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看你这命，是不是被那蛇看上了？”他站在坡坎上冲我喊，半真半假，脸上那点幸灾乐祸被傍晚的光照得明晃晃的。

“你看你这命，是不是被那蛇看上了？”他站在坡坎上冲我喊，半真半假，脸上那点幸灾乐祸被傍晚的光照得明晃晃的。

我一手捂着裹了草灰的脚腕，一手抓着一把还没来得及抖土的蕨菜，只嗯了一声。

那年我二十二，刚从场镇的小百货辞了工回乡下帮母亲春忙，山风一阵阵吹，吹得我眼泪晃也不是，笑也不是。

蛇咬了我小腿外侧一口，浅，没出多少血，皮肉却肿得像个半熟的馒头。

那会儿村卫生室有碘酒和纱带，队里老马头给我绑了根木棍，说先逼毒，别慌，回去再擦点药膏，过几天就好了。

我其实不慌。

慌的是另一样东西。

那一样东西叫婚事。

我的未婚夫姓崔，城里工厂的青年，戴一副黑框眼镜，人瘦，手白，穿蓝布中山装的时候，整个人像刚从广播里走出来。

我们是经人撮合的，三十里地，摩托加自行车，来回折腾半年，见了四次面。

他话不多，爱算账，一碗粉里多加了一个丸子都能看出来的那种仔细。

彼时八十年代末，大家都往城里挤，落户口、分房子，算来算去，日子像算盘珠子，拨拉得叮当作响。

我想着自己也算撞了个彩头，虽然不浪漫，稳当。

结果，一条蛇，让算盘乱了。

那天傍晚，崔家人来我们家，他跟着他妈，一进门就闻见碘酒味。

我坐在炕沿，裹着纱带，母亲手忙脚乱往灶膛添柴火，父亲一口气抽了半截旱烟，窗台上晾着我洗干净的蕨菜，翠得刺眼。

“山里蛇多。”我先开口，语气还算平静，“不过没事。”

他妈看了我一眼，又看我腿一眼，表情把心里的话都说了。

崔低头，摸了摸裤缝，过了会儿才挤出一句：“小翠，你……要不再等两个月再说？”

我没吭声。

他妈说：“伢子命薄，怕冲，你晓得的。”

我心里一热又一冷。

我们这儿，谁家不在山里走，不在地头趴？

蛇是蛇，我是我，谁也没招呼谁，就碰上了。

可她一句“命薄”，像一把针，把我从炕沿扎到地缝里。

父亲“哼”了一声，正要说话，被母亲一个眼色按了下去。

我们那代人，讲究和气。

我也想和气。

“我没事。”我说，“两个月，我等得起。”

崔的目光从我的腿游到窗台，然后又游回自己的鞋尖。

“那就……再看看。”他说。

再看，就看进了一团泥里。

第二个礼拜，他没来。

第三个礼拜，媒人来了。

媒人是镇上卖红糖的马婶，进门就唉声叹气，说现在的年轻人啊，说变就变，哄得我母亲眼圈红了又红。

“崔家那小子，怕撞，怕山，怕麻烦。”马婶说，语气也想圆，“他妈说他最近调车间，忙，忙得脚不沾地。”

我看见她手里攥的帕子，角上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喜”字，笑了一下。

“退就退吧。”我说。

那年我二十二，二月的风打着旋儿进屋，从门缝里钻进来，又从我心上吹过去。

有人说女人命，半点不由人，有时由天，有时由地。

天是天打雷劈的天，地是江河湖海的大地。

可我更相信另一个东西，叫活着。

活着，就有转弯的地方。

我没再去人多的场镇。

我在山里待了一个春天。

蕨菜出了又埋，埋了又冒尖，草木有自己的时令，人也有自己的时令。

我这时令，是把退婚的羞攒成一把针，缝缝补补，把以后的日子缝牢靠。

邻里人话很多，说一回，少一回。

人走三步总能踩到两句闲话，那两句闲话又不薄不厚，扎在脚心里，走快了痛，走慢了也痛。

母亲替我挡，父亲替我闷。

我背着背篓上山，脚腕上的牙印泛成一圈浅浅的褐，像有人用树枝在皮子上画了个随口一划的圆。

太阳落的时候，我背一背篓蕨菜回家，手上有山土味，鼻尖冷，被狗吠一声吓得心口一缩，转眼又笑。

我在山里遇到了他。

他就是后来大家口中的“糙汉”。

他姓韩，大我三岁，长在我们隔壁湾子，父亲早些年在外工地伤了腰，家里子弟四五个，他排行老二，肩膀宽，背厚，手掌有厚茧。

第一次见他，是在坡顶那块石头边。

我蹲着理蕨菜，他背着一捆柴，肩膀上那条旧帆布带子勒出一道白。

“你脚那样，还上山？”他问我，说话带着粗气，像刚咽下了一口热米汤。

“反正闲着也闲着。”我说，没抬头。

“蛇多。”

