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到底写了什么？莫言又是如何看待矛盾的日本文化的？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各国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日本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吸引着全球目光。从风靡世界的动漫，如《千与千寻》用奇幻的故事展现人性的美好与复杂；到精致典雅的茶道，以细腻的仪式诠释对自然与生活的敬畏；还有严谨高效的企业管理模式，丰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各国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日本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吸引着全球目光。从风靡世界的动漫，如《千与千寻》用奇幻的故事展现人性的美好与复杂；到精致典雅的茶道，以细腻的仪式诠释对自然与生活的敬畏；还有严谨高效的企业管理模式，丰田的精益生产理念被众多企业学习借鉴…… 日本文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让人们对这个东方岛国充满好奇与探索欲望。

为了揭开日本文化的神秘面纱，无数专家学者投身研究，其中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堪称经典之作。这部诞生于二战末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书籍，肩负着特殊使命。1944 年，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作为战胜国，急需制定合理的战后对日政策。但日本与西方文化差异巨大，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这让美国在决策时困难重重。他们迫切需要了解：日本政府是否会投降？天皇在日本社会中地位特殊，是否应该保留天皇？

本尼迪克特临危受命，尽管当时美日处于战争状态，她无法亲临日本本土进行实地调查，但她另辟蹊径，通过访谈日本被俘战士，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日本军队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仔细研读大量报刊，捕捉日本社会的动态与民众的情绪；深入剖析日本文学作品，像《源氏物语》展现的日本贵族生活与情感世界，以及经典电影，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

“菊” 与 “刀”，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在《菊与刀》中被巧妙地用来象征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恰似阴阳两极，既对立又统一，共同勾勒出日本文化的复杂轮廓。

“菊”，作为日本皇室的家徽，花瓣层层舒展，姿态优雅，色彩柔和，象征着日本文化中优雅、温和、细腻的一面。在日本的传统艺术中，这种优雅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的茶道，从进入茶室的每一步，到煮水、冲茶、递茶的每一个动作，都有着严格且细腻的规范。主人会精心布置茶室，悬挂素雅的字画，摆放应季的插花，如在秋季，可能会选择绽放的菊花作为点缀，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氛围。客人则需身着得体的服饰，怀着敬畏之心，轻轻接过茶杯，细细品味茶香，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对美的追求和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宛如菊花绽放般优雅从容。

而 “刀”，作为武士道文化的象征，寒光凛冽，锋利无比，代表着日本文化中尚武、强硬、决绝的一面。武士道精神强调忠诚、勇气、荣誉，武士们佩刀而行，刀既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也是捍卫荣誉的武器。在日本历史上，有许多关于武士的故事，如宫本武藏，他一生追求剑道的极致，不断挑战各路高手，在 13 岁到 29 岁的 60 多次对决中保持不败，其著名的 “岩流岛决斗” 更是一招制敌，从此一战成名。

他对剑道的执着追求和在战斗中的果敢决绝，充分展现了 “刀” 所代表的尚武精神。又如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中的武士道精神被极端化，士兵们秉持着对天皇的绝对忠诚，悍不畏死，甚至发动自杀式袭击，如神风特攻队，驾驶着装满炸弹的飞机冲向美军战舰，这种疯狂与决绝令人震惊，也让 “刀” 的残酷一面展露无遗。

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菊” 与 “刀” 的特质也常常交织出现，让人难以捉摸。在商务场合，日本人往往表现出如 “菊” 般的礼貌与谦逊。他们会提前到达会议地点，身着整洁的西装，见面时鞠躬行礼，言辞恭敬，注重每一个商务礼仪细节，给人留下温和、儒雅的印象。然而，一旦涉及商业利益的竞争，他们又会展现出 “刀” 的强硬与坚韧。在市场竞争中，日本企业会全力以赴，不断创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以顽强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争夺市场份额，如丰田汽车，通过精益生产模式不断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升品质，在全球汽车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竞争时的强硬态度与平日的温和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日本文化的庞大体系中，“耻感文化” 占据着核心地位，宛如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束缚着日本人的行为与思想，深刻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耻感文化”，简言之，就是一种依靠外部强制力来规范行为的文化模式。与西方的 “罪感文化” 不同，“罪感文化” 强调内心的罪恶感，依靠个人内心的道德约束来维持善行，而 “耻感文化” 则将他人的评价视为行为的准则，十分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社会的评判。一旦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指责，便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成为驱使他们规范自身行为的强大动力。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耻感文化” 的影子随处可见。从日常礼仪到社会交往，从职场规则到家庭生活，它渗透进每一个角落。就拿简单的打招呼来说，在日本的公司里，早上与同事打招呼是一项基本礼仪。如果员工早上遇到同事却不打招呼，就会被视为不懂礼貌、没有教养，可能会受到上司的责骂，甚至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这是因为在日本社会，打招呼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问候，更是对他人的尊重和融入集体的表现，不打招呼会破坏这种和谐的社交氛围，让他人觉得自己被忽视，从而使自己产生羞耻感。

