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称霸宁夏多年的“土皇帝”马鸿逵在解放军逼近的压力之下，只能将多年以来在宁夏压榨百姓的财富打包起来，然后与自己的几房姨太太离开西北，马鸿逵这一次带走的黄金，可以说是宁夏人民积累了多年的财富，具体数目说之不清，但对宁夏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1949年，称霸宁夏多年的“土皇帝”马鸿逵在解放军逼近的压力之下，只能将多年以来在宁夏压榨百姓的财富打包起来，然后与自己的几房姨太太离开西北，马鸿逵这一次带走的黄金，可以说是宁夏人民积累了多年的财富，具体数目说之不清，但对宁夏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而马鸿逵离开西北的时候，他的体重竟达400斤，他的个子并不是很高，而他常年养尊处优，导致他的体重出现了非常不正常的发展，根据马鸿逵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马鸿逵平时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这个在西北地区称霸多年的军阀，离开了西北之后，前往了台湾，后来被蒋介石当作替罪羊，险些遭遇跟张学良一样的永久牢狱之灾，后来还是把自己带来的黄金“让”了出去，这才换得了一个前往美国的机会。
从前的宁夏王，渐渐也成为了一个美国街头的肥胖老头。
1899年的甘肃河州，阳洼山的土墙在夕阳下泛着微光，一个七岁的小男孩拖着脚上的木墩，悄悄从私塾的门缝溜出去，他是幼年时期的马鸿逵，马鸿逵是马氏家族的第三代子嗣，小名三元。
而他的父亲马福祥站在远处，望着这个顽劣的儿子，眼神中透出几分无奈。
那时的马福祥或许不曾料到，这个逃学游荡的孩子，日后会成为手握宁夏十七年权柄的“宁夏王”。
马鸿逵生于1892年的甘肃河州，他的家族自祖父马千龄迁居韩家集阳洼山后，逐渐在西北崭露头角。
马千龄育有四子：
长子马福财早逝，次子马福禄、三子马福寿、四子马福祥各有建树。
其中，马福禄率先为家族打开局面，他在1875年中武举人，六年后又中武进士，凭借镇压回民起义的功绩，被清廷任命为都带，统领两营兵马，他将弟弟马福祥提拔为骑兵管带，兄弟二人共同奠定了马氏家族的军事根基。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马福禄随军勤王，在前门箭楼奋战身亡，慈禧太后为表彰马家的忠心，特意召见马福祥，将马福禄的部队交由他统领，从此，马氏家族的官运开始腾飞。
马福祥是个精于算计的人物，他擅长书法，常以“一笔虎”赠人留念，借此博取名声，他更懂得通过送礼与结拜拓展人脉，他派遣侄儿马子才携带从宁夏压榨来的钱财和枪支，前往新疆、青海等地换取鹿茸、麝香等珍贵物品，再运往北京分送给各方权贵。
每年大规模的馈送至少进行一次，每次因礼品繁多，还夹杂大烟贩运，队伍浩荡如同商旅。
在送礼之外，他还让护送人员搜购大烟，运回北京换取枪支子弹，再高价出售从中牟利，宁夏因此成为盛产大烟之地，烟价上涨导致种烟者与吸烟者俱增，民间枪支泛滥，抢劫事件随之频发。
从马福祥担任宁夏护军使到马鸿逵成为省主席的数十年间，烟枪与抢劫成为宁夏人民的双重苦难。
马福祥的人际手段更是厉害，他的结拜策略在当时堪称高明，他在送礼赢得对方好感后，便奉上一纸“兰谱”，请求结为盟兄弟。
他与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结拜，甚至通过宦官张兰德与慈禧搭上关系，辛亥革命爆发，他先观望后投靠袁世凯，获封宁夏护军使，此后，他辗转依附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人，始终屹立不倒。
就是在这片家族光环下，马鸿逵的童年却显得别样。
他七岁进入私塾读书，却对书本毫无兴趣，常常逃学四处游荡，马福祥为此颇为头疼，甚至用绳子系上木墩拴住他的脚，试图让他专心读书，但马鸿逵依然我行我素，木墩未能束缚他的天性。
马福祥希望他承袭文武之道，但马鸿逵的性情更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
马鸿逵的转变始于青年时期，他从甘肃陆军学校毕业后，跟随父亲踏入军政之途。
马福祥的荫庇为他铺平道路，袁世凯当政时，马福祥安排马鸿逵担任侍从武官，这个职位虽无实权，却让他得以接触高层权势。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马福祥拿出十万大洋助其成功，曹锟投桃报李，调马福祥为绥远都统，并提拔马鸿逵为第五混成旅旅长，驻守五原，此时的马鸿逵手中终于握住了兵权，开始崭露头角。
1925年，冯玉祥主政西北，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及甘肃军务督办，马鸿逵的第五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七师，移驻包头，那时的包头是一片砂砾遍布的不毛之地，部队缺衣少食，生活艰难，马鸿逵并未因此消沉，他多次派人向堂兄、宁夏镇守使马鸿宾请求率军进入宁夏，却屡遭拒绝。
马鸿宾以甘肃督军陆洪涛之命为由，派兵一团协助布防，阻挠马鸿逵的行动，马鸿逵对此大为恼怒，几次扬言要率部踏平宁夏，他与马鸿宾在黄渠桥会面，当面威逼马鸿宾交出地盘。
面对来势汹汹的马鸿逵，马鸿宾无奈之下拿出十万大洋作为军费，试图平息他的怒火。
