后面的传述着发言的要点。

该轮到我了，我象平常一样，说明了美国的政策。

人们最容易理解和爱听的是韩将军在大会结束前的发言。

韩将军是另一位冯玉祥派的人，自诩为老百姓中的一员，是个善于词令的演说家。

他迈到主席台边上，弯下腰，显得挺接近群众。

他慷低激昂地叙述日本人的残暴，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

他边讲边打着手势；他转用又高又尖的嗓门，模仿着投降了日本人的汉奸，慢条斯理、装腔作势地在台上走来走去。

听众大笑起来。

结尾时，他以叙事诗般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号召人们支持自己的队伍。

大会对这激动人心的呼吁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大会在国歌声中结束。

2

程潜将军回电答复省长说，有两条南去的路线供我选择。

一条是过黄河直接向南，再向西进入河南省境去郑州。

这条路十分安全，但是旅程长，而且要穿过因河水泛滥受过淹的地区。

另一条路线是南行一百一十五英里去濮城，再在黄河北岸转向西行一百五十英里，在郑州北面的一个地方渡黄河。

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方，抗日力量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而且必须从只相隔二十英里的日本驻防区之间穿行。

这条路线旅程较短，还有机会体会一下局势尚不明朗地区人民的精神状况。

我选择了后一条路线。

可是，命运之手暂时插了进来。

沙眼病加重了，在河北就开始了的发烧也更厉害了。

虽然医院的外国工作人员都离去了，仍有一个中国男护士在工作。

他每天照常上班，病房搞得井井有序。

我找他给我治病。

“我们这儿有一个实验室技师，”他对我说。

“如果你愿意，他可以给你验血，检查发烧的原因。”

我同意了。

化验表明我得了回归热，这种病有点象斑疹伤寒，也是由虱子以同样方式传染，在华北，特别是陕西、山西一带流行。

可我还是第一次碰上。

“有什么特效药吗？”我问技师。

“六O六，一种注射剂。”他回答简明。

“你能给我注射吗？”我问。

“当然可以。”他说。

他的技术熟练，六小时以后烧退了，从此再没复发。

后来我听说这人在郑州受过浸礼会教会医院的艾尔斯大夫的训练。

我时常与省长和八路军的孔团长交谈。

我可以看出，在省长代表的国民党和八路军之间，由于对发展省内抗日力量所使用的方法根本不同，产生了一些摩擦。

省长坚决反对人民组织起来，特别是政治方面的。

他对我说:“组织文化团体我无异议，但国民党是执政党，人民必须遵从它的决定。”

他说政治和军事权都赋予了地方行政官员。

他计划在每个县和每个行政区都建立武装，使这些区的官员用以应付局面。

另一方面，八路军的态度是:

只有通过改善人民的福利，向他们讲解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则，教育他们有自我牺性精神，才能求得他们的合作，把人民的抵抗力量发挥到最高水平。

在临清，八路军除了一个团外，还有两个支队(支队是一个有伸缩性的军事单位，根据战斗任务，人数从一千到一万不等)，正在山东东北部活动。

另一个部队在泰安地区，那是孔子的出生地，如今他的遗体葬在泰山。

看来，这两种观点是不能和解的，但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为了打败共同敌人而不得不进行的合作缓和了国共两党的态度。

最终大概会产生妥协方案的。

3

四天后，我们全休息够了，便出发南行，去位于大运河边的聊城，在那儿我遇到了我整个旅程中见到的一位最有趣的人。

他是范筑先将军，这个行政区的长官。

他五十八岁，高高个子，肌肉发达，秃顶，有着惊人的活力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他蓄着长须，在中国人中是很少见的。

讲话时，他有个神经质地拽胡子梢的习惯。

如果碰巧谈到他感触很深的话题，他就变得十分活跃，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

他告诉我，他目睹了战争的爆发，在临沂作行政长官和就任目前他的职务时，他都组织发动老百姓。

由于他较早地认识到组织民众的意义，现在才有十万游击队在他的指挥之下。

他说，他的一部分队伍正和位于北平城外西山的曹春(译音)一起行动。

他有自由主义思想，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相信代议制政府。

在他自己的地区他尽力实施了一些改革，老百姓看来是与他通力合作的。

到聊城不久，我就收到一张用英文写给“刚到本城的美国人”的条子。

它来自两个天主教神父，安德鲁·沃尔特· 特蕾西和休伯特·诺米尔，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人，中国的圣芳济修会成员。

他们听中国人说来了个美国人，但是还没搞清楚我是什么人。

我仅在此停留一晚，范将军那晚已安排了晚宴，所以仁慈的神父邀请我去进早餐。

我正在寻找地道的美国风味的菜时，他们端上了苹果饼。

带着可口的佳肴引起的乡愁，我乘车踏上了南行之路。

范将军陪我们到濮城，他和他的下属骑着自行车，这似乎使老百姓高兴。

这趟旅行花了三天，因为范将军在沿途的每一个小村庄都请我发表演说。

我急于加快前进速度，话讲得很简短，将军显然有些失望。

我们到达濮城后，我对一直为我作翻译的欧阳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话了，让范将军高兴高兴吧。”

