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1月30日，我应邀去爱尔福特(Erfurt)推介我的德语小说新作《漂兰》(Die chinesische Orchidee)。没想到，这一天竟成了一段牢固的德中友谊的开始。
2020年1月30日，我应邀去爱尔福特(Erfurt)推介我的德语小说新作《漂兰》(Die chinesische Orchidee)。没想到，这一天竟成了一段牢固的德中友谊的开始。
爱尔福特是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首府，因二战期间没有受到盟军轰炸，城市得以完整保留下来。宁德时代在这里开设了首家海外电池分厂。2017年，我被爱尔福特市政府选为驻地作家，在四个月的驻留中很快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也为《图林根汇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我所经历的爱尔福特和当地生活的专栏文章。但再次从柏林来到爱尔福特时，新冠疫情刚刚开始，老城里的游客数量今非昔比，入住的酒店则只有我一个客人。不过，当晚在市中心图书馆的读书会还是来了不少人。我很感动，做活动也就十分卖力。
在读者对话环节，很快有一位身材壮实的德国男子站起来说：“我叫贝恩德·根特科夫(Bernd Gentkow)，是汉学学者。读了您的四部小说，越读越喜欢，所以我开车一个多小时，从艾斯莱本(Eisleben)赶来参加读书会。感谢您让我看到了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您的文字简洁，优美，流畅，很想知道，您是直接用德语写作，还是先用中文写作，然后翻译成德文？”
这是一个很多德国读者都会好奇的问题。我解释道，“我从一开始就直接用德文进行创作，因为我觉得中文和德文都很美，但它们的美不总是一对一的。通过翻译，有些优美之处就会流失或变得生硬。”我接着分享了自己的一种写作状态，就因为天天努力用德语，结果发现自己有时晚上做梦也在说德语，而且能说出非常优美的，白天清醒状态下根本造不出来的句子。
贝恩德接着提问：我买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像您这样用德语创作的华裔作家在德国非常罕见。我很高兴读到了您的德文原创作品。您已经长年生活在德国，为什么关注《漂兰》这样一个中国特有的群体和现象呢？”
我回答说，每年我都会回国探亲，会听到各种大展身手的企业家的故事。我也会从中国买很多书来看。中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经典和当代文学也一直在激励我写出更好的作品。“漂兰”在中国已成了某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是真实的存在。她们中的一些人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资源，也释放了做企业家的能量。在这样一段经历里，她们会像在潮湿阴地里绽放的兰花一样惊人的美艳。作为一个作家，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做道德评判，而是想捕捉这一当代中国的特别场景。
贝恩德的提问触发了更多观众参与的兴趣。后面一个问题是：“媒体对您的这部新书有反应吗？”
我说：“有多个报刊和杂志发表了书评，认为这本书能让读者看到旅游者在中国看不到的一面。慕尼黑的《墨丘利报》(Merkur)刚刚刊出了一篇书评，所以我还记得开头的评语：罗令源的《漂兰》堪称一部佳作。这位作家的德语写作精湛娴熟，带有一丝亚洲语言的旋律，并展现了她对祖国的深刻理解。”
读书会后，贝恩德买了我的书，要了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贝恩德看上去60来岁，上唇留着一小撮胡子，体型微胖，浓眉大眼和一头黑发让他显得精神矍铄。他热情朴实，诚实可靠，穿着白衬衣和黑西装外套，俨然就是德国某个小城的市长。一周后，他来电话，说想请我去家乡艾斯莱本做读书会。我知道两德统一后，东部还是比较贫穷。请我去做读书会的大都是有资金来源的西部或外国文学机构。我给他吹冷风。但他说，我的小说真实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追求的中国，与德国媒体的批评主调有很大区别。它们能增进德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在发展滞后的东部尤其值得推介。
