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得，怎么不记得。一九八二年的秋天，父亲去世那天，我们家的四合院挤满了人，门口摆了三四张桌子，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一门两制

母亲出殡那天，院子里冷清得可怕。弟弟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哥，咱爹走那天，你还记得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一九八二年的秋天，父亲去世那天，我们家的四合院挤满了人，门口摆了三四张桌子，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院子里人声鼎沸，烟雾缭绕，一个个穿着藏青色中山装的男人，手里夹着纸烟，低声谈论着我父亲生前的为人。那时我二十九岁，弟弟二十七。我们兄弟俩站在院子里迎客，脚都站麻了。

可今天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母亲去世了，来送行的只有我们兄弟和几位老街坊。母亲的骨灰盒静静地摆在那里，旁边插着几束白菊花，显得格外孤单。

弟弟周国强的眼圈红了，我周国立却哭不出来。我只觉得心里堵得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风吹过来，带着春天特有的泥土气息，却让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

＂老周家这两兄弟，真是人间冷暖啊。＂邻居老刘婶小声议论着，＂一个爹娘，咋就这么不一样呢？＂

我装作没听见，可那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着我的心。

事情要从二十年前说起。那是一九六五年，我十二岁，弟弟十岁。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呜呜地刮着，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

我们家住在西城区一个四合院里，是父亲单位分的。两间正房，一间偏房，院子不大不小，种着几棵枣树和一棵老槐树。父亲在一家国营厂子里当工程师，母亲在纺织厂的食堂里做饭。家里还有奶奶，是个传统的老太太，满头银发，总爱穿一身灰布衣裳。

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可也有温饱。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我和弟弟做好早饭才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洗衣做饭。奶奶年纪大了，只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

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直到那场改变了我们一家命运的争吵。

那天我放学回家，还没进院门，就听见屋里传来母亲和奶奶的争吵声。

＂你嫌我做的菜难吃，那你自己做去！我上了一天班，手都洗得脱了皮，回来还要被你说三道四！＂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儿子辛苦挣钱养家，回来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你这当媳妇的还有理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知道尊老爱幼！＂奶奶尖利的嗓音刺得人耳朵疼。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只听见屋里＂乒乒乓乓＂的声音，像是有人摔东西。弟弟从学校回来，看见我站在门口发愣，拽了拽我的衣袖：＂哥，又吵起来了？＂

我点点头，拉着弟弟到院子里的枣树下站着，不敢进屋。冬天的风吹过来，冻得我们直打哆嗦，可谁也不敢先开口说回家。

这样的争吵越来越频繁。奶奶嫌母亲做饭不好吃，母亲抱怨奶奶太挑剔。有时是为了一勺盐，有时是为了一块布，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吵得天翻地覆。

父亲夹在中间，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话不多，每天早出晚归，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图纸和工具。他总是低着头，仿佛肩上扛着一座山。

＂分家吧。＂一天晚上，父亲突然说。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煤油灯的光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像是无声的叹息。

母亲愣住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怎么分？＂

＂你带国立，我带国强。＂父亲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今天晚上吃什么一样。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差点打翻了手里的饭碗。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弟弟，咬着嘴唇不说话。

奶奶却像是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分，就该分，我早就看不惯她那做派了！＂

就这样，我们兄弟俩被分开了。母亲带着我搬出了四合院，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杂院。弟弟和父亲、奶奶留在原来的家里。

搬家那天下着雨，细雨密密地落在脸上，冰凉冰凉的。母亲借了邻居家的平板车，装了我们的行李。没有多少东西，一床被子，几件衣服，一个搪瓷脸盆，一个铝饭盒，几个缺了口的碗，还有我的书包和课本。

＂国立，走吧。＂母亲牵着我的手，声音轻柔却坚定。

我回头看了一眼，弟弟站在门口，眼泪汪汪地望着我们。父亲站在他身后，脸上的表情我至今记得——既有解脱，又有某种难以言说的痛苦。他的手放在弟弟肩上，那只常年摆弄机器的手，布满了老茧，在雨中显得格外粗糙。

