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的乡关何处4：大伯的革命与爱情（下）

摘要：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建国前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十三

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建国前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就在他从内江回来不久，他突然在乐山的街上邂逅了罗某。他们是武汉时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该组织就被政府强行解散，他们再也未曾谋面，而大伯原不属于他那一条线，所以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党员。罗某实际是早就知道他在乐山，也受命要来联系他，但是由于乐山当时的恐怖形势，他自己暂时停止了活动，丢掉了很多党员的组织关系。另外的深因则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旧情未了，他还在继续谋求和王的假夫妻计划，所以不愿大伯进入他们的组织生活和视线。现在他突然出现，直接叫大伯去参加他们的支部活动，而且也不交代受谁指派，大伯在当时的敌我复杂情况下，自然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联系地点，以便自己弄明情况后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说。

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某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某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某，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某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是倾斜的。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人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原本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十四

他虽然一直无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对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缄其口，从此将爱的火种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没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坚守着一个贫困学生的最后尊严。组织也始终没来找他，他只好倾心于学业，在比较宪政、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上用功甚深，至于英语，则完全成了他仅次于母语的本事。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共产党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放军的到来。1948年年底，解放军一度占领襄樊，要向沙市进攻，局里要员皆逃跑，他开始主持"应变会"来维持局面。结果解放军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复秩序，他听说江陵专员公署要逮捕他，只好连夜逃亡武汉。

1949年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作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共产党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更何况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某。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

钱瑛大姐很热情地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他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1950年夏天又先后调到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30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再去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量。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失去组织的大伯，在50年代初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斗争。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现实和理想相距甚远。

苏区来的是扛着枪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以武夫为主，白区以文士为主，想法自然不一样。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他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

结果，他把"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了"五类分子"。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了，摘了的叫"摘帽右派"。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某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不入她的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某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某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某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某建国后春风得意。20世纪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有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扬扬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

二十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平反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开始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大，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某手上，而罗某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罗某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某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案子。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平反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十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他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暌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某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某，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某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某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某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资本家）的资助读书。如张来访，请不必理睬。"按当时他们的约定，大姑母即是地下党的代名词。

这个消息对二十出头情窦初开的王冰松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脱党已经是背离了他们相识的初衷，更何况他还有了岳父。有了家室这犹作罢，还在继续欺骗她一个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岂不是无耻之尤。但是，她已经没时间去函追问了，因为他已经在来内江的路上。当他在那个悲剧的黄昏姗姗来迟时，等待他的必然是一个单纯少女的横眉冷对。

年轻气盛不知世事险恶的他，何尝能平心面对这样的情景。他负气离去，用一生的孤傲独处来纪念他内心那个爱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其中还埋存了如此卑劣的一个阴谋。

二十二

即便有了如此真实的揭发，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远逝，生命半残，他能够凭借这个去惩办那个人吗？他不就是造了一个谣言吗？他可以说他就是这样听说的，你又能如何？你们中断的爱情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失，组织难道还会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烟独坐，默默垂泪。当他知道她已经寡居三十几年，内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躯还想在生命的黄昏，再给她一点温暖，于是去信委婉试探﹣﹣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序曲，然而整个人生的正本就这样空白地翻过去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共创一个幸福的尾声吗？

她何等聪明的女子，岂能不懂他的关关哀鸣。她回信说﹣﹣志超兄，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的一生，竟会因我而被毁至此；越想越觉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谅我今天已经是几个外孙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没有把我的青春美丽给你，未能陪你熬过那么多苦难孤独，现在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衰朽残年去面对你呢？更何况儿孙绕膝，我要扔下他们再去陪你，也终觉残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来今生已是无法偿还，如果还有来生，我们再约好吗．..

一个曾经骄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愿如世俗的黄昏恋一样来再续前缘。但是，她要设法搬去压在她心中的那块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给他爱情了，那她也要为他鸣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复党籍，有个尽量道的晚年。于是她动员了当初所有的那些战友来为他证明，许云、孙士祥、魏泽同、密加凡等等都写出了证明，她甚至通过胡克实要找胡耀邦来干预。她自己则给武大党委写下了这样的长函（节选）--

张志超曾担任"青救"武昌区团宣传部长，为人热情，能干有才，但他对罗某有时有所嘲讽。我在内江时仍保持学生时的单纯，热情坦诚，满怀理想，但是受了当时作为我的党内上级领导人罗某来函的影响，因此当张志超来访时，我态度冷淡。张志超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有傲气的人，当然有所察觉，本约次日再见，不想他却不辞而别，就此失掉联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愿保证我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情节。罗某对我所说情况，纯属子虚乌有的诬陷……张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组织的联系，他反倒打一耙，说张自动脱党。回忆"青救"时期张志超的才华能力，我不禁深深为之叹息……

二十三

武汉和上海，都在大江之边，然而"溯游从之，道阻且长"-﹣他们已经隔绝了半个世纪。鸿雁往返，密密相约，他们在期盼着今生的劫后重逢。终于，王冰松摔折的腿伤痊愈后，她决定艰难成行了。

那天，激动的大伯换上了整洁的对襟服装，让我赶紧擦拭窗户。临近中午，我听见一个宛若女生的恬美声音﹣﹣请问张志超先生是住这儿吗？我赶紧回头，看见一个风韵犹存的老人略显局促地站着。她已星霜上头，鱼纹在脸，但是仍有一种高贵的美，在朴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从厨房冲出来，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来人。尽管这是相约已久的聚首，但两个老人彼此瞩望着对方的容颜，依旧一时不敢相认；或者说他们一生的期许、渴望、误会和寻觅，积淀了万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时，却顿时遗忘了语言。

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做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某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