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金门战役 15 不屈的斗争

摘要：这些所谓的“新生营”,实际上就是集中营，营区内外岗哨林立，四周铁丝网密布，“管训队”监管森严，对我被俘官兵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种种折磨和迫害。

不屈的斗争

原第244团4连副排长李树春

原第244团参谋长李建明

原第244团特务连副排长常万相

金门战斗失利后，我军被俘人员不几天即先后被从金门用登陆艇或商船押送到台湾基隆港，然后分别转运到台北内湖“新生营”等地集中关押。

这些所谓的“新生营”,实际上就是集中营，营区内外岗哨林立，四周铁丝网密布，“管训队”监管森严，对我被俘官兵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种种折磨和迫害。

他们先是对我被俘人员反复审问，并通过一些加入我军不久的解放战士指认，弄清了谁是干部谁是战士后，即将我官兵分别关押看管；而在干部中，又将营连级干部和团级干部分别关押审讯。

接着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办法，胁迫我被俘干部写自传，写我军编制装备、干部配备等情况，强迫唱反动歌曲、喊反动口号，进行所谓“新生教育”,举行所谓“脱党”、“脱军”、“宣誓仪式”等一系列活动，妄图达到使我官兵转变思想、改变立场、投敌叛变的目的。

在这场海岛血战中，经历了生死考验的我被俘官兵，面临着又一个严峻的战场，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我绝大多数被俘官兵是经得起这场考验的。他们在战场上是赴汤蹈火、英勇无畏的英雄，在集中营里，面对敌人的狡诈淫威，也是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好汉。

下面，是244团几位同志回忆被俘同志在集中营内的斗争事迹。

李树春(原244团2营4连4排副排长)回忆说：

孙堡之是244 团政治处宣教干事，发起攻击金门战斗的那天上午，他背起照相机和手枪就跑到3营，向突击营营长刘忠义报到，在25日上午垄口战斗中，一发炮弹在他和刘营长之间爆炸，两人同时负伤，他带伤坚持战斗，直到部队把子弹打尽，手榴弹拚光，他才埋掉手枪，砸烂照相机被俘，战后被押送到台北内湖集中营。

在这里，孙堡之理直气壮地同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不愧为新的战场上的排头兵。

在内湖集中营里，我和孙堡之、徐成华、刘永录等几个人编在一个组，几个人团结得很好。孙堡之年轻，白净脸，小矮个，是个中学生，能说会写。

开始他闷不作声，敌人也不太注意他，后来，当敌人的“训导员”对我们进行所谓“新生教育”时，敌人讲一句他顶一句，敌人讲一个问题他驳一个问题，这才使敌人觉得孙堡之是个不好惹的主。

在关押期间，他始终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敌人的反动宣传对着干，从不向敌人屈服。如集中营的“训导员”讲什么“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 呀，“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灭绝人性”呀，等等，孙堡之都当面一— 予以驳斥，常常驳得“训导员”哑口无言而恼羞成怒。

当时，他这样硬顶，我们也很为他的安全担心。敌人对他恨之入骨，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故意给他出难题、找岔子，并且在“训话”时，多次威胁他“要小心你的脑袋”“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到底长了几个脑袋”,使我们明显地感到，敌人很可能要对孙堡之下毒手。

孙堡之周围的战友，包括我在内，都偷偷劝他不要硬顶，权当它们卖狗皮膏药，理它个球!

可孙堡之却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员和敌人誓不两立!”

他不仅自己一个人和敌人斗，还做周围难友的思想工作，说服大家团结一致和敌人斗，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251团的一位指导员、253团的一位参谋等几位连级干部也都站出来和敌人公开斗。

孙堡之知道他这样和敌人顶着干，敌人是决不会轻饶他的，他和3中队难友244团参谋乔茂玉曾偷偷议论过，如果敌人向我们下毒手，我们决不能束手待毙，我们要组织暴动，大家拧成一股劲和敌人拼到底!

乔茂玉同志回到队里，就和 251团卫生队长杜梦亮等秘密组织了暴动队。

1950年6月份，我被宣布释放回来时，孙堡之已被移送到另一间屋子关押了。

我临走去看他，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说：“我知道敌人是不会释放我的，我已做好牺牲的准备，我希望党组织和28军首长能了解我，知道一个普通党员、一个真正革命军人的心!”说着，他小心地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信是写在黄色毛边纸上，字数不多，因时隔40多年全文记不全了，但大意我还记得很清楚：

“亲爱的党，亲爱的28军首长：看起来，我是回不去了。敌人对我这样的眼中钉是不会放过的。请党组织相信我，我决不叛党，刀按在脖子上也决不向敌人屈服。在这次战斗中，我因负伤被敌人俘虏了，我做得很不够，但我会坚持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希望28军首长和战友们，做好充分准备，早日解放金门 …… ”

