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以全人类的名义审视法西斯分子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应，也是人类试图用法律手段来反省历史的一种尝试，是国际法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审判厅中落下的法槌，穿透时空，以国际法的名义维护了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以全人类的名义审视法西斯分子所犯下的战争罪行。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应，也是人类试图用法律手段来反省历史的一种尝试，是国际法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审判厅中落下的法槌，穿透时空，以国际法的名义维护了来之不易的和平秩序。
法槌下的回声：纽伦堡审判的历史瞬间
1945年初冬的清晨，寒意尚未散尽的巴伐利亚老城纽伦堡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审判。这座城市曾经是纳粹的党代会召开地和宣传中心，如今却迎来了全人类对他们的审判。一幢原为德国地方法院和监狱的名为“司法宫”的建筑，并未在战争中遭受毁灭性的损害，经过短暂的修缮后，重新具备了举行大型审判的功能。
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审判的纽伦堡审判
历经数月的筹备，原纽伦堡司法宫作为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21名来自纳粹德国的高级战犯，身着灰色囚衣，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被告席。在他们当中，有曾在第三帝国权倾一时的空军元帅、被视为希特勒接班人的赫尔曼·戈林，也有策划过“犹太人问题终极解决方案”的盖世太保头目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
审判大厅内灯火通明，四面国旗垂挂，桌面整齐排列着各国代表的文件与译员的耳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这里正式开庭。在宣读总起诉书时，首席检察官杰克逊这样慷慨陈词：“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他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他的声音穿过麦克风，回响在司法宫的上空。在审判开始的那一刻，战争的责任已不再由国家一笔带过，而是第一次清晰地落在个人身上，而这场审判也被描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审判”。
然而，审判从一开始就不平静，在围绕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与判决尺度的问题上，法庭内外都曾爆发激烈的争论。英美检方形容战败的纳粹分子接受审判是“权力对理性所表达的最重要的敬意之一”，他们主张侵略战争是其他罪行的根源。法国检方将焦点放在强迫劳动、经济掠夺与大屠杀的指控上。苏联检方则更加详细地展示了纳粹暴行的残酷细节。然而辩护方也并未甘于沉默，他们用“混乱局势”“只是奉命行事”等说辞为自己辩护，戈林认为对他的起诉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他以无罪辩护，甚至冷笑着对审讯人员说：“在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由于当时国际法尚不完备，许多纳粹被告在庭上极力撇清责任，甚至将一切罪行推给已经身亡的希特勒。但随着庭审的深入，大屠杀幸存者一个个走上证人席，用亲身经历揭示纳粹罪行的残酷真相，那些曾在权力巅峰的纳粹分子面对铁证，狡辩逐渐变得苍白无力。
每一段指控、每一段证词、每一声答辩，都通过成排的译员及时地翻译传送到在场的每个人耳中。1946年10月，这场进行了近一年的审判，在法官宣读判决书的那一刻落下了帷幕，12名被告被判绞刑，7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法槌落下的那一刻，纽伦堡审判也告一段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采纳了检察官的观点，认为侵略行为是被告所犯下的最严重罪行。他们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既然“战争本质上就是一种邪恶”，那么“发动侵略战争就不只是一种国际罪行，它更是最高的国际罪行，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其他战争罪行的累积之恶”。不过，由于《纽伦堡宪章》列举的罪名范围很广，法官们的工作也变得格外复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最终的解释是，所有指控都有坚实的国际习惯法基础，而且审判程序也是公正的。经过数百天的法庭激烈交锋，最终有近500名纳粹战犯被处以死刑。
纽伦堡审判确立了个人需对战争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本原则，打破了国家主权即豁免权的传统界限，首次赋予国际社会追责的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纽伦堡审判开启了以法律审判历史罪行的先河，通过程序的正义来重新塑造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那把法槌，不只是落在战犯身上，也重重敲击了人类文明的门扉。
无声的战场：中国在东京审判中的坚守
如果说纽伦堡审判是西方世界对战争罪行的一次清算，那么东京审判则是亚洲战场对正义的庄严申诉。它超越了法律行动的范畴，是亚洲人民向世界发出的历史控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上，中国抗战整整坚持了14年之久，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再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超过3500万中国军民伤亡，百姓的呻吟和鲜血，早已写入东方的山川与大地。中国在血与火中筑起了抵抗的堡垒，保住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也同样需要一次正义的回响。
在东京皇宫外，市谷陆军军法会议厅在二战结束之后被特设为国际军事法庭，这个原本是日本陆军高层的会议室，如今却成了战败国领导人接受正义审判的地方。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与同盟各国磋商之后，公布了《东京宪章》，同时宣布于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国际检察局提交的关于日本甲级战犯的起诉书，并于同年5月3日正式开庭审理。东京审判相比纽伦堡审判规模更大、被告更多，审理时间也更加漫长。
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宣布判决结果，判决书长达1213页，仅宣判就耗时七天
11个国家的法官走进设在旧日本陆军省大楼中的审判厅，中国国内的各大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代表，在多场庭审中坚决主张以理性和文明的语言驳斥侵略者的辩词。他在手记中明确表示反对辩方为暴行辩护的说辞，强调正义的底线不能被命令所抹除。面对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种种行径，梅汝璈多次公开发声予以批驳。在一篇深刻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文章中，他写道：“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无意将日本帝国主义所欠下的血债转嫁到日本人民身上。但我始终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因此，对于发动战争的日本首要战犯必须严惩。”
