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鬼子大扫荡，小清河 以南都被敌人蚕食了，我们部队拉到小清河以北，与冀鲁边区的部 队合编为渤海军区特务营(第28军前身),这时我在3连当班长。 1945年当排长。1946年7月当指导员。

永不愈合的“伤口”

原第244团3营教导员 郑镜海

1940年冬，村上号召青年参军，我第一个抢先报名。开始，我 被分配在3旅3团1营2连当战士。

1942年，鬼子大扫荡，小清河 以南都被敌人蚕食了，我们部队拉到小清河以北，与冀鲁边区的部 队合编为渤海军区特务营(第28军前身),这时我在3连当班长。 1945年当排长。1946年7月当指导员。

1947年春，渤海组建10纵 队，编有第28、第29两个师，我们所在的部队编为第28师第82团(即 后来的第28军第82师第244团)。

1948年打下济南，我被提升3营副教导员。1949年淞沪战役后，我被提升3营教导员。

我在部队 生活战斗了整整9年，多次冲杀，先后五次负伤。1949年10月金门 战斗，我最后一次负伤，这次负伤我终生难忘，这一“伤口”终生不得愈合。

1949年10月24日夜，天空一片漆黑，海面刮着四级东北风。约 午夜12时，我们3营在大嶝岛开船，按照战前的分工，营长刘忠义和副营长马玉玺负责作战指挥，由我负责带领重机枪连和营后勤。

航行编队的顺序是：副营长带7连在前，营长带8连第二，我带机枪 连和营后勤第三，9连殿后。

船队启航后，前20分钟，各船前后左右 坯都看得见，20分钟以后，船队越走越散，越散越远，半个钟头以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约25日凌晨两点多钟，我乘坐的船，在金门林 厝以东海岸与251团两个排同时登陆，这时我才知道我们偏离了方 向，跑到预定登陆点的西边来了。

我们登陆十分顺利，敌人没有向 我们打一枪一炮。在没有火力威胁的情况下，我带着机枪连1排迅 速通过海滩，爬上一个一人多高的崖头，崖头下有一道铁丝网，己 被剪断踏倒，显然在我们之前，已有部队从这里通过了。

登上崖头， 发现有敌人构筑的零星土石地堡，堡内并无守敌，不知是没有设 防，还是守敌已经后撤。

我们继续前进，发现前面离我们很近有一 村庄，我即带领机枪连一个排和251团两个排，向村庄猛插。

突然从 庄东头打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穿了我的左手心和左大腿根部。跟 在我身边的两个通信员刘玉山和小杨(名字记不得了),急忙帮我 包扎了伤口。

我立即对连长韩世宏说：“我负伤走不动了，你们赶 快前进，如果找不到咱们3营的部队，就主动配合251团共同战 斗。”

韩连长走后，通信员把我安置在一个沟崖下躺着一动也不能 动。这时正东和南面，枪打的十分激烈，这不正是我们团在与敌人 激战吗!

可是两个通信员守着我，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送，心里 十分烦恼和焦急!

25日拂晓，我想挣扎着爬上崖头看看战场情形，但大腿痛得要 命，一步也动弹不得。

突然有急促的脚步声向我们走来，我抬头一 看，原来是251团郝越三参谋长。他见我负了伤，忙安慰我说：“老 郑，等一会我派人来把你抬下去。”说完就带着两个通信员急匆匆 往东而去。

这时东面和南面的战斗越打越激烈，我和通信员呆在 沟里一上午，再也没有一个人从此路过。

约摸下午两三点钟，东面 的枪声逐渐稀少，敌人在坦克配合下，自东往西进行反击。

一会儿， 251团田志春政委、郝越三参谋长带领一些机关人员，急急忙忙从 我们隐藏的沟崖上往古宁头253团方向撤退，因为情况危急，他们已顾不上我了。

我见情况不妙，立即把加拿大手枪和四五十发子弹，递给刘玉山，让他和小杨赶快追赶251团部队。

小刘接过手枪 不忍心地说：“教导员，那你怎么办?”