贝恩德还向我现身说法，说他通过阅读《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些经典以及老舍、茅盾和鲁迅的作品，慢慢地就觉得自己去到了中国，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认识了一个有涵养、爱好和平的民族，“好小说能让人看懂社会。我之所以爱上中国，中国文学家有很大功劳。”
他虽然还没办过读书会，但万事只是开头难。我听他情真意切，就说，他可以去附近书店问问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没过多久，他果真去了一家书店，和店主攀谈起来。店主说，可惜她没有足够的地盘，也没有余力来举办读书会。恰在这时，旁边一位男子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对贝恩德说：“您想举办读书会，找我就行。”原来这人就是当地教会、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因疫情到来，很多活动临时被取消，手头还有多余经费，愿意帮忙。贝恩德没想到老天爷这么眷顾他，给他送来了天兵天将，当然立即抓住机会。于是，就在当年9月底，我就应邀来到艾斯莱本举办读书会。读书会全在当地和附近城市的教堂里举行。教堂地方大，每人可以隔一个或两个空座坐下，满足了当时的防疫要求。
艾斯莱本位于东部萨安州，虽然是马丁·路德的出生地，但远不如爱尔福特有名。就在该市的读书会上，一位50多岁的女士问了个有趣的问题，她说自己在本地长大，这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曾有一个阿富汗难民住在我这里，后来在德国上了大学。他告诉我，读书时常会遇到中国人。中国人很友好，很勤奋，读书谁也读不过他们。我现在看您写了这么多书，觉得您也非常勤奋，人也很友好。中国人都像您这样，对吧？”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我也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回应她，说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中国人确实普遍友好，勤奋，但我算不上特别勤奋。中国的生活节奏很快，经常得加班加点工作：“如果拿我的勤奋和他们相比，就跟龟兔赛跑差不多。”
贝恩德的妻子乌塔(Uta)也喜欢我的书，也来参加了读书会。散会后，夫妻俩请我在当地最好的酒店共进晚餐。我们谈起了读书会的情景，一致认为，既然有人在两德统一30年后还没见过中国人，我来这里做读书会就确实很有价值。
乌塔也是本地人。她和贝恩德一起读中学时已是青梅竹马，但后来因选择的大学不同而分道扬镳。我问起夫妻俩的工作。乌塔大学毕业后，回到当地担任中学老师。贝恩德说，他是致悼词者。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职业，贝恩德就给我讲了一个奇妙的故事。
贝恩德原来是生活在柏林的企业家。但因为二婚娶的是乌塔，而乌塔更喜欢清闲的小镇生活，贝恩德于是于2016年回到家乡居住。艾斯莱本距柏林有两百多公里路，照顾生意不方便，贝恩德于是在2018年把柏林的旅游服务公司关闭了。他59岁了，离退休还有7年，想继续在旅游业做点事。但家乡的旅游局告诉他，访客不多，要靠这个来赚钱，恐怕要饿得前胸贴后背。
贝恩德陷入沉思。有一天，贝恩德的一位表兄被邀请去致悼词。但他正好没空，于是来请休闲在家的贝恩德代理。贝恩德认真采访死者家属，写成了悼词。他相貌堂堂，语言表达也顺畅得体，而且自带鲜花献给了陌生的死者。结果皆大欢喜，殡仪馆和私人家庭于是频频邀请。贝恩德无意插柳柳成荫，就这么找到了新饭碗。我说：“原来你还真是个企业家，到哪里都能找到生意。”
后来我又出了新书。贝恩德又帮我找到新的举办方，邀我在他家乡一带做了多个读书会。为了帮举办方节省经费，他还邀我住到他家。我于是看到了他家两层楼的房子，布置得并不奢华，但舒适、现代。饭桌上有一束鲜花。乌塔一脸幸福地说，虽然花园就在眼前，但家里一年到头都有鲜花。丈夫总会给她送花。她也很喜欢鲜花。只要花儿凋谢了，丈夫就会在工作之余买一束鲜花回家。家里还养了一只自己跑来的野猫，把园里的老鼠都逮光了。乌塔说她母亲在世时特别喜欢猫，这猫应该是她母亲的化身，前来陪伴她。这猫浑身乌黑，又聪明又漂亮，我一看也立即喜欢得不得了。花园一侧建了一个小小的带顶棚的游泳池，给贝恩德冬天游泳健身。园里有草坪，但还种了各种蔬菜、香草和果树，夫妻俩在家里因此整天忙个不停。
我们坐在花园里喝咖啡聊天。我很好奇来自偏僻山区的贝恩德怎么会想到要学汉学。贝恩德于是讲述了一段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个人成长史。