再看日本的垃圾分类，堪称细致入微。每个家庭都需要严格按照规定对垃圾进行分类，不同类型的垃圾有不同的投放时间和方式。像一个普通的塑料瓶，其瓶盖、瓶身和包装纸都要被划分到不同的垃圾类别。如果有人不遵守垃圾分类规则，随意丢弃垃圾，不仅会受到周围邻居的异样眼光，还可能面临罚款。这种外部的监督和惩罚机制，让日本人在垃圾分类时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他们害怕因自己的不当行为而遭受他人的指责，损害自己的名誉。

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耻感文化” 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学生们非常注重集体荣誉，害怕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班级或学校抹黑。在运动会等集体活动中，每个学生都会全力以赴，为班级争取荣誉。如果有学生在比赛中偷懒或表现不佳，他会觉得自己让班级失望了，内心充满羞耻感。老师也会利用这种耻感来教育学生，当某个学生犯错误时，老师可能会强调他的行为给班级带来的不良影响，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改正行为。

“耻感文化” 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由于人们害怕受到他人的批评和社会的排斥，会自觉遵守各种规则和道德规范，使得整个社会运行井然有序。在公共场合，日本人总是保持安静，不大声喧哗，排队时也会自觉遵守秩序，很少出现插队的现象。街道上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垃圾，这都得益于 “耻感文化” 下人们对自身行为的严格约束。

然而，“耻感文化” 也存在一些弊端。它可能导致人们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为了迎合他人和社会的期待，人们往往会压抑自己的个性和真实想法，不敢轻易尝试新事物。在日本的企业中，论资排辈现象较为严重，年轻人在工作中往往需要遵循前辈的经验和做法，不敢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创新发展。此外，“耻感文化” 还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校园霸凌。在学校里，如果某个学生与他人不同，或者违反了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就可能会成为被欺负的对象，因为欺负者认为这样做可以维护集体的 “秩序”，而被欺负者则因为害怕被孤立和嘲笑，往往不敢反抗。

在日本社会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等级制度犹如一座巍峨的高山，牢牢屹立，成为社会结构的坚固基石，深刻塑造着日本人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

从家庭内部来看，等级制度的烙印清晰可见。在传统的日本家庭里，父亲通常处于家庭权力结构的顶端，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策和意见往往被家庭成员无条件接受。家中的重大事务，如子女的教育方向、职业选择，甚至婚姻大事，父亲的话语权都举足轻重。

母亲则主要负责操持家务，照顾家人生活起居，在家庭决策中扮演辅助角色。子女对父母需绝对服从，年幼的孩子要听从年长兄长或姐姐的教导与安排。比如在一些家庭聚会中，座位的安排就严格遵循等级秩序，长辈坐在主位，晚辈按照年龄大小依次就座，这种座位排序体现了对长辈的尊重，也强化了家庭中的等级观念。

步入职场，等级制度更是无处不在，对员工的行为和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日本企业中，从普通员工到基层管理者，再到中层领导，直至高层决策者，层级分明，每个层级都有明确的职责和权限。员工晋升往往遵循论资排辈原则，工作年限和资历在晋升中起着关键作用。新入职的员工通常需要从最基础、最琐碎的工作做起，对上级领导和前辈保持高度尊重，言听计从。

在工作交流中，使用敬语是基本要求，不同层级之间的沟通方式也有严格规范，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时需态度谦逊、言辞恭敬，上级对下级下达指令则较为直接。例如在会议上，普通员工很少主动发表意见，除非得到上级的明确邀请，他们更倾向于等待上级的指示并认真执行，因为在他们观念里，上级的经验和地位决定了其决策的正确性。