＂国立，以后常回来看看弟弟。＂父亲冲我喊道，声音淹没在雨声中，显得那么渺远。

我点点头，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小杂院只有一间正房，青砖灰瓦，年久失修。门前有个小院子，种了几棵葱。冬天冷，炉子烧得通红，屋里还是冷飕飕的。夏天热，蚊子多得像是约好了来开会。屋顶还漏雨，下雨天我们要搬来盆子接水，＂滴答滴答＂的水声整夜响个不停。

但母亲从不抱怨，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食堂，傍晚回来给我做饭，洗衣服。她的手常年泡在水里，冬天冻得通红，裂着口子，抹上香油还是痛。可她从不在我面前喊苦。

＂国立，多吃点，长身体呢。＂母亲总是把肉夹到我碗里，自己却只吃咸菜配米饭。

＂妈，我不想吃肉，您吃吧。＂我常常这样说。

＂傻孩子，妈不爱吃肉，就爱吃咸菜，这个酸菜可香了。＂母亲笑着说，眼角却有抑制不住的疲倦。

＂妈，我想哥哥了。＂一天下午，弟弟趁奶奶午睡，偷偷跑来看我们。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袖子短了一截，露出细瘦的手腕。

＂想哥哥就来看看，但别告诉你奶奶。＂母亲揉揉弟弟的头，从锅里捞出一个用面粉蒸的鸡蛋，递给他，＂吃吧，热乎的呢。＂

弟弟狼吞虎咽地吃着，眼睛却一直看着我。他边吃边说：＂哥，爸说等你期末考试结束，让你回去吃顿饭。＂

我看了母亲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母亲笑了笑：＂去吧，去吧，爸爸肯定想你了。＂

我和弟弟的关系没有因为分家而疏远，反而因为见面不容易，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我们经常一起玩弹珠，或者在小院子里踢毽子。有时候下雪，我们堆个小雪人，用煤球做眼睛，胡萝卜做鼻子，怪可爱的。

弟弟偷偷告诉我，奶奶现在对他可严厉了，动不动就说他不如我懂事。父亲呢，工作更忙了，常常加班到深夜。家里冷冷清清的，连顿热饭都吃不上。

＂哥，我有时候也想跟妈住。＂弟弟小声说，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心里一酸，搂住弟弟的肩膀：＂等你放暑假，来我们这住几天吧，妈做的凉面可好吃了。＂

弟弟点点头，破涕为笑：＂那说好了啊，我可得偷偷来，别让奶奶知道。＂

岁月悄然流逝。我考上了大学，虽然离家不远，但因为学业繁忙，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省吃俭用，每个月都会寄一些钱给我，还有她亲手做的鞋垫和袜子。信封里总会夹着一张小纸条：＂好好学习，别担心家里。妈在家一切都好。＂

可我知道，母亲其实并不好。那些年，她的腰越来越弯，头发早早地白了。她常年在食堂工作，风湿关节炎犯起来，疼得夜里直冒冷汗。可她从不跟我说，怕我担心。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工作。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好了。弟弟在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经常要加班。他告诉我，父亲晚上常常咳嗽，有时咳得整宿睡不着觉。

＂哥，爸想见妈。＂一天晚上，弟弟突然来找我。

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工装，脸上满是疲惫。他告诉我，父亲肺病越来越严重，医生说可能撑不了多久了。

＂真的？＂我有些不敢相信。

＂嗯，爸病了，挺严重的。奶奶不在家的时候，他总是念叨妈。有一次我听见他在半夜里喊妈的名字，喊了好几遍。＂弟弟的声音哽咽了。

我心里一紧，连忙回到小杂院，告诉了母亲。她正在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收拾东西，装了一袋子她亲手做的点心——花生酥、麻花、桃酥，都是父亲爱吃的。

