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由黔军改编）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之命，由郑州火速开赴黄河大铁桥两岸布防，并奉命在强敌（日军）逼近北岸之际，毅然炸毁黄河大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一、黄河大铁桥三天三夜才炸毁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由黔军改编）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之命，由郑州火速开赴黄河大铁桥两岸布防，并奉命在强敌（日军）逼近北岸之际，毅然炸毁黄河大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13日，我随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出发，经广武县境，到达黄河南岸车站，在此设前敌指挥所。我当时24岁，任师部上尉作战参谋，负责防务部署，并协助参谋长处理作战事务。

晚饭后，蒋在珍命我前往黄河铁桥，向已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毁大桥的准备情况。指挥所离黄河铁桥约三公里，我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筒照路前行。沿途只见黑影憧憧，踽踽而行者皆是由北岸过来之逃亡百姓，或哭或泣，拖家带小，背包提箱，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我到达桥上后，工兵连连长周玉睿即来见我，报称该连已经开来三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于炸毁大铁桥，确有充分把握。周玉睿连长还告诉我，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路南犯，我二十九军各部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等地，战斗惨烈无比。每日此间有大批伤员过桥。据闻我军力不能支，已逐渐南移，敌人以大批坦克为前锋，正由汲县南下，很快将驶抵黄河北岸。

蒋在珍将军听罢我的报告，顿时紧锁眉头，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我听后血气贲张，暗暗抱定为国捐躯之决心。

14日上午我们正吃早饭，敌机突然来袭，陡然间警报声响得惊心动魄。我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乱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我们或蹲或立或卧，皆举眼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除了气愤却也无法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观其飞行方向，估计是去轰炸郑州。

敌机过后，我们刚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远处声如巨雷。我冲出门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三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皇奔向田野。几分钟后，天地又归于宁静，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噩梦——但这毕竟不是梦，四处房子在熊熊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了撕肝裂肺的哭喊。

这时我猛听见指挥所电话铃骤响，我飞步奔入，抓起一听，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的电话，通告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伤亡损失惨重。

午后一时许，我随蒋在珍师长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八十二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南撤列车已经受阻，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官兵见师长来到第一线，纷纷呐喊请战，还有不少学生官兵咬破指头写血书，场面极为感人。

稍顷，通知已可以行车，及抵北岸，蒋师长接见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向该团官佐慷慨训话，勉励众官兵面对强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为中国军人争荣光，并表示自己将为全师表率，与敌血战到底，然后视察桥头堡阵地后方返回南岸指挥所。

15日午饭后，即接上峰通知，豫北情况紧急，二十九军将向山西转进，新乡已不能保，饬令工兵于当夜十一时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队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炸桥。

16日凌晨五时，蒋在珍师长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命令：新八师指挥并掩护工兵连炸桥，固守黄河阵地。

当晚突接长官部电话，谓战局遽变，宋哲元部已沿道清铁路向西转进。程潜长官命令：拂晓时炸毁铁桥。

蒋在珍师长放下电话，把目光落到我脸上，一字一板地说：“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经下达，指挥工兵连实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准备一下就去桥上吧。”

奉命后，我心潮澎湃，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黄河大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可惜！”

17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南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炸桥信号。

那日大风不停，仿佛山河呜咽，与中华民族同悲。凌晨五时过一点，最后一趟列车在熹微的天光下赶到了。那是由闷罐车、平板车、客车组成的一趟混列。车上装满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伤兵。清冷惨淡的灯光下，我们看见车上每一张脸上都充满了肃穆、悲壮、凄凉的神情。

当雪亮车灯穿透迷蒙夜空，当列车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驶上铁桥之际，司机看到了如林般屹立在黄河之北、黄河之南、黄河之上的众多军人。他突然拉响了汽笛，而且毫不间断，那尖厉刺耳激人心扉的声音仿佛是悲怆的呼唤！

五时一刻，蒋在珍师长向我下达了炸桥命令。我高举信号枪，连发白色信号弹三发。顿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天动地，黄河铁桥笼罩在滚滚烟团与频频闪烁的火光之中。

当爆炸声停息后，我和工兵连连长周玉睿立即上桥检查。岂料，因技术原因，多达百孔的大铁桥仅被炸坏三孔而已，其余的九十七孔，虽已是遍体鳞伤，只不过是被炸药崩掉了一层“皮肉”，一个个巨大的桥墩，依然挺立在滚滚江涛之中。