在社会层面，等级制度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明显，人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资源获取都与等级紧密相连。在社交场合，人们会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来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在一些正式的社交活动中，贵族后裔或社会名流往往受到众人的追捧和尊重，他们的社交圈子相对固定且高端，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机会。而普通民众则需遵循相应的社交礼仪，对地位高的人表示敬意。在一些传统的日本节日庆典中，如神社祭祀活动，不同等级的人在仪式中的参与程度和角色也有明确划分，体现了社会等级的差异。

民族性格的双重性

日本民族性格犹如一幅色彩斑斓却又充满矛盾的画卷，“菊” 与 “刀” 所代表的双重性在其中交织辉映，构成了独特而复杂的民族风貌。

在日本历史的长河中，这种双重性有着诸多鲜明体现。以二战为例，日本在战争中展现出了极端的 “刀” 之特性。他们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军队四处烧杀抢掠，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残忍地杀害了大量无辜平民和战俘，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充分暴露了其野蛮、残忍、黩武的一面。他们对战争的狂热和对他国的侵略，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文明古迹惨遭破坏。

然而，日本文化中 “菊” 的特性也从未缺席。在战争的阴影背后，日本的传统文化艺术依然在艰难中绽放。即使在物资匮乏、社会动荡的战争时期，日本的茶道、花道等传统艺术形式依然得以传承。茶道大师们在简陋的茶室中，依旧遵循着古老的仪式，煮水、泡茶、递茶，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用这种宁静与优雅的方式坚守着内心对美的追求。花道艺术家们精心修剪花枝，将自然之美融入小小的插花作品中，展现出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

这种双重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历史角度看，日本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岛国环境，资源匮乏，这使得他们对外部世界既充满渴望又心怀恐惧。在古代，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如派遣遣唐使，全面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将儒家思想、佛教文化等融入本土文化，形成了注重礼仪、崇尚和谐的文化传统，这为 “菊” 之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资源有限，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又时常面临生存压力，这促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扩张欲望，武士阶层的崛起和武士道精神的形成便是这种欲望的体现，为 “刀” 之性格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莫言看日本

莫言对日本文化的看法呈现出多面性，这源于他丰富的经历与深入思考，体现在文化交流、历史认知、文学创作等多个维度。

从文化交流层面而言，莫言多次前往日本，与日本文学界频繁互动，他对日本文化的亲近感显而易见。在与日本作家的交流中，他感受到彼此创作根源上的共通之处。如与大江健三郎的交流，两人虽来自不同国度，却都有着乡村成长背景，童年听闻的民间传说、对自然万物的感悟，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基石。这种相似性让莫言意识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在人性、情感体验等底层逻辑上能够找到共鸣，文化交流能够打破地域与民族界限，为文学创作开拓新视野。

莫言在文学创作中也融入了对日本文化的观察与思考。在语言运用上，他或许从日本文学细腻的风格中汲取灵感，丰富自己的表达。以《红高粱家族》为例，其中对红高粱地热烈、奔放的描写，充满画面感与情感张力，这与日本文学注重营造独特氛围有相似之处。在情节架构方面，日本文学善于挖掘人性复杂，莫言的作品同样如此，像《蛙》中对人性在时代浪潮下的挣扎、抉择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对人性深度的挖掘，或许在与日本文化交流中得到了进一步启发与深化。

谈及历史认知，莫言态度鲜明，他从不回避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痛。在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中，他深刻剖析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指出战争唤起人类残忍一面，压抑人性善良，使自我发生“人性变异” 。他强调要铭记这段历史，避免重蹈覆辙，因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避免“人性变异”的悲剧再次上演。但他也并非一味沉浸于仇恨，在《鲸海红叶歌》里，他提出“牢记历史为镜鉴，更要修睦开新篇”，认为中日应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向前看，开启友好交流新篇章。他肯定近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赴日学习先进经验的做法，秉持“斗胆请以日为师”的态度，主张正视别国长处，取长补短，实干兴邦，而非空喊爱国口号。

在对日本民众的态度上，莫言展现出辩证视角。在《北海道的人》里，他描写旅日期间遇到的人和事，对北海道民众的热情好客、当地文化传统多有赞美，感受到普通日本民众身上的人性美好，如对日本老板娘、当地居民的描写，流露出一种亲近感，将他们视为可以交流、理解的个体。但他也深知日本民众曾在战争中受到蛊惑，既是战争帮凶也是受害者，真正有罪的是军国主义和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