＂走吧，去看看你爸。＂她熄灭了煤油灯，声音平静，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紧张。

我们坐公共汽车去了四合院。那晚上星星很多，天空像被撒了一把碎银子。母亲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只是紧紧攥着那袋点心，手心都捏出了汗。

可当我们到达四合院时，奶奶挡在门口，一张干瘪的老脸上写满了敌意。

＂我儿子病着呢，你来干什么？是不是盼着他死了来分家产？＂奶奶尖声说道。

母亲的脸刷地白了，手里的点心袋子掉在地上。我想反驳，她拉住了我的手，轻轻摇了摇头，转身默默地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母亲一直低着头走。月光照在她身上，显得那么瘦小，那么孤单。她突然停下脚步，望着远处的夜空，轻声说：＂国立，人活着，真难啊。＂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母亲抱怨生活。

一九八二年秋天，父亲走了。弟弟打来电话通知我，声音哽咽。我立刻去找母亲，她正在整理一件深色的衣服，那是她给父亲做的最后一件衬衫，一直没机会送出去。

＂妈，爸走了。＂我轻声说。

她的手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放下，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摸了摸那件衬衫，就像在抚摸父亲的脸。

＂我给他收拾了件衣服，你拿去吧。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件。＂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什么。

父亲的葬礼上，来了很多人。他的同事，邻居，甚至一些我都不认识的人。院子里摆满了花圈，空气中弥漫着菊花的香气。母亲站在人群外面，默默地看着。奶奶坐在灵堂中央，接受着人们的吊唁，不时用手帕擦拭眼泪。

＂老周是个好同志啊，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父亲的同事们这样评价他。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五味杂陈。是啊，父亲对工作认真负责，可对家庭呢？他是否问过母亲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是否知道母亲为了供我上学，省吃俭用到什么程度？

葬礼结束后，我去找弟弟，问他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爸留了遗嘱，把房子给了我，＂弟弟说，然后顿了顿，＂还叮嘱我一定要善待妈。＂

＂善待？＂我冷笑，＂这些年，他怎么不善待妈？＂

弟弟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爸留给你的信，他说等他走了才能给你。＂

那是一封写在蓝格稿纸上的信，字迹工整却有些颤抖，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写完的。

＂国立：爸对不起你和妈。当年分家是迫不得已，奶奶年纪大了，脾气固执，我不能不管她。这些年，我一直让国强偷偷给你妈送钱，不知道她收到没有。我知道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我心里一直亏欠她。等我百年之后，希望你能原谅我。替我照顾好妈，国强也会帮忙的。＂

我拿着信，泪如雨下。原来，父亲这些年一直惦记着母亲，只是碍于奶奶，不能相见。那些我以为他无情无义的日子里，他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我们。

最终，他只是叹了口气：＂哥，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三年后，母亲病倒了。她一直不爱去医院，等到实在撑不住了，已经是病入膏肓。医生说是多年劳累加上营养不良，身体透支得厉害。

弟弟每天下班后都会来看她，有时候带些水果，有时候带些她爱吃的点心。母亲总是高兴地看着他，眼睛里闪着光。

＂国强长得越来越像你爸了。＂她常常这样说，语气里满是慈爱。

有一次，弟弟带来了一张父亲的老照片，是他年轻时在工厂的合影。母亲小心翼翼地接过去，摸了又摸，眼睛湿润了。

＂你爸年轻时候可精神了，跟你现在一模一样。＂她笑着说，却掩不住眼里的思念。

母亲走得很安详，走之前拉着我和弟弟的手，轻声说：＂你们是亲兄弟，要互相照顾。＂

她的手很冷，却紧紧握着我们，仿佛要把我们的手连在一起。我和弟弟都哭了，泪水打湿了母亲的被角。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在她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小木箱。那是个旧式的红木首饰盒，上面雕刻着牡丹花，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美。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父亲的照片，还有几十封信。最早的一封信写于我们分家后不久，最近的一封就在父亲去世前两个月。