此时天色鱼白，前方情况不明，黄河以北又无我军作战，且地势平坦，铁轨未及破坏，甚利敌机械化部队之行动。

蒋在珍师长焦虑万分，亲赴桥上，令我继续督促爆破，尽快将铁桥彻底炸毁；并命傅衡中团长率四个营的兵力火速重返北岸据守，若敌前锋逼近，须死战以争取炸桥时间，非有命令撤退者，一律就地枪决。

自17日凌晨至19日傍晚，整整三天三夜时间里，执行炸桥任务的官兵无一刻不在桥上，无一刻合眼。这三天时间里，我每日无数次来回穿梭奔走于铁桥上，督查作业进度。每一次爆破，只能给大桥造成局部的破坏，工兵装填一次炸药，引爆一次，如此反复进行，黄河上爆破声隆隆，不绝于耳。

1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突然听到南岸桥头处人声喧哗，不少战士纷纷向桥头跑去。我大步赶到，原来是战士们在铁桥的右栏杆上部，发现了一块铁碑。战士中能识字的不多，许多人嚷嚷着“请熊参谋念念，请熊参谋念念”。我仰头匆匆浏览了一遍，顿时有乱箭穿胸之感。我高声念道：

“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我怆然涕下，痛呼道：“弟兄们，这是祖宗留下的记功碑啊！可今天，这座大铁桥却毁在了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手上……”

至19日傍晚，我查知水面自三十九孔起，至八十二孔止，其间均已遭严重破坏，即便日军夺去，也需三年五载方能修复。此时从南岸望去，有桥床爆倒者，桥墩爆塌者，桥床桥墩均爆落入水者。巍巍然钢铁长龙，此时恰似被肢解折断的骨架，或没于水中，或露于河面，凌乱不堪，一派狼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展布开一幅凄凉悲壮的画面。这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位中国军人的心中，永不能忘！

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我们却丝毫没有通常完成战斗任务后的那种满足与欢欣。其复杂沉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如此浩大的工程，先人当耗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方得以建成？然数日之间，我们便将它彻底炸毁了！

蒋师长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令我拟《爆破黄河铁桥记》，以为纪念。

我神魂颠倒如痴如呆鼓捣三日，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终至成篇。结尾一段，记忆犹新：“……直至二十日晨，经晏勋甫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爆破，计自三十九至八十二孔，均遭严重破坏。于是号称世界伟大工程之黄河大铁桥，徒留得残痕几许？念缔造之艰难，知修复之不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之决心！”

二、花园口决堤全系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

1938年2月，新八师炸毁黄河大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西起黄河大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军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已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江对峙。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6月6日敌陷开封，7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十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委员长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师长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唯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我待。

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震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另择恰当地点开掘。对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表态。

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军，被日军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生命、土地、家园、祖坟，也会被无情地吞噬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虽然决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中国当局并未对老百姓的生命忽略不管，乃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决堤。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军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必然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人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目光呆滞，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我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流。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午后二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大声叫我。第二团团长王松梅手里拿着张军用地图对我嚷道：“兄弟，你干了桩了不得的大事！我刚才认真察看了地图，你选这决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点点，不把贾鲁河利用起来挡水，那郑州还有平汉线上多少城镇，恐怕全成汪洋。兄弟主持决堤，虽使千万百姓葬身鱼腹，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

我对王松梅这话永不能忘。

当晚，闻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刻未停，响至天明。那是已经作好撤退准备的我军在主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即便日军夺去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我们两千余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急如焚，乃日以继夜，猛掘不止。

6月8日，担任掩护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十五华里处与日军骑兵接火，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也抓住了几个日军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监工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东赵集。

为加快决堤速度，张国宏段长不仅亲自前去招募组织大量附近百姓协助，并现场指示决堤方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已对抗战大局影响甚巨。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男女同志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黏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八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巨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与众多的民工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

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就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洪水淹没的村庄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道：“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也，心甚痛焉。”

6月10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十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三、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同胞死于洪水之中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黄河水灾航拍照片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军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

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黄泛区一片泽国

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国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军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

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已，一旦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1938年，被迫背井离乡的黄泛区民众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不应对之过于苛求。