我说：“不要管我了，快追部 队，快!”

为了不暴露身份，我赶快把手表摘下来丢到草丛里，眼睛 一闭，身子紧缩在沟壁下，心想：来吧!愿砍就砍，愿毙就毙，为祖 国解放死而无怨!

时间一刻一刻的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敌人却就 地止步，停止了反击。

当时我估计，一天激战，主要是在东边，双方 伤亡一定很大，现在251团与253团于古宁头一线汇合，敌人一时 也不敢轻举妄动。

通信员走了，带的干粮也早吃完了，负伤一天多，连一口水也 没喝上，喉咙里直冒烟，伤口火辣辣地灼痛。

入夜，岛上的枪声越 来越稀疏，偶尔听到零星的炮弹爆炸声。这一夜，我一个人躺在沟 底想得很多。

一会，听到北面我军打过来的炮声，心里就想着后方 部队一定会来增援，敌人你不就一个108师么,再厉害我们也能啃 下来(记得战前传达敌情时，金门守敌是108师，没听说还有别的什 么部队)。

但又一想，我们登陆后几百条船都被敌人烧毁，后续部队 增援希望不大，又觉得情况不妙，凶多吉少。饥饿、干渴、伤痛折磨 着我，一夜似睡非睡，昏昏沉沉熬到了天明。

二

26日上午，已没有昨天那样的激战了，只有一些零星战斗。

下 午两三点钟，敌战场搜索小组，从崖头上经过发现了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是抬担架的。他们见我负了伤，就顺手折了一条树 枝，让我拄着慢慢往前面的村庄走。

我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往前 挪，四五个士兵跟在我背后。不到半里路，走了约摸一个小时。进村 后，把我领进一户老百姓的大院子里， 一进门，发现院子里有我们 七八十个被俘的同志，其中三分之一是伤员。我们团政治处主任孙树亮也坐在地上，他也看到了我，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打招呼。

我慢慢挪动步子，靠近孙树亮也坐在地上，发现他背后军装上有血迹，可能是负过伤。

一会，一个士兵提来一桶凉水，孙树亮同志喝了一 大碗，见我行动困难，又给我端来一碗。

我负伤后失血很多，再加 上两天多没喝过一口水，渴得口干舌燥，两眼冒金星， 一大碗凉水， 我一口气喝下，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

喝过水，反而觉得肚子更饿了，大家都很饿，但是除了一桶凉水，再什么东西也没有送来，还有 许多同志连一口凉水也没有喝上呢。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们七八十 个人，你挨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在院子里露天坐了一夜。

第二天(27日)一大早，敞篷汽车把我们拉到了海边码头，没有 负伤的同志搀扶着负重伤的同志上了登陆艇。

我们被俘的约300 人，都挤在一个大底舱里，还有一些国民党伤兵也和我们混在一 起，但是待遇不同。国民党伤兵有饭吃，还发香蕉，我们连一口水 也不给。

本来300多人挤在一个舱里，空气已很污浊，再加上大 小便都在舱里，汗臭、尿臊、血腥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痛恶心。

登 陆艇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于28日拂晓，抵达台湾基隆码头。在 等待下船的时候，我发现邢永生团长站在甲板上，他肩部有血迹，显然是负过伤。

我们副营长马玉玺站在他身边，胳膊也负了伤。

邢 团长见我行动不便，就凑近我低声说：“国民党烂透了，还要苟延 残喘，垂死挣扎。”

这是金门战斗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邢团 长。下船后，邢团长、孙主任和马副营长，都不知分到哪里去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我们200多重伤员，从基隆码头乘汽车，来到三峡镇，住进中山 堂的大礼堂和一些小平房里。每人发了一条烂棉花套褥子和一床 旧毯子，睡的是地铺。

