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一书里，我将余嘉锡拟为青面兽杨志，排天罡第十七位，文末所附绝句有这样两句：“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

史学家陈垣。图片来源：http://www.chaidegeng.cn/

在《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一书里，我将余嘉锡拟为青面兽杨志，排天罡第十七位，文末所附绝句有这样两句：“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

这两句诗当然属于调侃，以增加趣味，但也是有来历的。本事见于原文里这一段：

余氏清末曾任小京官，二十年代馆于《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三十年代始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据启功回忆，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辅仁校长陈垣为评议员，在陈氏将赴南京参评的前夜，余氏之子余逊登门作彻夜谈，“谈的都是他父亲如何用功，看过哪些书，做过哪些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么成就和影响等等，确实了不得。他也不明说请陈校长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陈校长也不说我会如何如何，但心里已是有数的，彼此可谓心照不宣。”结果，余氏果然榜上有名。余氏在学界声名不振，当时《辨证》亦仅成半部，他得以膺选，岂非陈校长周旋之力欤？

以上所引启功的回忆，见《启功口述历史》（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众所周知，启功是陈垣“朋友圈”里的要角，日常也并非一个刻薄的人，他的话想来不会无中生有，故虽显突兀，却绝不易抹杀。从启功提供的“场景”来看，其信息的源头或在陈垣那里，也未可知。

但《现代学林点将录》刊行之后，有位署名“鲁崮”的先生发表过一篇《院士何曾走后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9月11日），对我的说法大加攻讦，斥之为“信口雌黄”“武断”“臆断”，但通篇看下来，除了一种为学术“卫道”、对学者“仰望”的心理之外，并没有任何能否定启功回忆的实质论据。这样的文字，本就不必写，我自然也不必答了。

1947年12月27日，启功、陈垣、刘乃和、柴德赓（左起）游北平什刹海留影。图片采自《陈垣图传》。

不过，近时翻检新出的《柴德赓日记》，见到一处记录，可作为余嘉锡“走后门”一事的旁证，兹录出原文，并稍作申论。

这段记录见于柴氏日记1951年7月14日：

下午至校，先送张亮丞先生挽幛，由系中同仁名分致送。……五时至张宅。张公子至善出见，行礼毕，言其父临终前念念不忘者之事：一、地学会书籍。二、对不起余逊，因某日早晨，张对余老先生为院士事语有大不敬处，深以为歉。三、《中西交通史》稿。尤以第二事为关心，亦可谓其言也善矣。（《柴德赓日记》，柴念东整理，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上册第119页）

日记里的张亮丞即张星烺，他去世后，柴氏（时为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赴张家吊丧，张星烺之子转告了其父“临终前念念不忘者之事”，第二件是“对不起余逊，因某日早晨，张对余老先生为院士事语有大不敬处”。这里所谓“院士事”，自是指余氏1948年当选中研院首届院士那件事了。那么，张星烺“对余老先生为院士事语有大不敬处”，其具体内容虽不得其详，但很有可能就是启功所说的那件事，至少跟启功说的那件事应是有关联的。盖张氏生前就任职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并长期担任系主任，与陈垣、余嘉锡都属于同一个学术“小圈子”，相互间是知根知底的。

更有意思的是，柴德赓那段日记紧接下来就是：

访元白，谈国文系事。

元白就是启功的字！柴氏会不会当天就把张星烺的“大不敬”转告启功了呢？当然，柴德赓、启功两人都在陈垣门下“南书房四行走”之列（另两人是余逊、周祖谟，一是余嘉锡之子，一是余嘉锡之婿），更有可能，有关余嘉锡的这点“学术八卦”，他们早就“共享”了。

这样的话，为了“中研院”首届院士评选，余逊曾代其父请托这件事，有柴德赓这则日记与启功的回忆互为印证，可信度是相当高了。至于陈垣后来如何“周旋”，他的“周旋”具体又起到多少作用，这些事，自然极难求证于文献，我们只能“想当然”了。

