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49年的上海，黄浦江边刚刚兴起的洋场还带着泥土气息，21岁的王韬踏进墨海书馆那一刻，中国近代思想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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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苏州乡下的落魄秀才，如何成为中国近代报业之父？

从墨海书馆的译经助手，到香港《循环日报》的主笔，他用70年人生见证了中国从闭关锁国到洋务维新的历史巨变。

1849年的上海，黄浦江边刚刚兴起的洋场还带着泥土气息，21岁的王韬踏进墨海书馆那一刻，中国近代思想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父亲刚刚病故，家有娇妻幼女，这个屡试不第的苏州秀才别无选择。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开出的薪水，比他在家乡教书高出数倍。

王韬住进墨海书馆的宿舍，室内挂着一副对联："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窗对孟光"。

墨海书馆的工作彻底改变了王韬的世界观。

他亲眼目睹西方现代印刷术的神奇，参与了《圣经》"代表译本"的翻译工作。1847年6月开始，以麦都思、米怜为首的五人代表小组，每周一至周五每天开会研讨四小时。

新约1850年翻译完毕，旧约1853年完成。这部《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印行十一版，王韬功不可没。

更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854年。

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进入墨海书馆协助译书，与王韬朝夕相处，他是当时最大胆新颖的思想家。

1858年发布的《资政新篇》提出办报纸、兴银行、修铁路、设邮局等改革举措，比洋务运动还要超前。

王韬后来的许多改良思路，很少能超出《资政新篇》的范围。

1861年2月，他在艾约瑟陪同下来到天京，与洪仁玕秘密会面，这次会面改变了王韬的政治立场。1862年2月，他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刘肇钧，被清廷发现后遭到通缉。

1862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王韬匆忙逃出上海。清廷的通缉令已经下达，这个"通敌"的秀才从此开始了长达22年的流亡生涯。

香港是他唯一的选择，抵港第三天，广东老友屈昂就找上门来。这个80岁的老人精神矍铄，借钱给王韬买鞋袜，还带他到粤式茶楼饮茶。

屈昂是什么人？他是"中国掌握石印技术第一人"，1832年在澳门向马礼逊学习近代印刷术。

屈昂的古道热肠让王韬迅速融入香港社会，理雅各邀请他协助将十三经译成英文。这项工作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翻译，王韬成为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第一人。

1867年冬天，王韬开始了欧洲之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主动走向西方。他游历英国、法国、瑞士等国，亲身体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明。

在巴黎，王韬会见了法国汉学巨擘儒莲，这次会面被载入中西文化交流史册。儒莲对这位来自东方的学者赞不绝口，两人就中西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欧洲之行彻底开阔了王韬的眼界，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新闻自由、工业文明，回到香港后，他开始筹备创办中文报纸的计划。

王韬在香港的交往圈子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在上海，他主要与文人雅士往来，在香港，商人、武将、技工都进入了他的朋友圈。

南北行巨擘招雨田、肇兴公司驻伦敦经理刘绍宗、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陈树棠，还有三大香山买办唐廷枢、郑观应、徐润，都与王韬有密切交往。

这些人给王韬提供的不仅是经济支持，更是对工商业发展的第一手观察。王韬后来提出的各种改良思路，很多都来源于与这些实业家的深入交流。

1883年，王韬把1000两银子存在徐润那里生息。这种理财方式在当时很常见，现金不存银行，而是存放在信用卓著的商人那里，这说明王韬对粤商徐润信任有加。

香港的粤商、粤将经常给王韬提供"佽助"，出任《循环日报》主笔后，薪金、花红以及各种"灰色收入"让王韬彻底摆脱了上海前期的窘迫。

王韬在香港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他既保持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具备了世界眼光。这种中西融合的知识结构，为他后来创办《循环日报》奠定了基础。

1874年2月4日，香港德辅道中一家简陋的印刷作坊里，中国第一张政论报纸《循环日报》问世。

创办人王韬在开张布告中写下一段话："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

这是向西人宣战的檄文，《循环日报》是中国人完全自主创办的第一份政论报纸。

王韬担任主笔整整10年，发表政论800余篇。他给这份报纸确定了"通上下、通内外、辅教化之不足"的三重功能。

什么叫"通上下"？就是沟通官民，让朝廷了解民情，让百姓知晓国事。

什么叫"通内外"？就是介绍西方文明，打破国人"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的闭塞状态。什么叫"辅教化"？就是启发民智，推动社会进步。

1875年，王韬发表了震撼朝野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这组文章的发表时间意义重大，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早23年。

王韬在文章中提出了什么主张？他认为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实业以自强，他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民共治"。

《富强要策》一文更是石破天惊。

王韬指出，中国的危机不仅在于军事技术落后，更在于制度落后，他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议会制度，让民众参与政治。

这些观点在1875年提出，需要多大的勇气？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在黑暗多于光明、保守多于革新的时期，知洋务、讲变通的人物还是凤毛麟角。

《循环日报》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凡有华人驻足处"都设有该报代销点，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林语堂把王韬比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林语堂

王韬在报纸上的言论经常"撄众怒"，他后来回忆办报情形时说："年来我亦持清议，眷言家国怀殷忧，论事往往撄众怒，世人欲杀狂奴囚。"

顽固守旧之士如芒刺在背。《循环日报》鞭辟现实之深，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坐立不安。王韬把办报的宗旨从盈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智，把报纸的功能从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

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大革命。《循环日报》执中国报纸草创时期之牛耳，它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是一个思想启蒙的平台。

王韬通过办报实现了从个人思考到社会传播的跨越。他把西方的新闻理念与中国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式的政论报纸模式。

《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论欧洲近事》等文章都是切中时弊、反映民情民心的力作，王韬用自己的笔杆子为民族振兴鼓与呼。

1884年春天，56岁的王韬结束了22年的香港流亡生涯，回到上海。1886年秋，王韬出任格致书院山长，立即着手改良教育方法，推行西式教学理念。

他的教育改革注重实用性。

传统的科举教育只重文章辞藻，王韬强调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在格致书院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其次是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王韬主张既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精华，又要吸收西方文明的长处。

他经常对学生说："道中有器，器中有道。"格致书院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骨干力量。

1890年，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晚年的王韬更加关注民权思想的传播，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深入到制度层面。他提出的"君民共治"理念，为后来的立宪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1896年6月，王韬从上海北区搬到城西草堂。1897年5月24日，这位见证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思想家在这里安然辞世，享年70岁。

王韬的一生，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觉醒和奋斗的缩影。

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先河，《循环日报》不仅是一份报纸，更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

王韬融合中西"民本""民权"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思想启蒙。他是近代新式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开启者，也是具有"世界"意识的国家观念的启迪者。

今天回望王韬的人生道路，依然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自信？如何在借鉴外来文明的同时坚持自主创新？王韬用他的实践给出了答案，既要有世界眼光，也要有本土情怀。

参考资料：

人民网《晚清维新变法先驱王韬著作整理与研究的中期检查报告》-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8年12月3日

中国作家网《新发现清末文学家王韬日记手稿》，2022年9月29日

人民网《王韬：眷言家国怀殷忧》，2018年11月9日

来源：丁丁说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