这里是医疗与政审相结合的临时机构。中山 堂院子四周已安装了铁丝网，既有固定岗，又有游动哨，晚上每屋 给两个大木桶解手用，然后把屋门倒锁上，以防我们逃跑。

住下的第二天，开始伤情登记治疗，20天以后开始政审。

一天下午，一个 国民党校官把我叫到一个单间屋里，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担 任什么职务。

我说我叫郑新，山东人，担架连的担架兵。

他又说你 们这里边有哪一级干部。

我说这里的人我都不认识，不知道谁是 干部。

他又问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

我说老百姓拥护谁，就是谁好。

接着他向我宣传他们的所谓优俘政策。还说打上海他被 我军俘虏过，后来又把他放了。

过了十几天，那个校官又把我叫去 审问。他开口就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还是说抬担架的。

他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早就知道了，还是说实话吧，并叫我回去好好 考虑考虑。

半个月后，一个佩戴梅花肩章的校官，第三次把我叫去 审问，他一脸凶相，开门见山地说：“你究竟是什么职务，是你自己 说出来，还是等我们给你说出来?”

我知道是有人告密了，我就承认 是副教导员。

还问我是不是党员，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共产 党员!”

一个月以后，开始给我们上政治课，讲三民主义、减租减息、 平均地权等。

这里的医疗条件很差，除了给伤员换药以外，很少给药吃，从 来不给打针。

不到一个月，住在大礼堂的不到100人中，因破伤风 抽筋和伤口感染发高烧不治而死的就有八个同志。

我们3营7连 指导员张太平和我都住在大礼堂里，他因破伤风抽筋，好几天粒米 不进。除了我一天几次给他喂点水以外，医护人员不给药吃，又 不给打针，管理人员更是不问不闻，就这样干瞪着眼看着他死去。

张太平死后，他们拿来一个白皮木匣子装尸体，匣子太小，张太平 同志两只脚还露在匣子外面，狠心的管理人员就用脚踹断腿骨，硬 把脚塞进匣子里抬走了。每当我想到这一情景，就毛骨悚然。

这里生活每日两餐，米饭、青菜、白开水不换样，动作慢了还吃 不饱。书报根本看不到，有人在地上拣到一张碎报纸，刚要看，就 被管理人员收走了。我们过的实际上是监狱生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伤员伤愈后陆续离开三峡镇，战士，特别 是解放战士，大都补入国民党军队当兵，部分党员、干部分批放回 大陆。

到1950年10月，就只剩下我们六七个人，全是干部、党员。

这 六七个人中，和我私下交往较多的有251团一个姓王的排长，还有 244团2连班长周亭富。我和小周经常偷偷地谈心，互通情况，互 相鼓励，他是一个立场十分坚定的好同志。

10月份的一天，中山堂 管理人员对我们说，这里伤员的伤都好了，陆陆续续都走了，就剩 下你们几个，再到内湖去训导训导吧。看来他们把我们几个看成 了顽固分子。

汽车跑了十几里路到了内湖。这里叫内湖“新生总 队”,总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下设三个班，我 被编在1分队2班，班长是251团的一个通信员。

这里管理比中山 堂更严，生活更枯燥，训导课更多，翻来覆去就是国父遗教，领袖言 行，土地政策等。九九归一，最后的结论是国民党好，共产党不好。 大家都听腻了，他们还是照讲不误。

三

1951年7月的一天，队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你是愿意留 下，还是愿意回大陆?