我讲了我能够想到的所有向题，有意取悦于范将军。

我有兴趣看看人们究竟能听多长的讲话而不走开。

讲了将近三小时，已经思源枯竭、精疲力尽了。

而人们依然等在那儿。

“这就对了！”范将军温和地说。

濮城是日本人撤离之前烧毁的另一个城市。

它濒临黄河，徐州战役期间，部队几乎一直驻在那里。

人们对我讲述的日本人的暴行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一个自行车队护送我们向西到位于河北省的锅把位置的开州(今濮阳)，这是徐向前曾谈到过的丁树本的司令部所在地。

象通常一样，我们到达时，人群已等候在城外。

在穿长袍的商人和穿短褂的农民的人群里，我瞥见了一件白色连衣裙。

在这偏僻的地方可能有外国妇女吗？

当我走近时，从穿着上看得出来这无疑是个西方妇女，如果我的直觉没错的话，她是一位美国人。

她是孟诺派教会在本地的医院的护士，城里唯一的外国人，名字叫伊丽莎白·戈尔茨，内布拉斯加州人。

她安排我们住在这个教会的一所空房子里。

丁将军是我在此次旅途中遇到的在日军入侵后还保留原有职务的很少几个官员之一。

战前，他是附近五个县的行政长官，敌人占领开州时，他干脆把司令部迁到了乡下，开始动员群众。

他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奇特的混合，虽然在旧的保守学校受过教育，他却能认识到使民众满意取得他们合作的意义。

丁将军以他特有的方式接待我。

在我到达时，他的参谋长出来迎接，告诉我说，将军等在办公室。

放下行装后，我和小伙子们来到了他的衙门，接受了隆重的礼仪。

后来，我们被带进内室，将军等候在那里，他个子高高的，傲慢而冷淡。

我们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正式地谈话。

欧阳已和我一起工作了这么久，他了解我掌握中文词汇的程度，将军讲的有些话就不翻译。

参谋长严厉地责备他说:“将军讲的话全都要翻出来。”

可是，那天晚上将军来吃晚饭，一直呆到很晚。

这时，拘谨、自负和礼仪的姿态都消失了。

他热情、有魅力、谈吐幽默，妙趣横生。

他说，他从与徐向前的谈话中得到教益，他讲述他的成功的游击活动时洋洋自得。

第二天，他派了一连游击队护送我们到二十五英里外的八里营，在那儿，有人民军的一个连正等着陪同我们穿越日军封锁线，再向西走九十英里到原武。

因大雨黄河泛滥，大部分道路被水淹没了，我们的行李车难于通过，常常一次就耽搁几个小时。

但是，最后一段旅程最使我们狼狈的要算护送的巡逻队了。

这个队都是些最近才入伍的人，很少训练，纪律不好。

第一天行军后他们的脚就不行了，第二天末了，全连足有一半人都坐在沿途从农民征用的大车上了。

我们越往前走，老百姓的态度越发不妙。

他们没有受过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教育，而在北边，这种精神激励着人们。

一股股的非正规部队的勒索，加上敌军频繁骚扰，大大损伤了老百姓的士气。

老百姓靠不住，巡逻队又不称职，我和小伙子们有时真怀疑我们能否完成这次旅行。

第三天，我们碰上了最危险的一段旅程。

北边道汲铁路支线和南边延津都有日本人，这两个防区相隔不到二十英里。

平原地带，便于坦克和摩托纵队活动。

按计划，我们应在清早走到延津以北八英里的地方。

但是，一个本地向导搞错了(也许是故意的)，我们从一排树的隐蔽处走了出来，突然发现我们已看到了相隔不及二英里远的延津城。

没有旁的办法，只能继续前进。

利用起伏的地形，我们匍匐前进，爬了一英里多路之后，我们掉到了一段凹陷下去的路上，没有被发现。

又走了将近五英里路，巡逻队说他们要休息，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停了下来。

八月初的天气，湿热得让人生痱子，巡逻队找树丛遮荫，躺在地上。

我们离延津只不过五英里远，巡逻队的军纪太差，我决定绕镇子兜一圈，查看一下保卫措施。

结果竟没有建立一个前哨阵地，也没有哨兵站岗！

巡逻队简直是什么也不操心。

小伙子们和我把注意力转到耸在镇上的一个小山包。

如果受到攻击，这儿起码是一个有地形优势的集合点。

不过，没发生什么意外，休息了一小时后，巡逻队又出发了。

直到第二天我们到达了原武，才觉得安全。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