“蛇也怕人。”

“蛇不怕粗心的人。”

“我不粗心。”

“你倒嘴硬。”

我抬头，见他皮肤黑黑的，眼睛却亮，亮得像晴天里的一泓水。

他说话不好听，说话也不绕弯，直来直去。

那阵子我最怕绕弯。

人一绕弯，心里就容易绕死结。

他每次上山，都能碰见我，每次碰见我，都要说一句“别往深里走”，说完就背着柴下去，动作不快不慢，稳稳当当。

对他，我一开始只是点头。

再后来，我开始给他留一把比较嫩的蕨菜。

他拿着，说“苦”，我说“苦才下火”。

他笑，露出一口牙，白得像刚剥出来的蒜瓣。

村里人说他笨。

笨在书读得少，笨在嘴不甜，笨在走路喜欢背重的东西，偏偏不喜欢轻巧。

笨也好。

那段时间，我需要一个笨人，让我的心不总吊在天花板上晃，晃得人头晕。

我母亲见他过我们家门口，有时就叫一声“韩二，进来喝口水”。

他不进。

他怕生，或者说他怕麻烦别人。

我父亲抽烟的时候，看着他背影，点点头，说“这娃儿，可靠”。

可靠这两个字，在我们那会儿，是把人压在地上种的一个字。

把人种在地里，等它发芽，抽枝，撑开一方简简单单的天。

我那时的天空很低。

崔家的退婚像个阴天，不下雨，闷，令人喘不过气。

有人对我说：“你还年轻，别急。”

这话我知道是好心，但人在闷着的时候，听到的所有好心都像滞在喉咙里的粘痰，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我就去山里。

山里风大，风吹人往前走，走着走着，那些堵着的东西就被吹散了点。

也是那年春季的时候，我在山里捡到一块铜扣。

铜扣圆圆的，背面有两条爪，已经氧化，边上贴着一点绿色的锈。

我把它擦干净，揣在上衣兜里，又在家里翻出母亲给我的布口袋缝在里层，放进去。

我把它当成一个东西。

一个什么呢？

一个定心物。

像爷爷当年背盐过河的时候腰里别的那块旧钱，摸一下，心里就不慌。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扣儿”。

扣住心，扣住人。

在后来很长的岁月里，这个小小的扣儿，总被我摸来摸去，磨得光亮，像一个小月亮，贴在掌心里，温温的。

还有一个东西，是我用藤条编的小篮子。

篮子不大，正好能装下一天的蕨菜和野蒜，我拿它走过很多坡，过过河，摔倒的时候它护着我的腰，起身的时候它把泥从我衣裳上蹭掉。

篮子后来也成了家里的常物，放针线，放盐巴，放账本，放孩子的玩具。

这两个物件，一软一硬，一明一暗，一直跟着我。

说回那年。

四月过半，村里的广播站开始说公社要修水渠。

水渠是大事。

水就是命。

要修渠，得拉石头，挖土，搬水泥，叫人。

这活粗，年轻的、小力气的都去。

我也去了。

我跟着村里的女娃们搬土，抬石头，晒得黑，也不觉得累。

人群里有他。

韩二。

他抬石头的时候，肩膀上的筋像河边的荇菜，伏着，往上窜。

他把石头放下，直起腰，看见我在远处擦汗，朝我抬了一下下巴。

那一下，是问候，是鼓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的“尽力就好”。

我们那一代人很少说“加油”，我们说“撑一撑”，“忍一忍”。

也许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加油”。

修渠要几个月。

昼夜都有活，夜里打灯，灯下人影晃来晃去，像集市。

有天夜里我脚下一滑，膝盖磕在了石角上，痛得吸气，眼睛一热，差点儿哭。

有人拉住我一把，是他。

他把我扶到一旁，蹲下身，伸出手。

“别动。”他说。

他手掌温热，指腹粗糙，按在我小腿上检查，触到那条旧牙印时停了一下，没问，只挪开了手。

他拿自己的手帕，倒了点清水，给我擦掉泥，再掏出一小瓷瓶，挤了点药膏。

“家里留的。”他说，“早年我爹干活留的。”

