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文坛有一句极堪玩味的 “悬诗”：吴则礼在《读德操诗文》中写下 “去耕邓州田，要作青鞋钱” 时，是否真欲抛却功名、带足盘缠，奔赴这片传说中的沃土？这诗句如一叶孤舟，载着千年文人的桃源梦，漂在历史的烟波之上。

北宋文坛有一句极堪玩味的 “悬诗”：吴则礼在《读德操诗文》中写下 “去耕邓州田，要作青鞋钱” 时，是否真欲抛却功名、带足盘缠，奔赴这片传说中的沃土？这诗句如一叶孤舟，载着千年文人的桃源梦，漂在历史的烟波之上。

吴则礼是北宋诗人，号北湖居士，江西人。他曾任承议郎、直秘阁等职，与黄庭坚、陈师道以及苏轼门下诸多弟子亦师亦友。循着这个人际脉络细细追寻，便会发现 “去耕邓州田” 的愿望，并非他一时兴起。在这些文人道友的言谈与诗稿里，邓州已悄然化作一方可望难即的世外仙境。

邓州地处南北要冲，北扼伏牛山脉，南接荆襄腹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然至宋代，却因缘际会被文心点化，褪去烽火之色，披上灵秀之衣。此地“土膏水深”，田畴丰饶，民风朴野，俨然乱世中的宁靖之域。宋人南渡后，中原板荡，邓州更成北望中的故土象征；记忆与想象交织之下，其真实的地理属性渐次隐去，化为文人心中的乌托邦。

吴则礼的“朋友圈”，正是邓州美名得以浸润传扬的关键脉络。他或许在师友的手稿里见过邓州的竹水边亭，或许在与贤达的论道间听过邓州的文脉悠长。这些相知的佳话，如细密丝线，将邓州的灵秀与风骨织成文坛雅谈，让这座城的意韵和声名随着人脉传扬，在不知不觉中流转蔓延。

吴则礼对“苏门四学士” 之首、诗坛泰斗、江西诗派开创者黄庭坚的文学成就极为推崇。史料记载，吴则礼 “与陈师道等有诗文唱和，对黄庭坚推崇备至”，其诗句 “往时黄宜州，句法天下奇”，便是盛赞黄庭坚诗歌句法奇妙之笔，足见二人交情之深。

黄庭坚23 岁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后，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河南叶县县尉。据记载，县尉是负责地方治安、缉捕盗贼的基层武职，事务繁杂。如此忙碌的工作环境中，他又遭遇原配夫人孙氏去世，这对于满怀壮志与文学理想的黄庭坚而言，正如其诗中所流露的 “病身全觉折腰难”，内心充满失意与困顿。

幸而黄庭坚早就听闻邓州有先贤范仲淹的遗迹，遂决定前往瞻仰。公元1073 年，黄庭坚第一次到邓州，瞻仰范仲淹遗迹后挥毫题下七绝一首：“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

此次邓州之行，他结识了诗人谢景初。彼时谢景初因在成都府路提点刑狱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弹劾后罢官免职。据《王直方诗话》记载，谢景初读过黄庭坚的诗作后，惊为天人，由衷赞叹道：“吾得婿如是足矣。” 当时已是文坛新秀的黄庭坚听闻此言，便主动求亲，后在 30 岁那年，迎娶谢景初之女为继室。

这段因诗而起的联姻，进一步加深了黄庭坚与邓州的情感联结。此后，他常以文字追忆此地。邓州不仅是他人生重要转折的见证地，更在其诗作中留下诸多温润印记。黄庭坚与邓州的这段缘分，深深打动了吴则礼、德操、韩驹、洪刍等江西诗派成员，邓州在江南文人圈的声誉也由此多了几分亮色。

吴则礼与“苏门六君子” 、江西诗派 “三宗” 之一的陈师道亦是知交好友。在吴则礼现存的诗集中，有多首与陈师道唱和或寄赠的作品，例如《寄陈无己》一诗，便表达了对陈师道的思念之情；另有《次韵答陈无己》，显然是酬答陈师道赠诗之作。

