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彼时，呼啸的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拍打在窗柩上，坐在中南海西花厅书房中的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信封，透过玻璃瞟了一眼外面灰暗的天空，声音中夹杂着几丝怒气、不禁喃喃道：“秉建这个孩子想法是好的，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啊！”

1971年元旦刚过，北方大地仍处在严寒的深冬之中。

彼时，呼啸的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拍打在窗柩上，坐在中南海西花厅书房中的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信封，透过玻璃瞟了一眼外面灰暗的天空，声音中夹杂着几丝怒气、不禁喃喃道：“秉建这个孩子想法是好的，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啊！”

周秉建，正是周恩来总理的亲侄女。

就在刚刚，周恩来接到来自内蒙古的一封信，信中说周秉建在不久之前通过了北京军区的征兵选拔，已经回到了北京，并在军区新兵连中受训。

一个只有19岁的小女孩，就立下了投身军旅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情。

然而，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没有半点喜悦之色，反倒是眉头紧锁了起来。

雪依旧簌簌地下着，而他则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手中的信件。

许久过后，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拿起了桌子上的电话筒。

“喂，我是周恩来，帮我接北京军区”。

很快，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周总理吗？我是李德生啊，您找我有什么事？”

李德生原本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前刚刚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得知是周总理打来的电话，自然不敢有半点怠慢。

而周恩来早已在心中酝酿好了话语，直接了当地质问起来：“德生，听说周秉建同志已经到你们军区，有没有这回事？”。

还未等到回音，他继续斥责道：“如果有，马上取消掉她的入伍资格！”

此言一出，电话那头的李德生一头雾水，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挤出一个字来。

无论什么时候，入伍参军都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更何况周秉建一介女流之辈、能够通过军区的入伍选拔，更是不容易，将来成为巾帼英雄也是有可能的。

可现如今，周总理竟然将电话打到了军区总部，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火药味，这是李德生没有想到的。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让李德生取消侄女的入伍资格，亲手扼杀她的军人梦呢？事情最终又是怎样的结果呢？

周恩来总理的弟弟名叫周恩寿，也是一名老革命者，膝下共有子女六人，其中周秉建出生于1952年，是他最小的女儿。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周秉建成为家族中最受宠的晚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没有子女，更是对她疼爱有加。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满目疮痍，周恩寿虽然进入钢铁工业局担任冶金部视察员，但微薄的工资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庞大家庭的开销。

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自然明白弟弟面临的窘境，慷慨地决定每月拿出200元、帮助他分担压力。

作为整个家族中的“大家长”，仅仅是财务上的帮助肯定是不够的，每当和侄儿们相聚时，周恩来都会苦口婆心地对他们教诲道：“你们长大了要做一个普通人，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工作添砖加瓦”。

尚且懵懂的周秉建看着大伯认真的模样，总是忽闪忽闪地眨着眼睛。

虽然年幼的她还听不懂这些话的意义，但稚嫩的心中早已认定，大伯的话是有道理的。

在周秉建的记忆中，童年时光是快乐且窘迫的。

那个时候，父母带着自己和哥哥、姐姐们住在北京的一个大杂院里，整个院子拄着好几户人家，显得拥挤不堪。

而且院子里没有厕所，所有人方便都要走上几分钟的路程，到胡同里的公共厕所。

每天早晨六点多钟的时候，一辆环卫车车就会准时出现在胡同里，司机一摇铃铛，每户人家都必须派一个人提着攒了整整一天的袋子小跑过去。

倘若耽搁一会儿，环卫车就开走了。

中南海的小礼堂是周秉建最憧憬的地方了，因为每逢周末，小礼堂里就会播放电影，机关的首长和家属们都可以到那里去观看，周秉建作为周总理的侄女，按照规定也是有资格进入到那里去的。

可大伯却不近人情地下了“禁令”，不准自己和哥哥姐姐们到小礼堂去。

有一次，周秉建偷偷溜进了小礼堂，看完电影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不久后就被父亲罚抄了十遍课文。

后来她才听说，大伯知道了自己私下里做的这件事并告知了父亲，罚抄课文也是大伯交待的。

周秉建是以大伯为榜样，且也为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明白了自己当初的幼稚。

“大伯总是认真地跟我说过好多次，比起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和同志们，我们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对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他的要求十分严格，要我们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说真话、做真事，脚踏实地”。

1968年8月，已经16岁的周秉建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似乎也明白了大伯的良苦用心。

那个时候，中央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她义无反顾地跑到了西花厅，郑重其事地说道：“大伯，我也要下乡插队”。

听到这番话时，周恩来脸上露出了笑容。

最终在他的安排下，周秉建背着装有被褥的粗布包裹踏上绿皮火车，前往遥远的内蒙古锡林郭勒。

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她成为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图大队的一员。

这是她第一次远离亲人，无尽的思念和这里恶劣的环境令她一时之间无所适从。

草原的寒风如同刀子般割在脸庞上，好不容易寻到一处蒙古包避风，喝了一口牧民递过来的奶茶，那股咸涩的味道让她猛地咳嗽起来。

善良的牧民奶奶看到这一幕，贴心地轻拍着周秉建的后背：“北京来的姑娘，要想在这里生活下去，得练出草原的胃”。

听到这番话，周秉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回想起从北京出发时，父亲、大伯期许的目光，自己必须要适应这里的生活，绝不做逃兵。