我看着那小瓷瓶，白的，上面贴着没有字的纸。

那样的瓶子在我们家的药箱里也有一个，里面装风油精，夏天热时抹在太阳穴上，凉嗖嗖的。

他给我擦药的时候，我看他眼睛，看他的睫毛，看他额头的汗，心里忽然安稳下来。

像把一只乱飞的鸟，轻轻按进了笼子里，关上门，鸟在里面没再撞。

这世上有的人，是一把锁，有的人，是一根钉。

锁是让你护住自己，钉是让你钉住心。

他说：“以后抬重的，我来。”

我笑，说：“你都来，那我岂不是混吃。”

他也笑，露出一排白牙。

“混吃也得有个让你混的地方。”他答。

这话像玩笑，却也像承诺。

那天夜里风大，铺天盖地的星，星子落在渠边，用眼一睁，像撒了一地盐。

我在那样的夜里，第一次想，或许，另一个方向也可以走。

我们修渠的那年，镇上的布告栏贴了一张口号：“勤劳致富，敢为人先。”

我站在布告栏前看了好久。

“敢为人先”，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只敢为人后，慢慢走，不冒头。

可“勤劳致富”我懂。

与其抱着崔家的怒气过一辈子，不如抱着一把锄头走山坡。

日子得过。

不久之后，他的母亲来找我母亲，借口是回家路上顺路，话里话外探探我们的意思。

看人家的意思，明明是看上了我的能干，听说我会针线，会纳鞋底，会把柴草扎得齐齐整整，心里就过不去。

我母亲笑，笑得含蓄，乐见其成，却不敢跑在前头。

在我们这儿，女人家做主是个细水长流的事，不能一下子把门槛踏坏。

男人家那边，要看他的意思。

他什么意见呢？

他来我家，坐在靠窗那把旧木椅上，穿他父亲传给他的中山装，袖口洗得发白，膝盖处打了块补丁，背笔挺，像一棵槐树。

“你要是愿意，我就在。”他说。

我看着他，心里像有人把面团揉了一把，又揉了一把，再摔在案板上，摔得我心里一颤。

我说：“你不嫌我？”

他摇头：“有啥嫌的。”

我说：“别人说我……蛇咬了。”

他皱眉：“被蛇咬了，就不配日子了？”

我看见他眉毛往中间拢，像两只毛毛虫要抱在一起。

“人多嘴多。”他说，“嘴又不吃饭。”

我笑，笑出点泪。

母亲端上茶，轻轻放下。

窗外的风吹动窗帘，帘子拍在老虎窗上，发出薄布的声响。

那年秋天，我们成了亲。

婚礼不大，村里人来，端了两盆红烧肉，一盘粉蒸，一个大碗炖豆腐。

我穿一件深蓝的棉布衣，绑了一条红头绳，脸上略抹了点胭脂，笑的时候，笑纹从嘴角延到眼尾。

大家笑，说：“好，好。”

有人小声嘀咕：“糙汉配勤女，二人活成一条。”

我听见这些话，不生气。

我们这儿的人，说好就是好，说坏也是实话，话糙理不糙。

我们成家的第二天，他背上背篓进山，我在屋里打扫，把新买的搪瓷盆放到架子中间，把我的篮子放到屋梁下一钩，把那个铜扣儿缝在枕头的内里。

那个扣儿从此就在枕头里跟着我，夜里手摸过去，能摸到它凉凉的边。

婚后我们没出什么波折。

生活就是一水长流的事，没波没浪的日子里，也能照见人心里的海。

他早出晚归，担柴、耕地、修屋顶，不说漂亮话，不承诺大江大河，只给你把门闩关紧，把米缸盖好，把雨天晾的衣服收进来。

有一次，麦季翻地，我们请了拖拉机手，拖拉机陷了，村里人围着想办法，一个人说：“挖土”，另一个说：“垫木板”，他说：“先停火。”