说回到上述“鲁崮”那篇驳论，我最不满意的，是里面他指称：“胡先生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半部《辨证》够不上院士的水准。”我明明是说余嘉锡“在学界声名不振，当时《辨证》亦仅成半部”，什么地方说他“够不上院士的水准”了？既是批评别人，就绝不应当有意无意地扭曲别人的本意，来作为自己批评的靶子——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学风。

既然我把余嘉锡排到了天罡第十七位，当然不会觉得他的水准够不上当院士，但余有学问是一件事，他“走后门”又是另一件事，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我的意思，无非是要强调：论声望，论资源，论人脉，即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余氏殊无优势可言，而他一生最重要的专著《四库提要辨证》，此时也仅刊行了半部，以这样的资格，他原本是很难获评院士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不免也有些“天真”，觉得只要自己著作够水准，自然会得到别人的承认，后来才越来越感觉到“平台”的重要性。不少学者的声名地位，实有赖于“平台”的衬托和放大。容我再引用《现代学林点将录》饶宗颐条里的一段话：

学人成功，固以内缘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如王国维赖友朋之力，陈寅恪赖家世之力，陈垣赖教会之力，而饶氏赖商帮之力，至于师长机关之力，更不在话下。邓广铭曾谓：“过去京城名角都需要人捧场，学人的成长也一样。”章士钊诗亦云：“名士亦须拉缆人。”信不虚也。

这段话若用来形容余嘉锡，应该也是恰当的。

1947年11月16日，陈垣在兴化寺街住宅与余嘉锡合影。图片采自《陈垣图传》。

除去以上所讨论的这一点，从评选者的立场来看，余嘉锡获选“中研院”首届院士，或许还有另外一些“学术边上”的因素。比如，我将余氏排到天罡前列，也是考虑到《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传统目录学的结穴，而《四库提要辨证》之作，则可代表现代学术对传统目录学的继承和改造——院士评议会之所以选余氏为院士，也可能有类似的考量；又如，余氏当选后致杨树达函云：“此次院士选举，兄以声誉卓著，为众望所归，故以二十票顺利通过。弟则不为人知，而卒获附骥，盖幸也。然全国私立大学与此选者惟弟一人，其难如此。”（《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按余氏所言，入选院士几乎尽出于公立大学，这样，选出一个出身私立大学者以作“平衡”，也是评议者可能的考量。

总之，评选院士这类事情，从来都牵涉到复杂的“外缘”因素，不可能单纯就学术论学术。劣币能逐良币，实至未必名归，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尤烈而已。

最后，附带再抄录一段邓之诚对余嘉锡的“实录”，见其日记1954年阳历6月11日：

访余季豫，愈龙钟，自云：“手足无力，涕唾横溢，言语蹇涩，记忆力尚强，当不遽死。”其媳云：“因科学院以其所编书为文言，无标点，且行草难识，有不与印行之说。彼闻之著急，病遂加重。其书仍可付印，今已痊可多矣。”老死不免贪名嗜利，为之一叹！（《邓之诚文史札记》，邓瑞整理，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下册第808页）

老实说，对邓的这种“毒舌”，我是很气恼的——大约就跟“鲁崮”君当初看了我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一样吧。担心自己的书无法出版，亦人之常情，有什么好讥讽的呢？此前邓氏为了能出版自己的《中华二千年史》，也让聂崇岐帮他删订“与时抵触者”，包括“征讨、巡狩、诏诰、崩弑、叛服之类”（《邓之诚文史札记》，下册第785页），现在却怎么来笑话别人“贪名嗜利”呢？

不过，邓之诚的话本身，又不能说就是错的。“贪名嗜利”，本是世态人情之常，学人自不能免。对于“院士原来走后门”这类事，我们正不必惊诧莫名，乃至径斥之为“信口雌黄”的。

胡文辉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