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忻城县民间文艺协会主席樊圣林

摘要：在广西中部的群山之间，红水河像一条被晨雾浸润的碧绿绸带，蜿蜒缠绕着忻城县的田野与村寨。这片土地上，93%的居民是壮族，世代居住的壮家人，把日子过成了“壮欢”——春耕时，“春牛歌”伴着犁铧翻土的声响，歌词里藏着二十四节气的农耕智慧；婚嫁时，“哭嫁欢”字字泣泪，道

2025年7月21日，在广西来宾市忻城县樊圣林家中工作室，樊圣林正在研究古籍。(樊绍光摄)

在广西中部的群山之间，红水河像一条被晨雾浸润的碧绿绸带，蜿蜒缠绕着忻城县的田野与村寨。这片土地上，93%的居民是壮族，世代居住的壮家人，把日子过成了“壮欢”——春耕时，“春牛歌”伴着犁铧翻土的声响，歌词里藏着二十四节气的农耕智慧；婚嫁时，“哭嫁欢”字字泣泪，道尽母女间不舍的牵挂与对新生活的期许；就连老人走到生命尽头，也会用“悲歌”细数一生，把为人处世的哲思留给后辈。自唐代起，这流淌在血脉里的乡音，就是壮族人的“生活百科”，更是镌刻着民族精神密码的“活态史书”。

然而，随着老歌手相继离世，那些用厚黄纸装订的歌本，常随葬礼化为灰烬，承载千年的民族记忆，正悄然走向沉寂。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有一位“守望者”跑了整整五十年，他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忻城县民间文艺协会主席、70岁的壮族老人樊圣林。1975年，20岁的樊圣林以民歌《河上又有河上河》崭露头角，到古稀之年仍奔波于乡村搜集古籍，他用半生光阴扎根乡土，抢救、整理、传承“忻城壮欢”等文化瑰宝，带领团队搜集本土古籍近千件、翻译百万字文献，让那些即将消失的民族记忆，在新时代的红水河畔重新唱响。

2025年9月12日，樊圣林（中）给民间文艺爱好者解读《董永传说（古壮字影印译注）》。（樊绍光摄）

歌本焚乡音危葬礼火光点燃文化抢救“初心”

忻城的“壮欢”从不是孤立的歌谣，而是嵌在生活里的符号。可这些珍贵的歌本，大多用壮族“土俗字”书写——这是壮家人仿照汉字创造的文字，一字多音、一字多形，往往十里不同音、百村不同形，唯有常年传唱的老歌手，才能精准解读字里行间的深意。

更让人揪心的是当地的习俗，歌本是老人一生的“心血”，离世后亲属常会将其随葬或焚毁。1980年代，刚担任忻城县文化馆馆长的樊圣林，在果遂镇亲眼见证了一场令人心碎的葬礼，一位唱了一辈子“壮欢”的老人下葬时，家属抱着数十本清代手抄歌本走向火盆，黄脆的纸页被火焰舔舐着，卷曲、碳化，那些记录着壮汉同胞一起劳动、一起过节的歌词，最终只化作一缕青烟，顺着风飘向远处的山坳。

“老人一走，歌本一烧，这文化就断了根啊！”那天，樊圣林站在火堆旁，看着火星在空气中慢慢熄灭，心里像被细针扎着，疼得连呼吸都变沉。彼时的他，早已是忻城县首位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凭着一首《河上又有河上河》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民歌手。可那场葬礼让他猛然醒悟：唱好一首歌不难，难的是守住所有歌的“根”——一旦最后懂土俗字的老人离世，这些歌本就会变成无人能解的“天书”。从那天起，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经书找回来，绝不让“壮欢”的声音从红水河畔消失。

2024年7月29日，樊圣林（右）与广西民族大学蒙元耀教授研究修改项目资料。（樊绍光摄）

组建“专家团”踏遍深山垌场用双脚趟出文化“生命线”

抢救文化，第一步是找到“火种”——那些藏在深山垌场里的老歌手，以及他们手中的歌本。2010年，樊圣林牵头组建了一支6人的“土专家”团队，成员里有退休的老教师，有唱了几十年“壮欢”的老艺人，还有能认些土俗字的村民。没有专项经费，他们就自带干粮和水壶，没有交通工具，就靠双脚翻山越岭。

忻城属于大石山，许多老歌手住在海拔数百米的垌场（边远村屯山间平地）里，山路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行，雨天里满是泥泞，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樊圣林记得，有次去马泗乡拜访一位老歌手，他们清晨6点出发，走了3个多小时山路，到老人家门口时，裤脚沾满泥点，鞋帮磨出了破洞，袜子都渗着血。可看到老人拿出用蓝布包着的歌本，所有的累都烟消云散。