他把拖拉机熄火，让机器休息一会，几个人在地头坐着喝水，抽烟，聊两句，再起来干，一起用力，不一会儿，拖拉机起来了。

他做事就是这样。

不慌，先停火。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心里也有了一个“停”。

当时，八十年代末，人人都在说“改革”，“个体户”，“下海”。

镇上更热闹了。

街上有卖冰棍的，卖缝纫机的，卖大白兔奶糖的，收音机里传出一首又一首新歌，电线杆上贴着“代写对联”和“修自行车”。

我们也被拉到了时代里。

我们家开始养鸡，母鸡下了蛋，我们不全吃，拿去街上换油布、换煤油灯的灯芯。

他学着做木活，会把板凳的榫卯打得严丝合缝，邻居来借，他不收钱，只收一声“谢”。

我在屋里缝补，跟村里几个女人做小活，给镇上的缝纫社加工袖口，一针一线，一天下来赚的钞票薄薄一张，放在篮子里，篮子里有我旧日的气息。

日子就这样过着，像河水一样，有时候浑，有时候清，流着，流着，时间把我们脸上的稜角磨掉一些，又在我们眼角勾了些细纹。

这样的日子里，过去那个退婚的人变得像远处的一个小影子。

我偶尔想起他，不是恨，也不是怨，是一种平淡的想象，像背过身去翻箱底，摸到一件旧衣服的手感——旧衣服还在，但你已经长大，穿不上了。

只是人间总有回声。

有一天，我在镇上买盐，看到一张布告。

布告栏上的纸岁月一吹就起了皱，字还新。

上面写着，某厂改制，某车间搬迁。

我心里一动，想起崔。

回家之后，忙完家务，夜里我躺在床上，手摸着枕头里的铜扣儿，想着许多年前的那一声“再看看”。

再看看，就是再也没看见。

他没再来，我也没再去。

我们各自站在自己的河岸上，河水宽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孩子。

是个男娃，生下来哭声亮，脸红红的，皱着，像一团小辣椒。

孩子的到来让家里更像个家，他抱孩子的手笨笨的，但稳。

第一次给孩子洗澡，他紧张得耳朵都红了，嘴里念叨：“稳，稳，小祖宗，你稳点。”

我在旁边笑，说他像刚上手的徒弟，紧张兮兮。

他也笑，说：“这徒弟只会干粗活。”

粗活细活，都是活。

孩子长大一点，会在屋里爬，爬到我篮子边上，抓那圈藤，藤在他手里响，像一个小鼓。

我把篮子放高一些，告诉他：“这个是妈妈的宝贝。”

孩子不懂宝贝，只知道这是一个要举手够的东西，够着够着，他就长高了。

那一年，镇上来了电视机。

供销社门口摆了一台，晚上大家围在一块看，屏幕上有跳舞的，有唱歌的，有穿裙子的主持人，那些衣服我们没见过，眼睛看得都不眨。

有人说：“这就是新的日子。”

新的日子也往我们屋里伸了手。

他在工地上遇到个老师傅，教他刨的是榆木，说榆木硬，刨起来一点点冒卷，卷上覆着细细的木粉，脚底下一地香。

他回来跟我说，他想自己做几把椅子。

我说：“好啊。”

他做了第一把椅子，稳，不漂亮。

第三把，他在椅子背上刻了一个小花，花简单，两片叶，一朵心。

我把椅子摆在窗边，阳光斜斜地照下来，花在阳光里像要开。

他说：“会不会显摆？”

我说：“我们也显摆一下。”

有时候，人也需要显摆一下，告诉自己，这些年没白活。

我心里还是藏着那个铜扣儿，每次遇到烦心事，就摸它一下。

孩子发烧了，夜里三点，我摸着它，心里就安定一点。

他在外干活晚了还没回来，我摸着它，心里就安定一点。

那扣儿就像一个信号灯，绿的时候走，红的时候停，黄的时候等一等。

等的功夫，磨炼一个人的心。

等的功夫，也叫日子。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热得人心浮。

村里有人凑在一起，闲话多起来，说起我当年的退婚，说这个事其实也怪命，蛇咬了谁不好，偏偏咬你，咬了你，崔家那个什么什么……话说着，尾巴飘着，像一条蛇。

我端着一盆水从他们旁边走过，水里有被洗得发白的汗巾，有孩子的短裤，我听到了，但没停。

回到屋里，我把水倒到门外的月季根上，看它喝水，叶子有光了。

我对自己说，过去的蛇早爬远了，眼下的花还要开。

有一个夜里，他回家迟了，身上有泥，脚步沉，一进门把手里的木盒子放到桌上。

我正要问，他说：“今天在工地上，站在边上有人抽烟，火星掉地了，不小心，着了。”

他说慢，像怕把事吓坏了。

“都没事。”他接着说，“火没大，灭了。”

我看他的手背，有几道红。

我心里一紧，伸手去摸，指尖轻轻绕过那几道红。

他说：“都过去了。”

他每次说“过去了”，就是告诉我，咱别把恐惧留在屋里。

我说：“以后小心点。”