可马鸿逵并未就此罢休，他趁刘郁芬率军经过宁夏时，尾随其后进入金积、灵武一带，驻扎下来不再离开，他在当地委派官员收税，又从河州、青海及宁夏的豫旺、关忠等地招募地主武装，组建了约两个骑兵团，实力显著增强。
后来，冯玉祥的西北军经过宁夏进军甘肃、陕西时，马鸿逵被提升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总司令兼第七师师长，而他的部队辗转于直隶、山东、河南等地，与直鲁系联军交战，逐渐在军阀混战中站稳脚跟。
1929年，冯玉祥准备反蒋，马鸿逵却暗中生变。
他早因冯玉祥夺取绥远地盘而心怀不满，又因部队军纪不严屡遭冯玉祥斥责，积怨已深，而蒋介石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拉拢他，马鸿逵与韩复榘、石友三密谋策划，于5月21日通电全国，宣布“维护和平”、“拥护中央”等等，公开叛冯投蒋。
不得不说，马鸿逵的见风使舵，跟他的父亲一脉相承。
随后，他率部从洛阳撤往郑州，也在途中遭遇冯玉祥的追击，冯玉祥派庞炳勋在前设堵，孙良诚在后追击，马鸿逵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只带手枪营一个连落荒而逃，中途体力不支，由传令兵轮流背着他，最终逃到副官马孝成家中，骑上一头骡子抵达郑州。
而蒋介石得知他叛冯成功，立即嘉奖，任命他为一军军长，并将席掖池的骑兵师交由他指挥，还赏赐三十万大洋和千余支枪。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马鸿逵的部队扩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他率部在陇海、津浦线作战，参与增援归德、固守兖州、围攻泰安等战役，为蒋介石的胜利出力不小。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宁夏省主席。
1931年1月，他率部从信阳北上抵达宁夏，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统治，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以第十五路军总司令兼省政府副主席、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建立起独裁格局。
他将前任马鸿宾的旧部全部撤换，换上自己的亲信，确保权力牢牢在握。
而马鸿逵对军队的掌控尤为严苛。
他提拔带兵军官的标准是“甘马回河”，这不是一个成语，而是四个条件的简称合并在一起。
马洪奎提拔军官，须为甘肃河州人、回族、姓马，为此，他设计了“四架操”考验，要求军官通过屈身上、摇动转回、倒立、车轮等动作，以此检验其忠诚与服从。
他曾召集部队集训，借故将68师502团团长马万荣重打一顿，观察其反应，马鸿逵下了毒手之后，马万荣毫无怨言，还立即写下悔过书，不久后被提拔为骑兵第二旅旅长。
他还通过打骂部下后观察其态度，判断是否忠心。
在他的部队中，“用奴才不用人才”成为普遍现象。
在行政管理上，马鸿逵制定了《公务员新生命》六条，要求官员佩戴臂章，上至主官、下至杂役一律遵守，有人忘带臂章，他视为违令，责令其自行辞职。
他还制定《县政人员约法》三条，要求新任县长立誓签名，刻成匾悬挂于县政府门口，他曾逮捕六名县长，将其名单印发，召集省级机关人员投票决定生死。
而一名财政厅职员因写下“按法律处理”而未圈选任何人，被他当场斥责。
他质问：
“我的话不是法律吗？”
另一名职员将六人全圈，反而获得他的表扬，并赏大洋千元。
由此可见，在政治上，马鸿逵有着非常病态的一面，显然是封建时期的一些独裁模式，对他影响甚深。
而在经济上，马鸿逵对宁夏人民的压榨尤为沉重。
他征粮种类包括人食、马料、草料、木炭，价格低至市价二三成，而农民交一车草或一驮炭，往往换不回一餐饭。
征兵更成为民间苦难，他年年扩充军队，1935年宁夏人口超百万，到1941年仅剩七十三万，六年间减少近三十万，他的部队却扩至十万余人，平均每七个半人中有一名士兵。
这就导致马洪奎的部队逃兵现象层出不穷，对此，他便以枪毙震慑。
1947年，他将各部队逃兵集中于银川处决，事先印制“咎由自取”的纸条，枪毙后塞入死者头上的枪眼，以儆效尤。
而最令人愤怒的就是马鸿逵在教育方面的举措，马鸿逵推行奴化政策。
他规定学生不守校规，轻则打手掌，重则打臀部，更重者开除或送入“模范监狱”，他从军队中派出军官担任中等学校的军事教官，对学生实施军训，他还要求学生连保切结，禁止结社及阅读进步书籍，试图隔绝外部思想影响。
这种对年轻人的迫害思想，影响了当时许多的青少年。
显然，马鸿逵这种统治，在当时的革命浪潮之下，是不可能持久的。
因此，马鸿逵的权势随国民党败局而消散。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马鸿逵倾巢出动，侵犯三边、救援榆林、出兵陇东，1947年，他派兵三万余人，由其子马敦静、马敦原率领驰援榆林，却在袁大滩遭解放军痛击，损失惨重。
而马敦静兄弟绕道逃回三边，狼狈不堪。
1949年，解放军逼近宁夏，他安排长子马敦厚先逃、次子马敦静后逃。他自己则率六姨太、参谋长等三十余人飞往重庆。
在重庆，他住进连家花园，蒋介石召他商议调兵入川，他抱住蒋介石的腿痛哭，称“对不起党国”。
他随后飞往台湾，住进北投行政院宾馆，又移居古亭区和平西路住宅。
国民党监察院提出弹劾，指责他与马步芳贻误战机，他深感在台湾难以立足，以四姨太刘慕侠看病为由迁往香港，后携家眷飞往美国旧金山。
他在旧金山居住多年，约于1971年前后病逝。
来源：闲说史事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