受困的日军车辆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6月17日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仑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仑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白发苍苍的历史亲历人，泪洒江河……

国民党军扒黄河花园口
阻日军89.3万人死亡

决堤花园口

郑州有条南北主干道叫花园路，沿着它一直向北到达黄河大堤，就进入了花园口风景区。让花园口声名远播的并不是风景，而是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人为决堤事件。

景区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立“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碑身刻着当年扒口的经过及由此造成黄河水泛滥所引起的灾难。

另一座纪念碑则是1946年国民党所立“民国堵口合龙纪事碑”，碑身正面刻着“济国安澜”四个字，署名“蒋中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题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决堤的人。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惨痛的一幕。桀骜难驯的汤汤黄水从花园口改道，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了9年之久，迟滞了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中国豫皖苏3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1938年花园口决堤,黄泛区示意图

74年以来，围绕花园口事件的功罪评说莫衷一是。无可争论的是，那段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岁月，在母亲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伤痕。

“最后抵抗线”

在1938年6月9日以前，花园口只是黄河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围十里八乡过河的人外，它就像黄河上许许多多寻常渡口一样，不为世人所知。

不过，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侵华日军从山西、河北逼近黄河一线，特别是从山东跨过黄河进入鲁南地区，中、日双方对于黄河与战争的关系，都日益敏感起来。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受此鼓舞，蒋介石准备借台儿庄大捷余威，利用高涨的士气民心扩大战果。他调集了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

云集重兵于狭小的徐州战场，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忧虑。当时他最担心的倒不是来势汹汹的日军，而是黄河。

4月13日，台儿庄大捷后的第5天，陈果夫的呈文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文中指出“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敌……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曾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过数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绍，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并无直接决堤阻敌的用意。不过，由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影响，这份呈文被后人广为引证，视为决堤黄河的首倡。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两年前就收到过利用黄河的建议，其目的性比陈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泛滥”，以水阻敌。这个建议出自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何许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同盟国一方的中国，怎么又会有来自轴心国核心——德国的军事顾问？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一批政府高层被派往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从德国带回的考察结果与蒋介石的内心诉求有了契合之处：法西斯德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高速发展的国家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的德国还没有把日本当作盟友，相反，因为一战后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都被日本掳去，双方还有着利益冲突。于是，当中方提出要邀请德国人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时，双方一拍即合。

法肯豪森就是德国顾问团的一员，1934年来到中国，很快成为了顾问团总顾问。

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来中国，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法肯豪森就是当时德军中的一名军官。而这次来中国之前，他还曾在日本担任了5年的驻日武官。可以说，法肯豪森是个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国的“东方通”。

也正因为这样，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预见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和1936年，他两次为蒋介石制定《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提出了大至国家战略、细至兵力部署的详尽方案。这两份《建议书》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段落上，蒋介石画了红线，并在页眉写下“最后抵抗线”五个字。

这五个字流露出蒋介石的什么心态？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读：是把黄河视作民族象征决心死守？是把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据险抵抗？还是采纳法肯豪森建议准备决堤拒敌？渠长根说，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能够佐证。不过，从此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所实施的对敌战略来看，法肯豪森的《建议书》绝大部分被采纳并实施了。

1936年之后，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沆瀣一气。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认伪满洲国，中德关系决裂，德国顾问团撤走，法肯豪森就此离开了中国。

也就在这时，徐州会战炮声隆隆。陈果夫有关提防日军决口黄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这一次，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战区司令程潜“核办”。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批注上，蒋介石原本还写了一句“随时可以决口反攻”，但随后又用笔划掉了。也许是蒋介石对陈兵60余万的徐州会战充满信心，并不认为陈果夫顾虑的危急局面会出现。

然而，形势的转换就在转瞬间发生了。

“千古笑柄”

经历了台儿庄一役的惨败之后，日军意识到徐州战场集结着中国的大量精锐部队。这非但没有让他们退却，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原本，在日军眼中，攻下徐州，就可以打通津浦线，连接中国华北、华南，让从北平和上海两个方向上侵略中国的日军合成一体。而现在，他们的目标中多了一项：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5月初，日军集结了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从六个方向向徐州夹击。