陈师道的《寄邓州杜侍郎》，生动描绘了一段北宋年间邓州的政坛佳话。通过对诗歌文本的细读与相关史料的钩沉，可清晰确认诗中那位赢得“南阳老幼如云屯” 盛誉的 “杜侍郎”，正是北宋名臣杜纮。这首诗不仅是一封寄予友人的诗信，更堪称一份生动的民情报告。透过诗中关键意象与典故的解读，我们能清晰窥见杜纮在邓州任上的卓越政绩与崇高声望。

一首诗，将一位官员的德政与一座城市的记忆紧紧联结。杜纮的故事借由陈师道的诗歌得以流传，邓州的淳朴民风也在字句间鲜活留存。这民风，不是史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吴则礼、陈师道与杜纮唱和中飘着的麦香，是始终裹着人情温度的邓州记忆。

作为苏轼的仰慕者，吴则礼虽未亲炙苏轼之门，但对其思想的追随真挚而执着，常于自身诗文间流露苏轼的精神余韵。

苏轼毕生博览群书，对学问勤勉不辍，对民生深切关怀。熙宁八年秋，苏轼在密州任上作《后杞菊赋》，文末有云：“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后经考证，“南阳之寿” 典故的发生地 “南阳郦县甘谷”，正是北宋时期邓州辖内的内乡、淅川一带。在苏轼心中，这里不仅有能助人长寿的菊水可饮，更有堪比太平盛世的景象，堪称 “桃花源”。

时隔二十载的绍圣二年重阳，苏轼挥毫写下《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时，仍对这片土地牵念不已，落笔便是“怅望南阳野，古潭霏庆霄” 的怅惘之思。彼时苏轼已被贬至惠州，一身抱负空付流云，胸中翻涌的惆怅与郁结如江潮难平；而诗中那菊水古潭，便成了他困厄境遇里心之所向的精神慰藉，成了乱世浮沉中可供灵魂栖居的一方净土。或许正因这份深切的向往与共鸣，后来吴则礼写下 “去耕邓州田” 的字句，对苏轼这份心境与寄托作了隔空呼应。

宋代文人虽享有前所未有的尊荣，然朝堂纷争之残酷亦旷古罕见—— 从苏轼 “乌台诗案” 到蔡京刻 “元祐党人碑”，士人处境如履薄冰。在此背景下，邓州作为想象中的避世乐土，恰好承担了文人逃避风险的精神需求。吴则礼的一句 “去耕邓州田”，道尽了同时代文人的普遍心境。

宋代邓州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据《元丰九域志》记载，邓州辖五县，户数近四万，属中等州郡。此地“山屏环拥，水流萦带，气候温和，物产丰盈；州人勤于耕读，士大夫家多设书楼，民间崇尚礼义”。范仲淹于庆历五年（1045 年）春任邓州知州，原本抱恙的身心竟悄然康复，精神大好，并在此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他在《邓州谢上表》中写道：“风俗旧淳，政事绝简，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实系宽大之朝，将幸康宁之福。” 可见文人写邓州，不重在描摹其地理形貌，而重在抒发心中理想；邓州就此成为可安置心灵的所在，是陶渊明笔下 “桃花源” 在宋代的变体与延续。

虽吴则礼心中那片 “邓州田” 的具体模样已难详考，但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却历久弥新。那个在宋代文人笔下被诗意升华的邓州，早已超越地理实体，成为中华文化中又一处 “精神桃源”。每当我们读及 “去耕邓州田” 之句，仿佛能看见一幅澹远图景：中原沃野之上，文人荷锄而行，尽享田园之乐 。 这便是宋代文人的桃源梦。

邓州桃花源，不在南阳盆地的地理坐标上，而在宋代文人的心灵最深处。吴则礼未曾耕作的邓州田、陈师道未曾踏足的邓州地、苏轼未曾饮过的菊潭水，经由文字与想象，结成了一张永恒的精神地图。后世文人每念及此，仍会心向往之 ， 这里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原名郡，更是文化上的理想国，安放着历代文人对宁静、自由与心灵归属的永恒渴望。

杨娴娉，著有《体验中国书画文化》《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等。散文、诗歌、小说都有涉足，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海外版）、《神州》《艺术研究》《艺术家》等诸多文化类期刊。

来源：邓州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