贝恩德1959年出生于艾斯莱本。母亲本来想成为钢琴家，父亲是当地农民的儿子，本来想成为工程师。但东德当时需要的是农业专家，两人上大学于是都只好学习农业，结婚后便生下了贝恩德和另一个儿子。贝恩德跟父母亲不太一样，从小喜欢语言，读书时，俄语英语总是名列前茅。读十年级时，贝恩德参加全东德学生语言比赛，获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奖（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ward）俄语铜奖，工作后还获该奖项俄语金奖。
中学快毕业时，教育部来人，把贝恩德和几个优秀生叫去谈话，说国家需要语言人才，计划派遣优秀学生去苏联学习东方语言。国家支付奖学金，学生在经济上可以独立。贝恩德早有远走高飞的念头，见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乐意。两周后，教育部来了具体消息：日语有一个名额，是去莫斯科学习。汉语有三个名额，去列宁格勒。另外还有其他亚洲语种的名额。学日语的名额最吃香，马上被人抢走了。贝恩德对汉语虽然一无所知，但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朦胧的向往，于是选择了学汉学，于1977年来到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贝恩德的求学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大学。其汉学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授课教授里不乏苏联的知名汉学家。他们崇尚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学生宿舍一间四人：贝恩德和另一个德国人、一个斯洛伐克人、一个苏联人共住。每月奖学金85卢布。一趟回国单程机票需35卢布。如果每月好好节省，一年或两年间回一趟国的机票钱就能省出来。贝恩德于是养成了节约的习惯。
1977届，汉学系招了50到60个新生。有些学生发现汉语很难学，学了一两个学期后，开始打退堂鼓。但贝恩德受到苏联教授的鼓舞，越学兴趣越大，而且成绩不错。遗憾的是，大学里看不到中国面孔。唯一一个有中国面孔的教师，既不是汉学系的老师，也不是在中国出生的，而是在苏联出生长大的。汉学系缺乏直接来自中国当代的信息和材料。学生们经常学习的是韩非子，庄子、孙子和孔子等的经典。由于找不到可以说中文的地方，贝恩德于1981年来到东柏林洪堡大学实习。当他发现大学里有《人民日报》时，欣喜若狂。回到列宁格勒后，他兴奋地在大学生会议上报告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又说了什么话，释放了什么新的改革信号。会后，党支部副书记把他叫到办公室，温和地说：“根特科夫同志，请不要忘记，我们不称邓小平为同志。”贝恩德这才意识到，即使作为来自友好国家的留学生，他的言行依然受到关注。
1982年，贝恩德以优秀成绩毕业。我问他，五年大学生活后，苏联和中国在他心目中拥有什么样的地位？他说：“苏联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教授们把中国语言和文化视为瑰宝，我也耳濡目染，非常向往中国。但那时很难见到中国。中国于是就成了我的渴望之乡。”
贝恩德被分配到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理事会任翻译，从事俄语、英语、汉语等多种翻译工作。组里有20多个同事，只要哪个部委有翻译需求，就叫相应的译员去完成。贝恩德鲤鱼跳龙门，一毕业就成了高级翻译，在首都东柏林过上了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贝恩德和一位大学同学结了婚，学财经的妻子被分配到柏林财政部工作，生了一儿一女。一家四口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参加活动时，羡煞所有邻里。
但东德和中国往来不多，贝恩德的中文没有太多用武之地。1985年，终于来了一个机会，就是作为翻译陪同东德两位海关官员访华。他随同官员来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中国。翻译工作也比较顺利。贝恩德跟着官员们吃到了地地道道的中国菜，听到了渴望已久的“乡音”，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人的笑脸，那感觉就像游子归家一般，倍感亲切。
但东德经济奄奄一息，贝恩德之后再也没有得到去中国出差的机会。思念之余，贝恩德于1989年9月携妻子自费来中国旅游，游览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和中国人的交往没有语言障碍，令他倍感亲切和自豪。他对中国的向往更为强烈。
