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长沙的冬天，比往年更显湿冷。湘雅医院一间朝南的病房里，陶斯咏躺在病床上，指尖轻轻摩挲着一本泛黄的《漱玉词》，封面上“斯咏珍藏”的朱印早已褪色。窗外的樟树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映在窗纸上，像一幅没有墨色的简笔画。她的呼吸越来越轻，最后目光落在书页里夹

1931年长沙的冬天，比往年更显湿冷。湘雅医院一间朝南的病房里，陶斯咏躺在病床上，指尖轻轻摩挲着一本泛黄的《漱玉词》，封面上“斯咏珍藏”的朱印早已褪色。窗外的樟树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映在窗纸上，像一幅没有墨色的简笔画。她的呼吸越来越轻，最后目光落在书页里夹着的半张旧笺上——那是1920年新民学会讨论会的签到纸，上面还留着毛泽东的签名，笔锋凌厉如剑。

这一年，陶斯咏三十五岁。她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只有几个周南女中的老同事守在床前。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她枕下压着一本教案，最后一页写着：“女子之教育，非为饰己，实为醒世。”字迹娟秀却有力，像极了她当年在课堂上的模样。

一、周南女中的“叛逆”才女

1896年，陶斯咏出生在湘潭一个盐业商人家庭。父亲陶瑞卿是当地有名的实业家，兄长陶述曾在湖南省政府任职，这样的家境，本可让她循着“大家闺秀”的轨迹，嫁入门当户对的人家，安稳过一生。可陶斯咏偏不。七岁那年，她就缠着父亲要去私塾读书，当先生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时，她攥着《论语》反驳：“孔夫子说‘有教无类’，难道女子不算‘类’？”

1912年，陶斯咏考入湖南周南女校。这所由朱剑凡创办的女校，是当时湖南新式教育的标杆，向警予、蔡畅都曾在这里求学。入学第一天，校长朱剑凡问新生们“为何读书”，十三岁的陶斯咏站起来，声音清亮：“为求独立，为醒国人。”这句话，成了她此后半生的注脚。

在周南女校的五年，陶斯咏是出了名的“书痴”。她的课桌里总堆着《新青年》《甲寅杂志》，课余时间要么泡在图书馆，要么组织同学讨论时事。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传到长沙，陶斯咏连夜写了一篇《讨袁檄文》，贴在学校公告栏上，被同学们争相传抄。校长朱剑凡看到后，不仅没批评她，反而在全校大会上称赞：“斯咏有大丈夫风骨！”

毕业后，陶斯咏留校担任训育员，主讲“国文”与“公民”课程。她讲课从不用课本，总是结合时事，把《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用长沙方言讲得生动有趣。有一次讲“平等”，她指着窗外的樟树说：“树有高低，却都能沐浴阳光；人有贫富，为何不能共享权利？”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课后纷纷围着她问：“陶先生，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那时候的长沙，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正席卷而来。陶斯咏常和向警予、蔡畅一起，去船山学社听讲座，去文化书社看书。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陶斯咏成为最早的女会员之一。在学会第一次会议上，她见到了毛泽东——这个比她小两岁的湘潭同乡，穿着蓝布长衫，说话带着浓重的韶山口音，却总能提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

两人真正熟悉起来，是在1919年的“驱张运动”中。当时，湖南督军张敬尧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毛泽东发起“驱张请愿”，陶斯咏积极响应，不仅组织周南女校的学生罢课，还利用兄长在省政府的关系，搜集张敬尧的罪证。有一次，为了送一份重要文件给毛泽东，她冒着大雨，从长沙城的南端走到北端，衣服湿透了也毫不在意。毛泽东后来回忆：“斯咏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做事从不含糊。”

二、岳麓山下的情愫与分歧

1920年的夏天，长沙格外闷热。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常聚在岳麓山的爱晚亭，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陶斯咏每次都坐在毛泽东旁边，听他分析时局，时而点头，时而提出疑问。有一次，毛泽东说“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陶斯咏却轻声说：“中国的问题太复杂，或许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毛泽东看着她，没说话，只是递给她一瓶凉茶水。

那段时间，陶斯咏对毛泽东的好感越来越深。她会在毛泽东生病时，炖好鸡汤送到他住的清水塘；会在他熬夜写文章时，悄悄送去一盏煤油灯；会在他因“驱张”受挫时，轻声安慰：“润之，路还长，我们慢慢来。”毛泽东也对这个聪慧、热情的同乡女子颇有好感，他曾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斯咏女士，才思敏捷，有抱负，可与谋事。”

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20年9月的一个傍晚。陶斯咏约毛泽东在岳麓山脚下的一家茶馆见面，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手里拿着一本《尝试集》。坐下后，她开门见山：“润之，我想和你一起做一件事——创办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培养更多独立的女性。”

毛泽东放下茶杯，沉默了片刻，说：“斯咏，现在的中国，不是办学校的时候。张敬尧刚走，赵恒惕又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不推翻这个旧世界，教育再好也没用。”

陶斯咏皱起眉头：“可革命太危险了，多少人为此丢了性命。我们先办教育，让更多人觉醒，不是更好吗？”

“觉醒需要代价。”毛泽东的语气坚定，“我要走的路，是武装斗争，是组织工农，这条路注定充满荆棘。我不想你跟着我受苦。”