他点头：“我知道。”

他坐下，喘了两口气，抬眼看见我给他留的饭，笑了一下，说：“你看你，还把辣椒放在上面。”

我笑：“你上火了，下火。”

我们啊，活到后来，就用这点笨办法对付生活的辣。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初，村里有人去南方打工，说那边机会多，开厂的多，工资多。

我的侄子去了，我的小姑也去了。

他们有的去了广东，有的去了福建。

回来的人说广州的天桥多，霓虹闪，夜里和白天一样亮。

我扶着窗檐，看远处的山，心里想起我大姐。

大姐是我们家最能干的人。

她在更早的时候，就远嫁到广州。

当年父亲重病的时候，她没回来，后来我们收拾她遗物，发现那个铁盒，里面是钱，是信，是她方方面面的筹划与未竟的路。

我把她的故事放在心里难过了一阵。

我们这一代女人，常常被路给难住。

路长，路远，路上有风，有雨，有孩子，有老人。

你说一声“回来”，路却不是立刻就通。

可人的心，总会找一条自己的路。

像我，曾经以为崔是我的路，后来蛇一口，路断了。

再后来看见他，路又出来一条。

人啊，走着走着，路自己会生长。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我们盖了新屋。

青瓦白墙，屋檐上挂了两串辣椒，红红的，在风里晃，像两只小手在招。

院子里种了两株槐树，春天的时候按时开花，甜香蜜粉，蜂子在树下滚，孩子用木棒敲树干，槐花落一地，像下了一场白雪。

新屋的堂屋里，我用旧报纸糊柜子，报纸上写满了字，有政策，有新闻，有遥遥不可及的海。

他拿出他的木盒，放进柜子里。

我问他：“这么宝贝它？”

他说：“里面是活计。”

他给木盒里装了刨子，锯子，凿子，刻刀。

这些东西的声音，就是我们家的背景音乐。

锯子锯木的“呲呲”，刨子刨木的“沙沙”，凿子进木的“叮——咚”。

这些声音不甜不腻，反倒让人心安。

我们也有争执。

夫妻之间，争执像盐，少了没味，多了就咸了。

有一次，孩子闯祸，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邻居张家嫂子来了，脸上挂着雨一样的表情，我在门槛上说了好几句好话才把她劝回去。

他回家后，我说起这事，语气有点尖：“你一天不在家，这些烂事都砸我头上。”

他说：“我在外边不也是为这个家？”

我说：“我知道你辛苦，但你也要看看我辛苦。”

两人沉默了一阵。

夜里吃饭，气还没消，我筷子夹菜夹得格外响。

他夹菜给我，我没接。

他叹了口气。

“你别把委屈放在碗里。”他说。

“那放哪儿？”我问。

他伸手指了指我的心，又指指他的心。

“放这儿，放这儿，等会儿再挪地方。”

我愣了一下，忍不住笑。

这人，硬嘴背后有一嘴的软话，就总是藏在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后面，不轻易给人看。

那晚我们吃完饭，他主动去洗碗，水声噼里啪啦，像下一阵雨。

我在案板边坐着巴掌一下下拍木板，节律慢下来，心也慢下来。

这世界上，有的矛盾就是怕快，越快越糟，得慢下来，给它喘口气。

孩子慢慢大了，读书，作文里写他的父亲是“做木匠的”，写他的母亲是“会缝衣服的”，还写我们家的槐树和院子里的猫。

作文发回来，我看得哭笑不得。

孩子把他父亲写成了一个会变戏法的人，说他用一块木头变出一张桌子，用一些钉子变出一个箱子。

我看他，他笑，说：“瞎说。”

孩子说：“老师喜欢。”

我们家的生活因为这个孩子，每一天都显得有点轻。

轻到你可以把一整天的辛苦放在桌上，笑着数它。

我也偶尔去看母亲。

母亲见我，叨叨：“你不要太累。”

我说：“不累。”

她摸摸我的头发，说我长白头发了。

我心里一动，回到屋里对镜子里看了一眼，发间确实有一根白。

我拔了，扔掉，心里却柔软。

我对自己说：“白，就白吧。”

活这么多年，哪能不白几根头发。

我也遇到过一些旧人。

有一次，我在镇上的菜市，早上，人多，脚下踏的全是白菜帮子、葱叶，滑滑的，有人在叫卖鱼，有人在剁肉，声音混在一起，热烘烘地扑面。

我一边挑豆角，一边听到有人叫：“小翠？”