“有的字，翻遍所有字典都找不到，只能靠老歌手口传心授。”整理《壮族悲歌》时，团队遇到一个“䞍”字，老歌手说它是“等待”的意思，可不同村寨的发音却不一样，在果遂镇当地读“yīng”，在城关镇当地读“yǐng”，在大塘镇的老人干脆写成“应”。为了确认这个字的准确含义和用法，樊圣林带着团队跑了7个村寨，采访了12位年过八旬的老歌手，白天记录不同的发音和语境，晚上在煤油灯下课对笔记，最后在一本民国初年的《婚嫁歌》里找到佐证，才确定“䞍”字里藏着“壮族人对亲人的牵挂与守望”。

就这样，团队用三年时间，爬遍了忻城12个乡镇、131个行政村的深山垌场，收集到300多首原始悲歌，攻克了土俗字翻译的难关，最终编撰成180万字的《壮族悲歌》。2013年，这本书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的“十月怀胎歌”“丧葬仪式歌”，完整呈现了壮族人民对生命、对亲情的理解。凭借这本书，“忻城壮族悲歌”成功列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了忻城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

2015年，樊圣林退休了，可他的“文化持久战”没停。他把团队扩展到10人，还联合广西民族大学部分专家教授，将目光投向更具学术价值的古籍整理。他们从搜集到的歌本里，发现了多个版本的《董永传说》——壮族版的董永故事，不仅融入了壮欢的韵律，还加了壮族婚恋习俗里的“对歌定情”，是壮汉文化交融的珍贵样本。为了整理这本书，樊圣林带着团队往返于忻城与南宁之间，核对文献、补充田野调查资料，历时8年，《董永传说（古壮字影印译注）》终于在2024年11月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和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典文献系列，也标志着忻城的民间文化保护，从“田野抢救”正式走向了“学术深耕”。

2025年4月26日，樊圣林（中）与参加当地民间民俗文化研究工作座谈会专家学者合影。（樊绍光摄）

跨越生死的托付用真情接住文化的“接力棒”

樊圣林的家中工作室里，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里面装着他最珍视的东西——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老人都捧着厚厚的歌本，眼神里满是郑重。“每一本歌本的背后，都是老人们沉甸甸的信任。”樊圣林总说，老歌手们愿意把歌本交给他，不是因为他是“协会主席”，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宝贝”不会被烧掉，会有人继续唱下去。

2018年，樊圣林听说果遂镇同乐村的蓝光荣老人，家里藏着一批清代歌本。他立刻带着团队上门，可第一次拜访时，蓝老只是客气地倒了杯茶，绝口不提歌本——那些歌本是老人爷爷传下来的，已经传了三代，他担心交给外人会弄丢。樊圣林没有急着追问，只是坐在老人的竹椅上，陪他聊壮欢的故事，唱老人熟悉的《十二月情歌》。第二次去，他带了《壮族悲歌》的样稿，逐字逐句读给老人听；第三次去，他握着老人的手说：“我们想把您的歌本整理出来，印成书，让村里的年轻人都能学唱，让您的歌一直传唱下去。”

那天，蓝老沉默了很久，然后慢慢扶着门框站起来，颤巍巍地走进里屋。几分钟后，他抱着一个褪色的木箱出来，打开箱子的瞬间，樊圣林的眼睛一下子热了，里面是70多本用厚黄纸装订的歌本，纸页已经脆得一碰就可能碎，边角磨损处用蓝布针线细细缝补，上面的土俗字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有力。“这些本子里，写的是壮汉人一起修水渠、一起过‘三月三’的事。” 蓝老握着樊圣林的手，声音哽咽：“我老了，走不动了，这些东西交给你，我放心，千万别让它们跟我一起烧了！”

樊圣林郑重地接过歌本，用带来的塑料封皮一本本套好，登记造册后才带回县城。可谁也没想到，一个月后，蓝老就离世了。幸好，那些歌本早已被妥善保管，躲过了随葬的命运。如今，这些歌本存放在忻城县文化馆，成了研究清代壮汉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这样的“生死托付”，樊圣林经历过太多次。城关镇黄金村的书法名家付子现，晚年病重时拒绝了很多人的拜访，却唯独愿意见樊圣林。弥留之际，他拉着侄女的手反复嘱咐：“我房里书柜最上层的那些歌本，一定要交给樊会长，让他保存好，传下去。”九旬老歌手黄恩富躺在病榻上时，听说樊圣林来了，挣扎着坐起来，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12本手抄歌本，老人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布包，指节泛白：“会长啊，我唱不动了，这些歌本给你，让‘壮欢永’远流传……”。

截至2024年，樊圣林带领团队搜集的本土古籍已近1000件，包括歌本、经书、契约文书等，其中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献占比达30%。这些古籍大部分被妥善保存在自治区、市、县各级收藏机构，有的还被纳入《广西古籍总目》，为后世研究壮族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活化石”。“没有老人们的信任，我寸步难行。”樊圣林常对着这些古籍感慨，“这些不是我一个人的财富，是整个壮族的根，我只是个暂时的保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