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幸福感足

摘要：2023年的夏天，贵州榕江县一个原本普通的乡村足球场，超过五万名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把球场围得是里三层外三层，连周边的山坡上、小道旁都站满了人，热情几乎要将整个场地撑破。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等着看这场由乡亲们自己捣鼓出来的“村超”联赛。

火爆“村超”：不只是踢球那么简单

2023年的夏天，贵州榕江县一个原本普通的乡村足球场，超过五万名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把球场围得是里三层外三层，连周边的山坡上、小道旁都站满了人，热情几乎要将整个场地撑破。大家都在翘首以盼，等着看这场由乡亲们自己捣鼓出来的“村超”联赛。

球场上，球员们奔跑、拼抢，汗水浸湿了他们的球衣。就在一个胶着的时刻，担任车江二村足球队前锋的杨兵，在对方门前觅得良机。只见他身体腾空，一个极其舒展、技惊四座的倒挂金钩，足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应声入网！这个瞬间，整个球场像是被点燃了炸药桶。那积攒起来的情绪瞬间爆发，欢呼声如同山洪海啸般席卷了全场。

这场球赛，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子“野”劲儿和“土”味儿，但正是这种原生态，让它迅速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它不是哪个体育部门规划出来的项目，完全是村民们自己合计着、张罗着办起来的。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己组织球队，自己安排赛程。当然，当地政府也没闲着，他们非常默契地扮演了“后勤部长”的角色。

为了让远方的网友也能实时看到这山旮旯里的热闹，崭新的5G基站就立在场外不远处，保障着高清流畅的网络直播信号。但与此同时，对于场内的事情，比如比赛间隙自发响起的侗族大歌，或者哪个村寨带来的苗岭芦笙即兴吹奏表演，政府部门是乐见其成，绝不上去指手画脚干预。

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就好像乡亲们在前台尽情挥洒才情和汗水，当仁不让地做主角，而政府则在幕后默默地把舞台搭好，把灯光打亮，做好服务保障。这种“群众台前当家，政府幕后服务”的景象，让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不光是来看热闹的观众，更是这场盛会里不可或缺的创造者和参与者。

老祖宗的智慧：历史深处的制度基因

在中国广袤的历史长河中，探寻那些塑造了社会运行模式的深层逻辑，往往能发现一些贯穿始终的脉络，一种可被称为“制度基因”的东西。将目光投向贵州榕江那片侗族聚居的土地，我们能找到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历史回响——“款约”。

这并非某个统治者颁布的法令，而是早在八百多年前，侗族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自发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和管理规范体系。“款”在侗语中意为“规约”或“联盟”，它涉及村寨内部的事务管理、资源分配、婚姻习俗、纠纷调解乃至对外防御等方方面面。

当寨与寨之间需要协调重大事务，或是共同应对外部威胁时，各寨的代表——通常是德高望重的寨老——便会聚集在一起，通过集体商议的方式，“立款结盟”，制定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

它确保了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侗族社会能够保持稳定和凝聚力，有效地组织起集体行动，比如修建风雨桥、鼓楼等公共设施，或是共同抵御灾害。这种源自民间的、带有自治色彩的传统，无疑为理解像“村超”这样由民众自发组织并能迅速形成巨大影响力的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参照，

将视野拉得更远，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设计——“仕宦避本籍”制度被正式推行。这项制度的核心要求是，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或邻近地区担任地方长官。初看起来，这似乎有悖常理，毕竟本地人更熟悉情况。

但是通过异地任职，官员与地方宗族、豪强缺乏天然的联系，更能相对公正地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其次，它有助于打破地域壁垒，促进人才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和交流，避免地方人才的内耗和固化。再次，对于官员个人而言，脱离了乡土人情的牵绊，也更能专注于政务，减少徇私舞弊的可能性。

干部勤跑腿：听民声解民忧

历史中蕴含的治理智慧，它们以一种鲜活的方式，沉淀并融入当代的基层实践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方法，正是这种历史智慧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和发展。

它强调一切决策和工作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到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然后将群众分散的、零碎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形成系统的、符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再回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完善。

在贵州榕江，这套方法论并非悬在空中的口号，而是基层干部们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就拿一位名叫黄经勉的基层干部来说，他的工作常态就是奔波于所负责的几个村寨之间。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田间地头、村民的院坝里，或是村委会的办公室。他的工作笔记本，就是他深入群众、倾听民声的最直接证明。

那上面用不太工整却很详实的字迹，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走访过程中收集到的各种信息。黄经勉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声音，原汁原味地收集起来，进行梳理、分类，对于能够在本级层面解决的问题，协调资源推动解决；对于需要上级支持或政策调整的，则要及时准确地向上反映。

这种扎根基层、问计于民的工作方式，其成效往往能在一些具体的事件和细节中得到印证。比如，在筹备备受瞩目的2024年新赛季“村超”时，如何让这项赛事既保持原有的乡土味、人情味，又能有所提升、更受欢迎，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相关部门并没有闭门造车，而是通过像黄经勉这样的基层干部广泛收集了村民和游客的意见。

这些意见被汇总上来，经过讨论研究，最终形成了具体的方案。于是，在新赛季的“村超”现场，人们欣喜地发现，那些充满喜感和乡土气息的猪脚、小香鸡奖品依然醒目地摆放在那里，传承着赛事的独特韵味。与此同时，一个崭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展示区”也应运而生。在这个区域里，来自不同村寨的手艺人带来了他们的得意之作。

其中，侗族妇女韦桃花制作的马尾绣背扇尤其引人注目。马尾绣是水族、苗族等民族的传统技艺，工艺复杂精细，图案生动别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韦桃花将这门古老的手艺运用到日常实用的背扇上，既美观又实用，立刻成为了现场最抢手的纪念品之一。

中国这套“玩法”：人民是中心

当学者张维为审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轨迹时，他尝试将其独特的治理逻辑和实践经验提炼、归纳，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概念。在其分析框架中，这种模式与许多西方国家所实践的民主制度，在底层的权力结构和运作逻辑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张维为指出，在一些典型的西方民主体制中，政治权力的分配形式上通过普选来实现，赋予每位公民平等的投票权，理论上旨在让民众通过选票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这种机制在实践中可能面临挑战，选举过程未必总能摆脱强大的资本力量或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导致选举结果有时并不能完全、公正地反映广大民众的真实意愿，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演变为少数精英或富裕阶层掌控权力的“寡头政治”局面。

与此形成对比，张维为描述的“中国模式”则采用了不同的路径来汇聚和体现民意。其论述中，中国的民主实践强调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制度性安排来产生和行使权力。这一体系的设计思路，据其阐释，旨在建立一种能够更广泛地吸收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代表参与国家治理的机制。

理论上，通过逐级选举和协商推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其构成被认为能够超越单一资本或少数群体的利益局限，从而使得决策过程能够更好地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最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关键特征，按照张维为的解读，在于其试图构建一道防火墙，以阻隔大资本或特定利益集团对政治进程的过度干预和操控，确保国家权力的行使能够始终围绕着公共利益而非少数人的私利展开。

此外，“中国模式”的论述中也包含了对权力运行制约与协调的关注。权力并非高度集中于单一机构或个人手中，而是在不同的层级（中央与地方）、不同的部门（立法、行政、司法等）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分配、协调与相互制衡。这种结构设计的目标在于防止权力滥用，确保国家机器高效有序运转，并通过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形成治理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