我转头，是崔。

他比当年瘦了一些，脸色灰，眼眶里有阴影，眼镜也换了，镜片旧。

他看见我愣了两秒，笑了一下，笑得生硬。

“好久不见。”

我也笑：“好久不见。”

我们站在菜摊边，四周人挤，人声喧哗，一切嘈杂得正好，填在尴尬中间。

“你……好么？”他问。

“还行。”我说。

“你？”

“也还行。”

“家里？”

“老样子。”

“嗯。”

这“嗯”里有许多话，又什么都没有。

他看了我手里的菜篮，篮子旧，藤磨得光亮，还是那个篮子。

“你……结婚了吧。”他问。

“嗯。”我点头，“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在空中比划了一下孩子的身高。

他点头，笑得更生硬了一点。

“那就……好。”

“你也好。”

我们无话可说。

有些人，从你生命里的某一条河上走过，然后过桥，再也不回头。

就算不回头，也应该祝福。

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他，他站在一张铺着油布的摊位前，油布上一块块猪肝亮亮的，像被灯照着，他看上去像一个需要灯的人。

我回到家，没提起这件事。

我不想，因为提起，给我的日子添一根多余的稻草。

我把买来的豆角洗了，掰掉两头，断成寸段，起油锅，撒蒜末，倒进去一把辣子，香味瞬间充满了整个屋。

他问：“今天吃啥？”

我说：“豆角。”

他笑：“你最拿手的。”

我说：“是你最会捧。”

人间烟火最动人，也最能把一个人的心捞起来，冲冲上的油星子，是日子里不可缺少的热闹。

到了千禧年，镇上有了新的路，路是柏油的，黑黑的，雨一打，亮亮的。

我们骑自行车骑到镇上，感觉比以前轻快。

有人买了摩托，风呼啦一吹，裤腿一掀，进油门，车就飞。

有人开了小店，卖塑料脸盆、卖电热水壶、卖打火机，门口铺了红红绿绿的塑料凳子，像一朵朵花。

我们家的生活也有了些变化。

他和几个工友一起接活，不只做村里的木活，还去镇上的新楼里打橱柜。

那些楼用新式材料，我不懂，他懂一点，比他更懂的人也懂，他就跟着学，一点一点往前走。

他回来给我讲新材料的名字，实木贴皮，密度板，指接板。

我听着，点头，记住一两个名字，心里更是在乎另外的几个字——稳当。

他每次出门，我都嘱咐他带着那个小木盒子。

他笑，说：“你这是不放心我，还是不放心这些家什？”

我说：“都放心，你带着，我心里踏实。”

他点头，把木盒子提在手上，像提着我们的日子。

他后来又给木盒子加了一个小铜锁，锁很小，钥匙也小，挂在他的钥匙串上，钥匙串里还有我们屋门的钥匙，柜子的钥匙。

他出门前，总是在腰上拍一下，确定那串小星星在。

我看着，看见他身上那些小动作，那些壁缝里冒出来的小心思，心里有一种暖，就像冬天把一只手伸进被窝，摸到另一只手，又紧紧握住。

孩子上学也不让我们省心。

他成绩一般，但不坏。

有一回，他期末考砸了，不敢回家，在校外转了两圈，天都黑了才进门。

我没有骂他。

家永远是孩子流浪之后的栖身之地，不是他受罚的地方。

晚上，他在被窝里叭叭叭翻来覆去，我躺在隔壁床，看着屋梁的影子在墙上像蜈蚣，听见他叹气。

我说：“你怕什么？”

他隔了会儿说：“怕你们失望。”

“你爸妈没指望你考试多好。”

他不吭声。

“你爸妈指望你做个正直的人。”

他又不吭声。

半晌，他“嗯”了一声。

后来他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道儿，学了修理，摸机器，拆开合上，绞丝壳扭得飞快。

他把他父亲的手接过去的那一刻，我看见我们的时间从他身上继续走。

日子里偶尔也有惊险。

村里修新路的一次，工地上出事的消息传来，我们刚刚吃了早饭。

我心里一抖，赶到现场。

远远地看到人群，人群像一团鼓起的气球，我冲过去，挤进去，里面有人喊有人哭，我看见他坐在地上，背靠着一堆沙包，脸白，额头立着汗。

我冲过去，蹲下，抓住他的手，手冰。

他说：“没事，没事。”

一辆车滑了一下，差点儿撞上，他闪开了，但腿磕到了铁角。

我们回家，给他擦了药酒，他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夜里，他忽然说：“我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我握紧他的手，手心的铜扣儿像一块烫平的石子，被我按在脉口。