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一直主张在徐州地区和日军决战的蒋介石，开始感到情况不妙。更坏消息接踵而至。5月11日晚间，日军的土肥原14师团约两万人在董口-武集-旧城一线强渡黄河，并且向菏泽进发，一旦14师团攻陷菏泽的话，就会切断徐州以西的陇海线，切断60万中国军队的给养供应和他们的退路。

蒋介石随即决定放弃徐州。这样，原本准备与日军一决胜负的徐州会战，在日军刚刚拉开架势的时候，中国军队就开始撤退了。

唯一能称得上庆幸的是，蒋介石撤退的命令下得比较早，大多数中国军队突出了重围。而军事重镇徐州就此易手。

徐州地区往西，就是有“湖南王”之称的程潜第一战区的防地。第一战区的任务原本有两个，一是在商丘附近集结10多万军队，准备随时策应徐州的会战；二是守卫郑州以东的黄河防线，阻止日军南下。

此时，程潜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策应徐州的部队往平汉铁路一线后撤。他们在陇海线附近与土肥原师团撞到了一起。

土肥原师团配有300多辆装甲车，是日军甲种师团。他们只用一天多的时间就推进到了陇海线附近。不过，快速突进的土肥原师团这时成了孤军深入，与之对垒的中国部队有六倍之多。

战机忽现，蒋介石认为这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亲自赶到郑州指挥豫东战役。为打好这一仗，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真是下了血本，他最得意的门生嫡系薛岳、胡宗南、宋希濂、邱清泉……都被派遣到了豫东战场。

土肥原的两万人马很快被困在了兰封到商丘方圆百十公里的范围内。

商丘是豫东的门户，由黄埔一期出身的黄杰率第八军驻守。西边的兰封，守将同样是出自黄埔一期的桂永清。桂永清的27军是当时中央军精锐，配有中国军队中极少见的战车营。

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两万人，程潜已经放出豪言：“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起初，中国军队确实是一路奏凯：土肥原部在层层围攻下损失惨重，土肥原本人几乎被俘，连天皇赏赐他的军刀也成为中方的战利品。宋希濂部缴获了一批战马，他挑了一匹当坐骑，还给马取名叫“土肥原”。

胜利似乎近在眼前时，占尽优势的中国军队中居然出现了逃跑将军。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开始突围，进攻的重点是兰封。仅仅3个小时，兰封外围防线被突破，桂永清撒腿就跑。

桂永清的临阵脱逃，导致了兰封失陷和整个战局的混乱。土肥原也得以凭借兰封和黄河边上的村庄固守待援。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救援。援军一到，日军全局皆活。

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重新围攻土肥原，夺回了兰封。战斗进行了4天，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28日，守商丘的黄杰又跑了。

商丘是敌援军的必经之地。但当从徐州西下的日援军刚刚接近商丘，黄杰不发一枪就慌忙率部逃跑。商丘一失，豫东门户洞开。土肥原盼望的援军源源不断而来。

因为桂永清和黄杰这两个逃跑将军，中国军队的大好局势被生生断送，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反而大败而走。连蒋介石自己在给程潜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豫东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土肥原重新占领了兰封，随即转向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开封此时仅仅留有一个师守卫，失守已成定局。

开封离郑州只有60公里，近在咫尺。当时的郑州虽然还只是一座县城，却已经成了中原要冲。陇海线和平汉线两条铁路大动脉在这里交会。如果土肥原夺下郑州，这两条铁路线就在日军控制之下了，这种局面是蒋介石最害怕见到的。

中日双方都很清楚，郑州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九省通衢”、中国的战时首都——武汉。

艰难抉择

桂永清弃守兰封的当天，蒋介石就已经从郑州回到了武汉。

兰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得到豫东战役的走向了。豫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取胜，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河。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和军事思维中，水从来都是一个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的“水淹七军”。而黄河被利用的次数最多，历史上曾经二十多次被人为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古老的黄河在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军事斗争思维。

蒋介石刚到武汉，就收到了数量众多的建议：扒开黄河、水淹日军！目前有据可查的各种电报、呈文中，提出过这个建议的多数是国民党军政高级参谋人员。

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给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今兰考境内)以东中牟……倘即施以决口工作……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日军)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

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建议：“窃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毁其战力……”

发出类似的电报、呈文者还有很多：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这些人多数都是各个战区司令部、军的高级参谋，很多名字并不太为今人所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在这时却往往没有直接表态。