贝恩德来华度假本来也是要为日后的翻译生涯做准备，但没想到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翻译生涯很快走到了尽头。1989年11月9日，贝恩德下班回家后，从窗口里看到人们不断涌向博恩霍尔默大街（Bornholmer Street）边境口岸。他和家人就住在这条街附近。他出门跟着走了一段，但他知道边境附近有不少摄像镜头。如被摄入镜头，前程可能被毁。于是他又踅回家中。当晚，该边境口岸被东柏林民众推开。随后数天里，东德人纷纷涌入西柏林参观资本主义世界。但贝恩德没有让自己的双脚踏过边界。
1990年1月，柏林墙倒塌才刚两个月，上司传达了各部委将解散的消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消亡，东西德即将融为一体。贝恩德的金饭碗忽然就这么被龙卷风给卷走了。怎么办？西部有自己的翻译，而且不信任东部的官方翻译，想继续当翻译，难上加难。30岁的贝恩德在柏林有家小，不想像年轻人一样去西部闯荡，于是像多位同事一样，转行旅游业，在柏林有名的宫廷酒店 (Palasthotel，现已被拆除) 当起了经理。
工作倒是不难，天天跟游客打交道，语言能力不会荒废，组织能力也不断提高。干了八年后，他积累了不少人脉，于是退出酒店，在旅游业日益兴旺的柏林成立了一家旅游服务公司，雇了一两个雇员，为游客提供运输、观光等服务项目。因为跟酒店关系熟络，客源不断，开初几年赚了不少钱。但当老板的麻烦是天天在工作，从早到晚在为客户服务，没时间照顾家人，没时间出门度假，更谈不上再去中国旅游了。不知不觉间，夫妻没了共同语言，在家里有如生人。儿女已经长大离家。贝恩德于是请求离婚。
离婚后，贝恩德思念少年时代的恋人，回到家乡寻找乌塔。乌塔也已度过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她的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两人都已五十出头，但很快重坠爱河。2015年，两人喜结连理，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回到家乡后，一下子清闲下来。贝恩德的中国情结再度苏醒，决定重拾汉学，买来了各种有关中国的新书，就这样发现了我的作品，变成了我的铁杆粉丝。这位粉丝后来还有一个高招，让我永远忘不了他。
2016年5月，中国女留学生李洋洁在德国东部德绍市遭遇性侵和暴力伤害，不幸身亡。两名作案者均为在德国出生并成长的德国籍青年，此案因犯罪手段极端恶劣，且涉及司法公正争议，在德国和中国均引发广泛社会关注与法律讨论。经过历时八个多月的34次庭审，德绍地方法院于2017年8月作出一审判决：男被告因谋杀和严重性侵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5年内不得假释；女被告因适用青年刑法，被判处5年6个月监禁。我以记者身份前往德绍旁听庭审，于2018至2019年写出了德语长篇小说《少女和死亡》(《Das Mädchen und der Tod》)。该书通过平行描述受害者和施害者案发前后近两年的心理发展，展示了东部畸形权贵家庭给社会投下的阴影。我通过朋友找到东部一家规模中等的出版社。社长看完手稿后，十分感动，称这是“一部大作”，意欲出版，但手下两位女编辑坚决反对，认为该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语言风格上都不适合本出版社，社长只好作罢。
后来我又找到另一家出版社，社长和员工三人也都认为这是一部上乘之作，也有出版意向。但因此书涉及真人真事，虽然我都改了姓名，但怕出书后会打官司，社长还是打算请一位律师评估一下风险。律师报价是3500欧元，而且还就只是评估，是不是要由律师来改稿并支付改稿费还是后事。社长怕这桩生意会成无底洞，只好踩刹车。我见这部手稿这么难出版，只好搁开不提。
这已到了2022年。贝恩德这时已是我的朋友，时常关心我的写作。我于是把手稿也发给了他。他看了击节叫好。德绍属于他所在的萨安州，离他家大约一百公里。他认为德国就需要这种敢于揭示社会畸形现象的书，社会才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他主动请缨，把寻找出版社的事揽了过去。联系多家出版社无果后，他提出由他出资把书印出来。
我问他为什么要倾囊相助。他说：“我对中国有着深深的爱恋，我希望中国人也喜欢来德国学习和工作，不要一直生活在李洋洁被害事件带来的阴影中。李洋洁被害已过去多年，但是到现在没有哪个德语母语作家把它写成书，你是用小说形式重绘当年惨景的第一位德国作家。德语虽然不是你的母语，但读你的书很享受，跟读那些晦涩难懂的书大不相同。”
我大有遇上知音的感觉。