“你回来了。”

“嗯。”

他闭上眼，睫毛在灯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那晚我没睡。

有些夜晚你就是睡不着，睡不着就摸摸枕头里的扣儿，摸摸身边人的手，数一数屋梁上的钉子，等天亮。

天亮的鸟叫和夜里的虫鸣声音不一样，一个像人打呵欠，一个像人闭眼。

又过了几年，母亲病了。

我们往返在镇上和县城之间，看病，拿药，排队。

那年我的脚步像上了发条，动动停停，停停动动。

他一直在旁边，手里提着保温桶，苹果装在篮子里，篮子又跟着我们走，走进医院，走出医院，走到母亲家，走回我们家，走成一条路。

我对母亲说：“你多吃点。”

她笑，说：“我吃不下。”

他在旁边说：“你就听她的。”

母亲笑：“你们两个，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这就是家。

家是一个舞台，总有两个人在唱。

唱得拙一些也没关系，只要台下有灯，人不散。

母亲走的时候，我握着她的手，手干，热，轻轻抖。

我说：“娘，放心。”

她说：“你……要活好。”

活好，两个字，沉，像铁锤。

那之后，我便把这两个字像铜扣一样，藏进了心里。

在我的生命里，很多东西都像被风吹过一样，来，走，留下痕迹。

蛇牙印还在，我的腿上。

那年它咬我时，很多人看见了，很多人没有看见。

它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凹陷，现在我的手指偶尔会摸到它。

它不疼了，就提醒我，提醒我从那一口开始，人生往另外一个方向拐了一拐。

有一次，村里有个姑娘来找我，她哭着说她的对象也退了她，原因比我当年的更“理由”。

她说：“姐，我是不是不值钱了？”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像摸我自己的过去。

我说：“值钱。”

她又哭，说：“那他不要我了。”

我说：“他不要你，不代表你不值钱。”

她擦鼻子，眼泪和鼻涕混成一条线，狼狈。

我给她递纸，又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你先把水喝了。”我说，“别把自己烫着。”

她听话，一小口一小口喝，手抖。

我坐在她旁边，心里像有一只燕子，飞来飞去，最后落在屋檐下的小窝里，安静。

“人这辈子，有的事是劫，有的事是福，别把劫当成你全部的命。”

她抬头看我。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说，“你看我。”

她看我，看我的手，我的脸，我胸口起起伏伏的呼吸。

她慢慢不哭了。

我们把她送回家，她的母亲拿出两只橘子送给我。

我接了，把其中一个放进我的篮子里。

篮子里有我的老旧，有我的新鲜。

生活总是交错地放着新旧，像个简陋却有秩序的货架。

我和他老了。

老不是一天一天倒下去的，是捡起了更多的旧话，忘了更多的新词。

我们说话的时候，常常互相对看一下就笑，笑的是对方的皱纹，笑也是自己的皱纹。

孩子成家了，搬出去了。

我们家又回到两个人。

屋子更空，喊一声“吃饭”，声音会在屋里转一个圈才落下来。

我们依旧过快慢相间的日子。

早晨，他去院子里扫地，用一把粗糙的竹扫帚，扫帚在青砖上发出“刷刷”的声音。

我在屋里烧一壶水，蒸一笼馒头，开关“咔嗒”一声，仿佛是时间自己开了开关。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坐在门口看邻居家的小狗在小路上追自己的尾巴，看槐树发芽，看远处的山阴晴不定。

他有时候会把木盒打开，拿出刨子，拿一块剩下的小木头，刨两下，木叶子卷成一朵小花，掉在地上，孩子来了的时候就去捡，闻，闻那一点淡淡的木香。

我会拿出我的篮子，把它摆在桌脚。

篮子现在已经有点散了，藤变软，颜色也退了。

但我舍不得，它承载了我太多的过往。

它在我们新屋里，在医院里，在别家的堂屋里，在街角的小摊边。

它是在每一个需要记住的时刻出现的物件。

我也还保留着那个铜扣儿。

有时候我把它取出来，放在手心，晒太阳。

它被晒得暖暖的，又被我放回枕头里。

它见证了我这辈子的许多拐角。

而这些拐角，都通向一个地方——活下去，并且活好。

有一年，县里文化站的人来采访村里的“老手艺人”，他在名单里。

我们去县城，走上台，他在台上说他学木活的过程，说他怎么把一个椅子做稳，把一个柜子做平。

他笑，说：“我其实没什么特别，就是做慢一点，做稳一点。”