不过，在第三人的回忆或自传中，很多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蒋介石建议过决堤制敌，其中包括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但都没有留下直接的历史凭据。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政治策略。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

不决堤，郑州再无他法可守，很快会落入敌手，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

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

蒋介石也深明此点，所以，即便是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东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他也没有对决堤制敌的方案做过任何表态。

战场上的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着。日军占领商丘后，很快席卷豫东，兵锋直指开封。近在咫尺的郑州岌岌可危。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他开始考虑武汉会战，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武汉大撤退了。

蒋介石问负责武汉防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如果集中全国可用船只车辆，实现武汉撤退需要多长时间？陈诚回答，至少十二个月。

蒋介石又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北方之敌最快多久可逼近武汉？何应钦答道，由于有平汉铁路之便，如郑州一失，华中基本无险可守，估计不超过一个月。蒋介石再问，那么苏皖之敌呢？何应钦答，日本华中派遣军只能沿长江进攻武汉，此为山地，对我军有利，可御敌三个月。

最后，蒋介石问，如果敌寇两面同时进攻，结果又将如何？何应钦答，无法预料。会场陷入一片寂静。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他查阅的历史档案中，并没有关于这次会议决议的直接记录。甚至最后决堤命令的下达，都是用电话通知，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不过，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回忆，正是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决堤的任务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组织实施。”

陈慰儒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他的回忆也可以提供佐证，6月1日，程潜在郑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谈他，向他传达了“蒋委员长命令决开黄河大堤，放出河水阻挡日寇”的命令。

世世代代居住在此的陈慰儒，深谙洪水放出后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委婉地试图拦阻决堤行动。陈慰儒说：“按照河工经验，五月(农历)晒河底。现在正是枯水季节。就是决开黄河大堤，水流很小，也阻挡不了敌人。但是汛期来了后，堵口很难，豫苏皖三省洪灾无穷。现在决堤很不合算。”

程潜似乎有所触动，告诉他“等转报蒋委员长后再做决定”。可是第二天，程潜又找来陈慰儒，告诉他“蒋委员长说，只要敌人知道黄河决了口，就不敢前进，水小也要决，马上派河兵动手。”

陈慰儒最后争取了一下：“河兵都是沿岸农民，深知黄河决堤的后果，他们不会答应动手决堤的。”

程潜随即下令：“那么我派军队去决，你们去指导。”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水一泻千里，在豫皖苏三省造成了面积巨大的淹没区、泛滥区

赵口

第一战区接到的决堤命令，是要求在中牟和郑州之间的黄河南岸大堤上选择决口地段，在4日前必须决开大堤放水。他们最初选择的决口地点并不是花园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赵口。

据晏勋甫回忆，决口地点的选择是他和程潜、陈慰儒、修防处总务处长朱镛、第一战区工兵科长王果夫等一起商讨决定的。之所以选择赵口，一是这里在1843年曾经溃堤，形成了黄河旧路。决堤后，河水将沿旧路，经过河南和安徽各县流入淮河。这条线路以东正是当时日军主要集结驻扎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水淹七军”。二是河水出堤，主要进入天然的河道，能够减轻百姓的损失。第三，黄河堤防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这一带就在“豆腐腰”上，经常决口，每年都要整修堤防，很多地方的大堤有两三层之多，而赵口这里只有一层，决口相对容易。

从这些“纸上谈兵”的设想来看，在赵口决堤似乎是个完美的计划，但真的到了实施的时候，却困难重重。

3日，负责赵口一带防御的第53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开始挖掘大堤。

决堤部队没有大型机械，只是以镐头、铁锹这样的原始工具，全凭人力挖掘。他们没想到的是，赵口大堤居然是黄河“豆腐腰”上的一段“金堤”，虽然只有一层，却坚固异常。挖掘进度缓慢不说，预定的方案也几乎是处处碰壁。

按照计划，部队要在相隔40米处分别挖掘两处口门，一旦两处豁口掘开后，中间的大堤将被水流冲走。

赵口大堤宽约30米，顶部距水面高约10米。部队在堤顶开挖的口门宽度有10米，越往下挖越窄，挖到接近水面时，口门宽度只剩不到1米了。人转身都已困难，施工更是难以展开。