我说我父母年纪大，我要回家孝敬父母。

两周 过后，一天早饭前，队长把我们将近70个被俘的同志集合起来，宣 布说：根据你们个人的志愿，今天就放你们回大陆。

另外20多个 人，被补充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吃过早饭，把我们送到基隆码头 上了登陆艇，第二天拂晓到达大陈岛，我们又分乘两条小木船，老 乡把我们送到一个半岛上，找到了我7兵团的部队，派车把我们送 到杭州浙江军区政治部。

政治部的同志对我们很热情，首先给我 们换上新军装，然后带我们去理发洗澡，还开欢迎座谈会，领我们 游西湖。

回到大陆，如同回到自己的家，心里特别高兴。我们这次回来的是第三批。在这之前，1950年7月，放回第一批，1950年10 月，放回第二批。

我们在杭州住了一星期，政治部的同志宣布连以 上干部去南京学习。国庆节前，我们四个连、营干部从杭州乘火车 到达南京。华东军区政治部的同志把我安排在招待所住下。

第二 天上午，第一、二批放回来还在南京学习的244团2营副教导员王 明图，团参谋处参谋范景禹、乔茂玉，1连指导员徐德然，还有246 团副营长徐占林一起到招待所来看我。我们这些战友加难友在大 陆重逢，有说不完的苦辣酸咸话。

1985年3月，组织上给我落实政策，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军籍。 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30多年了，还能落实政策，我压根儿也没想 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落不落实政策的问题，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传 统又回来了。我们街坊四邻的老人见了我都说：你们这些人能有 今天，多亏邓小平啊!

金门战斗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作为亲自参加这一战斗的一员， 我有一个问题至今迷惑不解，这就是用三个团，渡海去打预有准备的两个兵团，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

金门战斗部队打得很顽强，除 战场阵亡的以外，被俘人员中负伤者就占三分之一，加上战场牺牲 的同志，恐怕伤亡占参战总人数的一半还多，这就足以说明参战指 战员无畏的献身精神。

金门战斗的失利，不是什么战术、技术问 题，而是该不该打，能不能打的问题，不该打，不能打的仗在严重轻 敌麻痹思想指导下，我们硬打了，这就是金门战斗失利的根本原 因。

1991年9月于山东省淄博市

同敌人坦克搏斗

原第244团特务连副指导员 刘 继 堂

1949年10月金门战斗时，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第82师第244团特务连副指导员。

我1946年6月参军，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等职，参加 过泰安战斗、老河口战斗、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 放上海、福州、平潭等作战，多次立功，1948年曾被评为华东三级人 民英雄。上海解放后，我到常熟参加过28军召开的首届英模大会。

金门战斗前，我打摆子，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病了好几天，浑 身没劲。在战斗动员会后，团长邢永生对我说：“小刘，这一仗你别 参加了，留在后头休息吧!”

当时我想，我们连长刚调走，连里没有 连长，指导员张廷轩患有夜盲症，眼睛夜间看不清东西，我不参战， 剩下他很困难；再说我还是三级人民英雄，应当起模范带头作用，有病也要参战。

另外，按照过去的经验，特务连的任务是保卫团指 挥所，为团指挥所服务，不到紧急关头不会投入战斗，直接参加战 斗机会较少，我虽然病未痊愈，指挥指挥还行。于是，我不顾邢团 长的劝阻，毅然地参加渡海作战。

我们连只有一两条船，指导员张廷轩带1排和机枪排坐一条船； 我和2排长张长勇、3排长张家荣带2、3排和其他人坐一条船。 这条船有两桅两篷，船工是一家人，有老婆孩子。打仗前，老婆孩 子都留在岸上，只有两名男人为我们驾船。

24日17时我们都上了船， 一直等到快半夜才接到开船的命令。

船走到半路，就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打照明弹，用探照灯扫来扫去， 并向我们船队开炮。炮弹在海中炸起水柱，冲上天又落下来，海水 落到我们船上。

我们后方的炮兵也开炮，炮声在海峡上空响成一 片。眼看着有的船被敌炮打碎，我们船上也有两人牺牲，三人负 伤。船工慌了手脚，我叫船工“快开”,同时叫战士站起来围着船 工，用身体掩护船工，给船工壮胆。

我们这条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快到金门时，3营一条船同 我们这条船相撞，撞坏了，有的同志就上了我们的船。