审判过程异常艰难，中国检察官始终坚持以充分的证据材料回应质疑，捍卫事实的严肃与历史的真实。梅汝璈后来回忆，东京审判并不完美，但它以严肃而公开的方式，把侵略的真相昭告于天下。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犯罪作出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人证、物证的基础之上，在给予战犯充分的自我辩护基础之上，作出了公正的法律判决。东京审判的过程，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侵略性、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战犯的方式，公开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在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国代表用理性与坚守的态度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东京审判时，中国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国后面。梅汝傲反对，一定要排在英国前面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中国检察团在东京审判的过程中详细呈现了其在战争中种种罪行的证据，最终有25名日本战犯被宣判获罪。这场足足持续了两年的审判，不仅是一次法律的实践，也是一次对历史的记录。中国第一次站在敌国的领土上对侵华战犯进行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得到了其应有的惩罚，也起到了教育世界人民、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作用。对此，梅汝璈在回忆中提到，尽管在庭审的过程中世界格局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东京审判在政治、国际法乃至人类历史方面均有重大的意义。
日本战犯东条英机
日本战犯松井石根
以法律的名义：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新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浴火重生的世界渴望和平与重建。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纽伦堡和东京的两次审判，以法律的名义，为人类指明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新秩序的方向，更在无形中改变了国际社会看待战争、责任和正义的态度，奠定了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石。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当战争的巨轮碾过大地，那些发动战争、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元首和军事将领，常常能躲在“国家主权”这块巨大的盾牌后。他们可以轻易地将个人罪行归咎于国家行为，或是以一句轻飘飘的“奉命行事”来开脱。然而，在纽伦堡和东京的审判庭上，这根支撑着罪恶的古老支柱被彻底摧毁。当身着囚衣的赫尔曼·戈林和东条英机坐在被告席上，他们不再仅仅是国家的代表，而是以个人的身份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审判。那一刻，法律的声音响彻云霄，清晰地宣告：无论身居何等高位，即便曾是国家领导人或军队将领，只要触犯战争罪、反人类罪、侵略罪，就必须承担个人法律责任。这不啻于一声惊雷，震碎了权力之上的豁免幻想，为后世的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纽伦堡和东京的审判落幕后，国际秩序已悄然改变。过去，国际法主要规范国家行为，很少直接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而这两场审判首次明确，即使是国家领导人或军队将领，如果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侵略罪，也必须承担个人法律责任，对后世的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具有奠基作用。两座法庭虽为“特别法庭”，但是它们的存在为后来的国际法庭提供了制度、程序和理念的参考。从此，战争不再是权力的护身符，“奉命行事”也不能成为挡箭牌。在这一刻，法律告诉世人：“即便你是国家领导人，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在开庭词中多次提到“人类”“文明”“和平”，强调“我们今天进行的不是普通的审判，而是拯救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在作开庭词之前，面对辩方管辖权质疑时，季南明确表示，“维护和平”是东京审判的“使命”。虽如此，从开庭之初连绵数日的管辖权之争，到进入庭审之后旷日持久的攻防，检方（法官团也同样）严守着“普通的审判”的“程序正义”。在确定战后审判的讨论过程中，对遵守既有司法公正所可能面临的困难，同盟国早已有了充分认识，最终没有采取更方便的就地处决或设立简易军事法庭的速审速决的方案，而是采用盟国法庭审判的慎重方式，表明了同盟国不仅希望取信当下，更希望捍卫和平的决心能够垂范后世。从开庭之初到进入庭审之后，检察官和法官们都严格遵守着法律的规则，仿佛在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仅要惩罚罪恶，更要以公正和透明的方式来惩罚，以便给后世留下一个清晰的范例，彰显人类对和平的坚定决心。
历史的回响：未竟的审判与警示
纽伦堡和东京审判首次以“全人类”的名义审判个体罪行，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国家内部对人权侵犯的问题，为“人道主义干预”理念的兴起提供了法律的基础。人类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把战争的罪恶摆上了审判台，也为后世留下了与历史对话的可能。
值得反思的是，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后，东西方却在继续清算法西斯战争罪行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战场。1949年1月26日，在上海军事法庭上，曾经在侵华期间推行“三光”政策，担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对于这样荒唐的判决，冈村宁次自己都感到十分吃惊。事实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出于“反共”私心，对许多日本战犯都刻意从轻处理。1950年，为实现“反攻大陆”，蒋介石甚至聘请冈村宁次担任高级教官，“准其以劳绩赎罪”。另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则来自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度通过审判法西斯战犯、解除右翼骨干分子公职等政策，削弱了日本右翼势力。而随着冷战的爆发，日本作为国际“反共”堡垒的地位凸显，自1950年起，美国就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陆续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日本战犯释放出狱。到1951年前后，美国更是将几乎所有日本右翼骨干分子都解除整肃、恢复公职，甚至还出现了由甲级战犯岸信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奇闻”。
与之相反，德国将战败视为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多年来，正是由于正视历史、彻底清算、真诚悔过，使德国得到了受侵略国人民的谅解，也使德国重新被国际社会接纳。而在东方，由于绥靖纵容，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至今阴魂不散，不断蠢蠢欲动，不停伤害着地区互信以及邻国人民的情感。反法西斯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战争，也是思想的博弈。
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