工兵们带来了炸药，对豁口底部进行爆破。可是炸药能炸开大堤内侧的斜面石基，对松软的黄河沙土却无可奈何，就像一记重拳击到了棉花套上，没有什么效果。

好不容易有水能够流出来了，一阵冲刷之下，豁口两侧的泥土掉落，又把出口堵住了，让河水冲刷开两道口门间的40米大堤更是没有指望了。

就这样昼夜不停地挖了三天，直到6月6日，黄河水还是没能放出来。

在武汉遥控指挥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直接负责决堤行动的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也坐不住了，亲临现场“监工”，加派39军一个团，在第一次决口以东30米处重新开挖。

一昼夜的抢工，第二道决口迅速完成，结果却更令人沮丧。黄河浑浊的河水根本看不出深浅，直到第二道决口挖到接近水面时，士兵们才发现，靠近大堤的黄河水极浅，河底是一片沙洲，真正的主河道还不知离大堤有多远呢。

而这一天，日军已经攻入开封，前锋抵近中牟。在赵口的决堤现场，隆隆炮声清晰可闻。

在赵口决堤已经来不及了。

1947年，花园口堵口前航拍

选址关帝庙

赵口久拖不下，心急的不只是负责决堤的53军。53军所属的20集团军负责殿后掩护豫东大军西撤，必须挡住攻向郑州的日军。黄河决口什么时候成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宣告安全。

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决堤现场查看情况。蒋在珍很快认定，“决堤进展不顺并非人力不够，而是计划不当所致”，于是建议在中牟以西郑县自己的防区内另辟一个地方决堤，经商震报请蒋介石批准，当夜就开始实施。

根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当晚10时，蒋在珍等与前来视察的20集团军参谋长魏汝霖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决定由熊先煜来主持此事。熊“受命之下，颇感兴奋，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

在这个“微风拂拂，河水潺潺，月光暗淡，水位莫辨”的夜晚，他们仅靠随身携带的四支手电筒摸索，并不敢盲目选址。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

就在这座关帝庙内，几个人虔诚地向当年“水淹七军”的关云长磕头敬香。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熊先煜最终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这里水道曲折，压力比直线处更大，容易被水流冲垮。河水涌出后，行进路线和效果将和赵口一样。

但熊先煜毕竟不是水利专家，他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

苏冠军看着地图，只能点头同意。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此时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数人，全部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大恸失声。

新8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

根据熊先煜记录的决堤方式，新8师显然吸取了赵口决堤未果的教训。他们在大堤顶部先挖掘50米宽，这样一来，可沿斜面挖掘，徐缓而下，放水时候不容易导致坍塌，而且即使挖掘到河底，仍然可以保持10米左右的宽度。

决堤现场

决堤士兵“分由堤之南北两面同时动工，并各向东西掘土运土”。而且在掘土的时候又分阶梯，可以同时容纳多人分别作业。

关于花园口决堤所采取的方式，最广为流传的是“炸堤”之说。而在对此事记录最为详细的熊先煜日记中，却只字未提是否借助炸药和大炮。其他亲历者的回忆也不尽相同，魏汝霖曾经数次提到炸药的功效，苏冠军的回忆中直接说是“炸堤”，新8师副师长朱振民的日记则这样记载：“(9日)上午6时起，用炸药将堤内斜面石基炸坏。”

对此，渠长根认为，“挖堤”和“炸堤”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决堤官兵应该是先手挖肩扛将堤坝表面浮土去除，然后借助炸药，炸开堤坝硬质部分，最后再用远炮轰击的方式，以加大决口宽度。

9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起初水势平稳，因为水流的冲刷作用，一个小时后，决口便已经扩展至10余米。

熊先煜和朱振民的日记还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出入，那就是天气。朱振民记录下来的6月9日，下午“时值天雨”。而熊先煜的日记里，这一天是晴天，雨水是在决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到来：“晨起，天气阴暗，早餐后，浓云密布，骤然下雨，雨者竟日。”

不管这场雨究竟是哪天下的，它的确是决堤行动的一场“及时雨”。黄河河水陡涨，水势愈加猛烈。决口在激流的冲击之下，越来越宽，水流也越来越凶猛。

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即便是按照军人的逻辑，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