台下有人问：“你有什么秘诀？”

他想了想，说：“秘不秘诀的都不敢说，咱这手艺人，吃的是耐心饭。”

我坐在台下，心里热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他问我：“我刚才说的，会不会丢人？”

我笑，说：“不会，诚实的人不丢人。”

他笑，露出那口蒜瓣似的牙。

说到这里，我想起第一次在山里见他，他背柴，我背蕨菜，两人从对面交错过去，我抬了抬下巴，他也抬了抬。

岁月走了那么久，我们竟然仍能惦记起那样微小的动作，像一个无声的招呼，被时间保存，拎出来，一下子就暖了整条胳膊。

后来，有一次，崔给我写了一封信。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叮铃当啷地进村，一封蓝格子信纸，名字写得端正。

我拿在手里，心里有片刻的虚。

信里，他说他后悔。

他说当年是他不对。

他说他后来也结了婚，日子也过，但总觉得心里像被蛇咬了一口。

蛇原来会咬两次，一次是我，一次是他。

我把信折好，放进我的篮子里，又过了一天，拿出来，撕成几段，扔进了灶火。

火亮了一下，很快平静。

他问我：“谁的信？”

我说：“一个过去的人。”

他点头，不再追问。

有些东西，就让它去吧。

我们是用活人一样的心活着的人，不是用死去的影子活的人。

不久后，我生了一场病。

不是很重，足够让我从床上躺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屋顶上的蛛网，看看窗外的云，看他在门口削一根木头，把削掉的木屑在院子里撒开，像撒了一把薄薄的雪。

他给我熬粥，白粥里下了一点青菜叶，撒一些盐，端到我面前，吹一吹，说：“不烫了。”

我喝两口，胃里暖，但心里更暖的是他的手指头把碗沿擦干的那个动作。

人这一辈子，无非需要两样东西，一样是路，一样是人。

路得走，人得靠。

我有我的路，我也有我的人。

我感谢那年山里的那条蛇。

它咬我，并不是为了让我痛，而是为了让我拐个弯。

人生像一条河，直着走就撞石头，绕着走虽然累，风景却多。

有时候，命不是薄，是拧得紧。

你把它一丝一丝地拽开，它就顺了。

我也感谢那一把藤篮，那一枚铜扣。

篮子让我记住，我在最苦的时候还可以负重走路。

铜扣让我记住，在我最慌的时候，摸一摸，就稳了。

有人问我：“你这辈子，图个啥？”

我笑，笑得像窗外一朵云，慢慢靠近，用额头轻轻擦一下屋檐。

“图个心安。”

心安就是富。

后来我们都老了，老到走起路来脚步轻轻，老到说起话来声音更缓。

他扶着我过坡，我扶着他过沟。

我们走在田间小路上，路边的野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稻子熟了又青，青了又熟。

风吹过来，带着凉。

我把围巾往上拉一拉，他把他的外套给我披一披。

我们走到村口的那块老石头边停下来。

这是当年我被蛇咬的那块石头。

我蹲下去，用手摸了摸石头的边，石头凉。

我说：“你看，还是它。”

他说：“你还是你。”

我笑，说：“那当然。”

我们坐在石头边，看着远处的山，山还是那座山。

他忽然说：“当年要不是你被蛇咬了……”

他没说下去。

我把他的手握住，手心里那枚小小的铜扣在我的掌心里滚了一下。

我说：“就不会有今天。”

他说：“也是福。”

我说：“是福。”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

风渐大，云挪动，影子在田里一块块翻。

“走吧。”他说。

“走。”

我们缓缓起身。

回家路上，槐树影子在地上拉长，猫在墙头伸懒腰，厨房里飘出一缕葱花的香气。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好日子是什么？

好日子是有一口热饭，有一盏灯，有一个人跟你把话说到末尾。

末尾是什么？

末尾是“我在”。

这就是我这辈子的底气。

我在。

他在。

我们在。

山也在。

风也在。

蛇早不在了。

只留下那一点小小的印，像印在泥上那颗脚趾头的痕，一次次被风吹被雨打，越发不显眼。

身边人笑着说：“你这命，还真是给蛇看上了。”

我也笑，说：“蛇也有眼光。”

笑声落在风里，散进了庄稼堆里，散进了晚饭时的菜汤里，散进了暮色里，轻，柔，像我心头那一枚圆圆的扣，扣住了这一生的人间烟火。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