他说：“依我看来，要杜绝类似惨案再次发生，人们就必须回顾和反省历史，你这部手稿绝对有出版价值。所以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专门去地方法院进行商业登记，开一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
我很感动，但也被他逗笑了。我说：“哪有出版社只出一本书的。你要真开了出版社，你就得不停地出书，否则就会被人遗忘。再者，出书并不难，售书才是难事。没有销售网络，印出来的书也卖不出去。”他听了默不作声。
我知道他有点难过，就转移问他，哪些书曾帮助他了解纳粹和二战的真相。他说，上中学时，他就读过东德作家迪特·诺尔（Dieter Noll）反映二战如何摧残德国年轻一代的小说《维尔纳·霍尔特冒险记》，至今难忘。另外，苏联作家和战地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Konstantin Mikhailovich Simonov）讲述苏联领土上的二战史的小说《生者与死者》以及《军人并非是天生的》也给他强烈震撼，有如亲身感受了纳粹帝国给苏联带来的苦难。这些书籍很早就让他倾向于和平主义。
这天我们没再谈论我的书稿。但我感觉到，他并没有真正放弃《少女和死亡》，他那企业家的大脑还在不停地转动，为书稿寻找来到世上的道路。
2023年初，柏林Secession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德语长篇小说《脆弱的幸福》(Das fragile Glück der Harmonie)。贝恩德开车来到莱比锡书展。当我的出版商克里斯蒂安来到自己出版社的展台后，他彬彬有礼地上前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就跟他说起我还有一部特别精彩的手稿，即《少女和死亡》。他说，该书既反映了德国东部社会的畸形发展，又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留学生积极的求学生活，是德语母语作家都写不出来的深刻剖析德国东部社会的书。克里斯蒂安问正在旁边和读者交谈的我，怎么没有向他提供书稿。我说怕他拒绝，因为已有两家出版社开始都看好这本书，但最后都拒绝了，就因为该书涉及当代德国。克里斯蒂安转身继续和贝恩德交谈。
总共不到一刻钟，克里斯蒂安当场拍板，决定下一年就出版《少女和死亡》，把我这个作者听得两眼发愣，不敢相信。我已出版了十本书，还没看到出版商连书稿都没看就拍板定案的事。我不得不佩服我的出版商也是一位奇才。他对我的自传体小说《脆弱的幸福》十分欣赏，通过一本书就对我的为人和写作有了把握，因此敢于当场拍板定局。
克里斯蒂安果然兑现诺言，不但请律师做了出版前的风险评估，而且于2024年大胆地推出了《少女和死亡》。小说一出版，立即受到媒体关注。德国广播电台表示：“罗令源的语言和意象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她是一位贴近年轻人思想和情感的叙事者。”《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书评则认为：“文学如何为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应有关注的开拓空间，这部作品为此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贝恩德就这么轻松地证明了出版这本书的价值，所以，我每次捧起这本书时，都会想到他这个助产士。
贝恩德很想重游中国，但夫妻俩都快到退休年龄，爱妻喜欢乡村生活不喜欢大都市，贝恩德只好作罢。不过，贝恩德从没忘记要继续支持我。当他得知奥地利格拉茨市(Graz)今年邀请我参加第11届犯罪小说文学节时，他特意驱车800多公里，于7月初来到了格拉茨，一方面为我捧场，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奥地利人是怎么举办活动的。当他看到我的读书会很成功，但没有拿到文学节颁发的作家奖时，他对我说：“《少女和死亡》绝对有获奖的水平。我得琢磨琢磨，怎么让你也得个奖。”
我在写作上得到多个德国和中国友人的扶持，所以才能孜孜不倦地用外语德语创作到今天。认识贝恩德五年多来，我感受到他对我的扶持一年比一年有力。我就像一位备受宠爱的公主，粲然一笑说：“你每次来到我身边，都像是在给我颁奖。有你这样追星捧月，我定要发出更美的光芒，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回报你。我知道你很想念中国，我要用我的笔把我的祖国再拉近些，让你通过我的笔，也能驰骋中原!”
来源：财富智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