黄河不语，径自奔流。

新闻宣传战

6月9日，焦灼中的蒋介石终于等来了期盼中的两个消息：花园口决堤成功，第一战区主力完成西撤。

同日送达的还有一封蒋在珍发来的、事先就拟好的电报：“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

晚上，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又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很明显，这些决堤行动的策划者、实施者非常清楚，无论黄河之水能够带来多少军事上的成果，也无法抵消巨大洪灾给国人造成的苦难。因此，对外宣传的策略在行动前就想好了，黄河决堤的罪责应归于对中国犯下滔天罪孽的日本侵略者。追根溯源，若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獠牙已经把中国逼入绝地，怎会有花园口决堤这样近乎绝望的焦土御敌之策？更何况两军对垒，发动舆论攻讦敌人也是一种宣传战。

从留存下来的往来电报内容看，“日军炸开花园口”的对外口径似乎是第一战区拟定的。而这样的宣传口径，对蒋介石来说，至少是正中下怀的。

决堤两天之后，6月11日，蒋介石电复程潜，做了三条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第一线各部须与民界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中国军队在郑州开封之间涉水搜寻日军巡逻队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从郑州发出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敌军于9日中牟附近猛攻我军阵地时，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坝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后来，中央通讯社又连续发出两条电讯，透露了更多的“现场细节”。

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同仇敌忾，一致谴责日军的野蛮行径，号召全国各界赈济灾区民众。

日本对国民党的宣传自然不会置之不理，6月16日，日军控制下的《盛京时报》刊文称“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

黄泛区的一户人家

最早披露黄河决堤消息的并非国民党中央社，而是《申报》香港版。6月9日，《申报》香港版发表来自上海的电讯，很有“预见性”地写道：“以现实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决开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必能迅猛向前推进。”6月10日，该报又发表来自汉口的消息：“据非官方报告称，兰封至洛阳至黄河堤，将由华军决堤淹没……”

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大量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采访”。

决堤部队对此早有准备。6月9日，在花园口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

国民党部队扒开黄河大堤之后，为掩人耳目，决堤部队还在决口处做出堵口抢险的假象

6月22日，当中外记者们来到花园口现场时，一幅热火朝天抢险堵口景象呈现在他们面前：大堤上下、人头涌动、呐喊声不绝于耳，士兵们、民工们手提肩挑，口门两侧堆满了用来填埋的土方石块。大堤内侧，船工们划着木船，将堵塞物抛到水中……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这场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各大媒体依旧将决堤一事归咎于日本侵略者。至少在抗战期间，大多数国人相信，花园口决堤是日本人所为。这样的宣传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国人的抗战热情。

记者们离去了，那些喊着号子的堵口官兵们迅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花园口的合龙，还要等上8年零9个月。

黄泛区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从这里转逝东南的黄河，又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称标注的区域——黄泛区。

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几日大雨之后，赵口的豁口也被猛涨的黄河水冲开了。两股黄河水下泻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最后合流长江入海。黄河水所过之处，皆是一片汪洋。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河决堤之后的洪灾惨景：“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三省44个县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8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躲在高地的灾民

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触碰这创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以水制敌的战略是否取得了效果？

必须承认，花园口决堤部分实现了预想的军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惨烈代价的国人。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

“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直到8月8日，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花园口口门东侧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的日军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武汉却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

被黄河大水困住的日军

黄河归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

此时，花园口已被扒开了8年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茫茫一片。堵口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实现合龙，横冲直撞了8年零9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黄泛区也由此成了一个凝聚着苦难的历史名词。

黄河归故被国民政府当做一项济世抚民的重要政绩，在堵口处树碑立传。蒋介石亲笔题词“济国安澜”。殊不知，题词者恰恰就是当年下令决口黄河之人。

在花园口决口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一事件始终迷雾重重。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历史更是讳莫如深。

直到1967年，移居美国的国民党中宣部前副部长董显光作为知情者，在其撰写的《蒋总统传》中，首次披露“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年后他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蒋总统秘录》中，又简单介绍了花园口的决堤经过。

而在台湾，自1975年蒋介石病故后，政治高压被逐步解除。1982年，事件的参与者之一魏汝霖发表了《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一文：“6月4日，第53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限本日夜12点时放水。先总统蒋公以决口事关重要，提出第20集团军商总司令负责执行，汝霖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详……”

1938年6月的真实场景，自此露出了相对清晰的冰山一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的苦难历史。

来源：知青家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