最后，孙堡之再三叮嘱我：“为了确保此信能让28军首长收到，请你将此信带给我舅舅转交。我舅舅叫郑培唐，是28军侦察营副营长。”

我和孙堡之在集中营相处半年，患难与共，有深厚的友谊；我也十分敬佩他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当他把信交给我的时候，我深知这封信的价值和份量，务必要把它送到党组织手中，但是在我们毫无人身自由的境况下，要把这样一封密信从集中营带回大陆，决非易事。

因为敌人对我们释放人员随身所带东西的件数、重量，都有严格规定，临走前还要逐个搜身，我考虑再三，把这封信卷成纸条，缝在上衣下摆的夹缝里，终于躲过了那些鹰犬的检查，把信安全地带到大陆。

1950年7月底，我们从台湾回来的同志集中在杭州市第七兵团政治部学习时，我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组织我们学习的28军政治部保卫部张干事，并恳切地请他转送给孙堡之的舅舅郑培唐。后来听说，我们回来不久，孙堡之就被敌人处决了。

李建明(原244团1营教导员，1949年渡江前调245团1营任营长，金门战后调任244团参谋长)回忆说：

我和孙堡之非亲非戚，也非上下级关系，但我们俩私交甚深。

孙堡之那时是团政治处的宣教干事，他年青、有文化，有才华，也能吃苦。1945年打德州前，我是244团7连连长，他经常到我们连写报道，那时我20岁，他才17岁，年龄相差不多，脾气也很合得来。

有时，他在我房间里写稿子写晚了，就和我挤在一个床上同睡一个被窝。他的字写得很潦草，稿子写完再看时，有的字连他自己也不认识，还得叫我帮他“考证”,他说：“旁观者清”。

金门失利后，我听说孙堡之负伤被俘了，心里很难过。

1950年年底，我从244团参谋长调往装甲兵工作，赴任途经南京时，我特意去看望从台湾回来的原244团政治处主任孙树亮、参谋樊景禹、乔茂玉等同志，他们还买了油炸开花豆招待我。

就在这个时候，孙树亮把孙堡之的信交给了我。信只有一页纸，叠了个很整齐严实的三角。

信写得很简单，字迹也比较潦草，看得出来是急急忙忙写就的，大意是：“你是我的好朋友，过去我们俩人关系一直很好，我很想念你，但我对不起你，我叫敌人俘虏了。请你相信我，我是个共产党员，叫我宣布脱党、脱军，那是敌人的痴心妄想，叫他们死了这条心吧，我决不向敌人屈服，决不会给我们党、我们军队脸上抹黑，我一定和敌人斗争到底，请你放心。”

这封信的内容我是铭刻在心的。

常万相(原244团特务连1排长)回忆说：

在空前惨烈的金门战斗中，我攻金部队的团首长有的捐躯疆场，有的负伤被俘。他们被敌人押送到台湾集中营，开始是和我们一般干部战士住在一起的，后来敌人弄清了他们的身份，就当作“要犯”单独关押和秘密拘禁，有的到了集中营没多久就“失踪”了。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被俘的团首长不忘自己的领导责任，利用一切机会向被俘的干部战士作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团结大家与敌人斗争。

244 团团长邢永生和1营副教导员刘大士、3营副营长马玉玺被俘后一直在一起，在台湾嘉义陆军医院看押期间，他们组织了临时党支部，开展秘密活动。

我先是在敌人押送我们去台湾的登陆艇炮塔旁见到邢团长的，他头上套着一个麻袋片，光露出两只眼睛，显然是为了掩盖身份。手腕上扎着绷带。

他轻声地把我叫到他身边叮嘱我：“现在，我们手中没有武器，又脱离了部队，全靠咱们自个儿组织起来对付敌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把大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跟敌人斗争到底。”

在医院时，邢团长和警卫员崔新博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小崔受邢团长的指派偷偷找到我，让我汇报我们这里有多少新同志，多少老同志，多少干部，多少党员，看守的国民党兵态度怎样。还特别嘱咐对新入伍的解放战士要好好团结，耐心做工作，叫他们不要讲我军情况。

我按邢团长的指示，先后三次到邢团长那里，向他当面汇报了我了解的情况。不知道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活动呢，还是有人告密，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敌人突然把邢团长、马副营长和刘副教导员带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三个人。

在集中营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同敌人的斗争是很坚决顽强的，表现了很高的革命气节，对于全体难友来说，起到了启发示范和影响带头的作用。

251团3营教导员陈之文在返回大陆后谈到自己在台湾坚持斗争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

“受到田(志春)政委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