想到这里，她捏着鼻子，“咕嘟”几大口将碗中的奶茶一饮而尽。

牧区的生活是重复单调且劳累的，每天除了牧马放羊之外，还要挤奶、守夜，甚至牛犊、羊羔出生时，还要强撑着面对那血淋淋的场面。

周秉建稚嫩的小手上磨出了水泡，久而久之便结成了厚厚的茧，原本精致的脸蛋上也多了几丝风霜。

但付出总会有收获的，几个月之后她突然发现，自己走到哪里、身后都会冒出议论的声音。

蒙古语她是听不懂的，但又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便径直走上前问道：“大叔，你们在小声说些什么呢？”

谁料牧民大叔竟伸出了大拇指，冲着自己毫不掩饰地夸赞起来：“我们在说，你这个北京来的女娃娃比草原上的狼还有韧劲”。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周秉建被推举为阿拉坦图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接连担任公社党委委员、自治区团委常委等职务。

1970年冬天，北京军区招兵办来到了周秉建所在的锡林郭勒盟，将要在这里招收一批年轻人入伍。

得知这个消息，周秉建动了心。

毕竟一直以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是她的梦想，何况如果真的通过了选拔，就可以回到北京，这样离亲人们也能更近一些。

经过层层考核，周秉建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她在一片欢送声中踏上了火车，告别生活了两年多的锡林郭勒草原，来到了北京军区的新兵连。

然而，当邓颖超拿着一个信封走进书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身为大伯的周恩来非但没有任何喜悦，反倒勃然大怒。

“胡闹，她是总理的侄女，应该做个表率！”

为了搞清楚这件事，周恩来当即给北京军区打去电话，并点名要司令员接电话。

当听筒中传来李德生的声音后，他质问道：“德生，听说周秉建同志已经到你们军区，有没有这回事？”。

“如果有，马上取消掉她的入伍资格！”

关于周秉建进入北京军区新兵连的事情，李德生是知道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竟会如此大动肝火。

半晌之后，他才犹豫着说道：“总理，您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话音刚落，电话那头再度传来问话。

“那我问你，周秉建同志参军是否符合程序？”

李德生连忙回应符合一切程序的同时，心中也明白了周总理生气的缘由，他是担心周秉建参军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可即使所有程序都合规，周恩来还是不容辩驳地命令道：“马上取消掉她的入伍资格，把她送回草原去”。

就这样，周秉建被周恩来的秘书暂时接回了家中。

回去的路上，秘书还有些担心，如果周秉建知道是周总理阻拦她入伍，心中会不会有怨恨。

可谁知周秉建却笑着说道：“既然是大伯决定的，肯定有他的考虑，我要听他的话”。

1974年6月，周恩来总理因癌症加重不得已住进医院，但仍旧没有懈怠工作。

为此，他特意派人将办公室里的文件全部搬到病房里，还叮嘱众人，以后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不论何时，都可以直接到医院里找自己汇报。

在之后的18个月时间里，周恩来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处理政务。

1975年底，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还特地拉着邓颖超的手嘱咐道：“我走之后，让他们安心工作，不要来北京……”

话音落下，邓颖超泪水也如决堤般涌出，但还是重重点了点头。

短短几天之后，也就是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而邓颖超也按照他的临终嘱托，挨个给身在外地的亲属们致电，告知他们不必来北京吊唁。

彼时，周秉建正在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语，毕竟按照大伯的意思，自己是要扎根在这片草原上的，和牧民们语言不通怎么交流。

1月9日清晨，她如往常一样第一个走进教室晨读，就在这个时候，学校广播突然播放了这一噩耗，周秉建才知道，自己以后再也见不到大伯了。

她当即哭着冲出教室，准备赶回北京送大伯最后一程。

可就在她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传达室的大爷突然喊住了她，声称有一封北京来的加急电报。

这封电报，正是邓颖超发来的。

由于周秉建在内蒙古孤身一人，邓颖超无法与她电话联系，只能派人给学校发了一封加急电报。

“秉建，你大伯已于昨日辞世……要以工作和学业为重，听到消息，千万不要回北京，这也是你大伯的意愿”。

看到电报上短短的一行字，周秉建声泪俱下，她明白大伯的深意。

六神无主地游荡在校园中，她的心中也坚定了一个信念，绝对不能辜负大伯的期望。

1978年夏天，周秉建从学校毕业，回到了牧区工作，不久之后她与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苏荣相识、相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她勤勤恳恳地工作，能力也得到了极大锻炼，先后出任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团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蒙古文学所副所长、锡林浩特副市长等职务。

不出意外的话，周秉建是要永远留在这片大草原的，可到了1994年时，母亲王士琴生病，哥哥姐姐远在外地无法照顾，她才再度萌生了回北京的念头，并最终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被调到财政部财政监督司担任监察专员。

回到北京后不久，她便趁着周末来到了密云水库。

站在岸边看着那一望无际的水面，周秉建湿红了眼眶，自顾自地呢喃道：“大伯，18年了，我终于来看您了……”

原来，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其骨灰的一部分就被撒在了密云水库。

多年以来，没能送大伯最后一程、一直是周秉建解不开的心结，现如今回到了北京，终于可以弥补那份遗憾了。

来源：一介草寇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