船接近金门 海岸了。用竹竿探一探，海水有一人多深；再前进几步，船底就触 到海底，走不动了，但海水还淹着脖子。我们就用事先准备的用 粗竹竿扎成的三角架，浮着水抢滩登陆。上岸后我回头一看，我们 同张指导员的船失去了联系。附近也看不到别的船。

我们的登陆点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上岸后80米，就是敌人的 前沿阵地。敌人向我们开火，我们就向敌人冲击，很快就占领了敌 人的地堡和交通沟，还俘虏四十来个敌人。

接着，我们又向纵深发 展。快天亮时，遇到了1营长耿守安，他叫我们占领并守住一座沙 丘。沙丘上面也有一些简单的工事。我带的两个排，渡海登陆有伤 亡，剩下三个班。我决定先守住这个沙丘，等同团指挥所联系上再 听命令行动。

25日早晨，敌人出动四辆坦克掩护步兵向我们据守的沙丘反 击。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十分艰苦的战斗：敌坦克从远处向我们 开炮，炮声震天，接着就向我们的阵地压过来，我们据守的沙丘都 在晃动。敌步兵用轻武器向我们射击。

我们既要同敌步兵战斗， 又要奔跑跳跃，躲闪敌坦克。我们打伤打死敌步兵不少，但因为没 有重武器，只能用手榴弹炸坦克，不能阻挡坦克前进。我用两颗手 榴弹捆在一块去炸坦克的履带，也不起作用。

敌坦克在我们阵地 上来来回回转圈子，把交通沟都压塌了，压平了，使我们许多人无处藏身。从天亮到上午9点钟，敌人向我们这个沙丘进攻六、七 次。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我们只听到附近有枪炮声，却看不到兄弟 部队，也没有见到本团本连的人。那几十个俘虏，看到敌人一次次 进攻，我们孤立无援，便吵吵闹闹地不老实起来，有的还给进攻的 敌人呐喊助威。

敌人进攻一次，我们就伤亡一批。最后连我加两名排长，只剩 下7个人坚持战斗。两名排长都负了伤，我的背后也被敌人炮弹 片打伤。敌人包围上来，用枪逼着，把我们带出阵地。我们就这样 被俘了。

敌人把我们押进一个村庄，和251团一些被俘的同志集中在一 起，后来，又赶我们上轮船，叫我们钻进底舱里。我们看不见阳光， 看不见海，有的背靠背坐着，有的就歪着躺着。

自从24日下午在大 陆吃过晚饭，从上船到被俘，我一直没吃东西，其他同志也差不多。 上了国民党的轮船，他们既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大家又饥又渴 又累，一点劲儿都没有。除了重伤员同志痛苦的呻吟，船舱内谁也 不说话。

船到基隆，敌人又用枪逼着，赶我们上火车，到了台北火车 站，只见十多辆大卡车在等着我们。每辆车车帮上都贴着标语，上 写“金门大捷俘虏军官”。

敌人叫我们上卡车，每辆车上都站十多个人，有国民党兵持枪看押着，卡车开到台北市区内，放慢了 速度，把我们沿街示众。头前的广播车还大喊大叫：“金门大捷，俘虏大批军官!”

实际上车上有干部也有战士，哪有多少军官! 国民党军队侥幸打了一次胜仗，就这样不顾事实地大吹大擂。

卡车游行完毕，把我们拉到台北内湖的集中营内关押起来。 在这里，我见到了我们特务连的指导员张廷轩，团政治处主任孙树 亮。听说邢永生团长也受伤被俘，但他不在这个集中营，我一直没有见到他。

在这里，我还见到了251团1营长李同顺。我同他是上海 解放后在常熟开英模会认识的。他是个战斗模范。我们二人从黄 河北打到长江南，又打到台湾海峡，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打过不 少胜仗，带过大红花，没想到在金门这个小岛上栽了跟头。

1991年11月于河北省任县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