＂惠芝，这个月的钱我托小李给你送去了。别舍不得花，国立上学要用钱，你自己也要保重身体。＂父亲在信中写道，＂我这边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奶奶身体还行，就是脾气依旧。国强很想念你和哥哥，常常说起你们。＂

每一封信都很短，但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牵挂。还有一些照片，有父亲年轻时的工作照，有弟弟的学校照，甚至还有几张偷拍的母亲站在食堂门口的照片，背影瘦小却挺拔。

我的手颤抖着，几乎拿不住这些信。眼前仿佛浮现出父亲夜深人静时，偷偷写信的场景，他可能要借着微弱的灯光，生怕惊醒了奶奶。

＂哥，你终于知道了。＂弟弟站在我身后，轻声说，＂爸这些年一直在暗中接济妈，每个月都会托人给她送钱。只是妈不想让我们知道，怕我们难做。她总是说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

＂那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和好？＂我哽咽着问。

＂奶奶...＂弟弟没说完，但我明白了。

在那个年代，孝道比一切都重要。父亲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愿，即使他心里有多么想念和牵挂自己的妻子。而母亲，也宁可独自承受，也不愿让我们为难。

那些信里还夹着一些纸条，是母亲写给父亲的回信。她从不寄出去，怕被奶奶发现，只是默默地写下，像是和父亲的一场无声对话。

＂国栋，我和国立都很好，你不用担心。钱我收到了，但我不缺钱，你留着给国强买些好吃的吧。国立学习很用功，将来一定能有出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别太劳累。＂

这些纸条写得工整细致，没有太多感情色彩，但我知道，那是母亲表达爱的方式。她一生节俭，却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

我和弟弟坐在母亲的小院子里，春风吹过葱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天色渐暗，远处传来广播站的音乐声，悠扬而缠绵。

＂哥，我想把妈接回四合院安葬，葬在爸旁边。你觉得怎么样？＂弟弟突然说。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是啊，他们生前不能相守，至少死后应该在一起。

＂奶奶呢？＂我问。

＂奶奶去年也走了，＂弟弟叹了口气，＂走前一直念叨着爸和妈，好像后悔当年做的决定。＂

我沉默了。人生啊，有时候错过了，真的就是一辈子。

那天傍晚，我们兄弟俩一起收拾了母亲的遗物。那些年代久远的衣物，发黄的相片，还有她珍藏的父亲的每一封信。我发现了一件父亲的旧毛衣，已经洗得发白，但依然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的最底层。

＂妈一直留着爸的东西，＂弟弟轻声说，＂好像他从未离开过一样。＂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酸楚。分家二十年，父母各自守着自己的尊严和秘密，却又在暗地里牵挂着对方。他们的爱，像是埋在地下的种子，虽然看不见，却一直在生长。

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安放在了父亲的墓旁。那天阳光明媚，风温柔地拂过墓碑，仿佛是父母相互抚慰的手。

＂爸，妈，你们终于在一起了。＂我轻声说，泪水模糊了视线。

回到四合院，我发现弟弟把父亲和母亲的照片放在了一起，挂在正房的墙上。照片里，他们都很年轻，笑容灿烂，仿佛生活从未将他们分开过。

＂哥，以后你常来家里住，＂弟弟说，＂这里也是你的家。＂

我点点头，看着这个承载了太多记忆的四合院。那棵老槐树依然在院子中央，枝叶茂盛，遮出一片阴凉。树下放着一张旧藤椅，是父亲生前最爱坐的地方。

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重聚了。而我和弟弟，也在这场生死离别中，重新找回了兄弟间的亲情。

那晚，我留在了四合院，睡在儿时的房间里。窗外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给院子里的青砖镀上了一层金光。远处传来收音机里播放的《东方红》，恍惚间，我仿佛看见父亲坐在槐树下抽烟，母亲在厨房里忙碌，青烟袅袅升起。

风中仿佛传来母亲轻柔的呼唤和父亲低沉的笑声，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我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滑落，心里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人生啊，有太多无奈，太多遗憾。。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