“我不怕受苦。”陶斯咏的眼睛红了，“我只是觉得，教育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那天的谈话，最终不欢而散。陶斯咏走出茶馆时，月亮已经升了起来，照亮了岳麓山的轮廓。她回头看了一眼茶馆，毛泽东还坐在那里，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她知道，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观点的分歧，更是两个不同的理想世界。

回到家后，陶斯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下了一篇日记：“润之如鹰，志在苍穹；我如燕，愿守檐下。非不愿随，实不能同也。”一年后，她把这本日记付之一炬，只留下了那本《尝试集》，扉页上毛泽东的题字“斯咏惠存，润之”，被她用红笔圈了又圈。

陶家父母也反对她和毛泽东来往。父亲陶瑞卿找她谈话：“那个毛泽东，家里穷，又爱惹事，不是能给你安稳生活的人。你要是跟他走，以后吃苦受罪，可别后悔。”陶斯咏没反驳，只是默默地收拾行李，几天后，她向周南女校递交了辞职申请，决定去上海。

离开长沙的前一天，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为她送行。毛泽东送给她一本书——《资本论》，说：“斯咏，不管走哪条路，多读书总是好的。”陶斯咏接过书，轻声说：“润之，祝你早日实现理想。”两人握手告别，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三、上海的教育理想与平静岁月

1922年，陶斯咏抵达上海，经朋友介绍，进入上海爱国女子中学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沈仲九，是浙江绍兴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也是一位主张“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沈仲九欣赏陶斯咏的才华，常和她讨论教育理念，两人越谈越投机，逐渐产生了感情。

1924年，陶斯咏与沈仲九结婚。婚礼很简单，只邀请了几个同事和朋友，没有婚纱，没有钻戒，只有一本结婚证，上面写着“志同道合，共守教育”。婚后，两人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间小洋房里，白天各自去学校上课，晚上一起看书、写文章，日子平静而充实。

陶斯咏在爱国女子中学主讲“女子伦理”课程，她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教学中，主张“女子要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她鼓励学生们走出课堂，关注社会，还组织了“女子读书会”，带领学生阅读《妇女杂志》《新女性》等刊物。有一次，一个学生因为家里逼婚而哭泣，陶斯咏对她说：“婚姻不是女子的归宿，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做主。”在她的影响下，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了追求妇女解放的积极分子。

那时候，上海的革命运动也很活跃。毛泽东曾多次来上海参加会议，偶尔会去看望陶斯咏和沈仲九。每次见面，两人都只谈教育和时事，从不提过去的感情。有一次，毛泽东问她：“斯咏，在上海过得还好吗？”陶斯咏笑着说：“很好，教书、读书，很安稳。”毛泽东点点头：“这样也好，适合你。”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海陷入白色恐怖。沈仲九因为曾支持过进步学生，被学校解聘，陶斯咏也受到牵连，不得不离开爱国女子中学。夫妻俩搬到上海郊区的一间农舍里，靠沈仲九写文章和翻译书籍维持生活。虽然日子清贫，但陶斯咏从不抱怨，她在农舍里办了一个“识字班”，教当地的农民认字、读书，还教妇女们做针线活，鼓励她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有一次，沈仲九问她：“后悔当初没跟毛泽东走吗？”陶斯咏摇摇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选的这条路，虽然平凡，但我觉得有意义。”她指着窗外的农田说：“你看，这些庄稼，只要用心浇灌，总能结果。教育也是一样，只要坚持，总能改变一些人。”

1930年，陶斯咏患上了肺结核。那时候的肺结核，还是不治之症，沈仲九带着她四处求医，花光了所有积蓄，病情却不见好转。1931年冬天，陶斯咏的病情加重，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对沈仲九说：“我走后，你把我的书都捐给学校，还有那些教案，或许对其他老师有用。”

1931年11月，陶斯咏在长沙湘雅医院去世。沈仲九按照她的遗愿，把她的藏书和教案都捐给了周南女校。周南女校的师生们为她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校门口贴了一张讣告，署名“旧同仁”，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句“陶斯咏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两个方向的坚持，同样的初心

陶斯咏去世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是后来从朋友的信中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他在油灯下坐了很久，手里拿着一本《新青年》，那是当年陶斯咏送给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斯咏走了，她走的是教育之路，我走的是革命之路，方向不同，初心却同——都是为了中国好。”

1957年，毛泽东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悼念的是杨开慧和柳直荀。有一次，李淑一问起陶斯咏，毛泽东说：“斯咏是个好人，她为教育做了很多事，是另一个方向的坚持。”

陶斯咏的一生，没有杨开慧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事迹，也没有留下太多传世的著作，但她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了“为醒国人”的誓言。她在周南女校培养的学生，很多后来都成为了教育界、妇女界的骨干；她在上海办的“识字班”，让很多农民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名字；她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后人。

如今，周南中学的校园里，还保留着陶斯咏当年任教的教室，墙上挂着她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旗袍，眼神坚定，嘴角带着微笑。教室里的课桌上，偶尔会有学生放上一束鲜花，那是对这位“周南才女”的敬意。

有人说，陶斯咏是“被历史遗忘的才女”，可她从未在意过是否被记住。她在教案的最后一页写道：“我之努力，非为留名，只为后人能有更好的生活。”这句话，或许就是她一生最好的写照。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人选择拿起枪杆，推翻旧世界；有人选择拿起书本，唤醒新希望。陶斯咏选择了后者，她的路或许平凡，却同样伟大。正如岳麓山的樟树，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有的化作了春泥，却都在为这片土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来源：英雄拒绝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