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努尔哈赤吃了没文化的亏，把国号定为“后金”，这是真的吗？

摘要：还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因为努尔哈赤没文化，以为史书上写的一些王朝的国号的前缀是这个王朝在立国之初就自带的、就包含在国号里的，却不知道实际上这是后人为了区分前代国号相同的王朝而特意加的。因为之前已经有王朝定国号为“金”了，于是努尔哈赤就直接把自己新建的王朝的国号

有些人认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时定的国号是“后金”，而不是“金”，“后金”不是史称，而是自称，这在历代王朝的国号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还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因为努尔哈赤没文化，以为史书上写的一些王朝的国号的前缀是这个王朝在立国之初就自带的、就包含在国号里的，却不知道实际上这是后人为了区分前代国号相同的王朝而特意加的。因为之前已经有王朝定国号为“金”了，于是努尔哈赤就直接把自己新建的王朝的国号定为了“后金”。

努尔哈赤

关于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是“金”还是“后金” ？这个问题在学界也有一些争议，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学者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些努尔哈赤建国时定的国号是“后金”的记载。比如《满文老档》、朝鲜王朝的史料、明朝的史料，都有相关记载。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些史料的相关记载来看下。

《满文老档》里有记载，努尔哈赤于1621年在致朝鲜的国书中，自称“amaga aisin gurun i han（后金国的汗）”，由此证明，努尔哈赤当时的国号就是“后金”。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因为《满文老档》是清朝入关前，官方用本民族的文字满文写成的编年体档册，是研究清朝入关前历史的第一手史料，史料价值很高。

《满文老档》

然而后来随着《满文老档》的电子化，学者们拥有了更加便利的检索条件，于是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检索，发现《满文老档》里的这次自称“后金”的记载，是孤例，也就是说在整个《满文老档》里只出现了这么一次。

根据有的学者的统计，《满文老档》中自称“金国（aisin gurun）”有87次，另外还有17处将“金国（aisin gurun）”删改为“满洲国（manju gurun）”，自称“大金（amba aisin）”有7次，“金汗（aisin han）”或“金的汗（aisin i han）”有19次，“大金汗（amba aisin han）”或“大金的汗（amba aisin i han）”有3次，“诸申（jušen）”出现了460次，但是作为国号使用的只有20次，“诸申汗（jušen han）”有4次。

《满文老档》在同一年内曾以“满洲”及“诸申”作为国号，也同时自称金国，甚至同月或同日也曾经出现两种国号的称谓，比较混乱。因此可知，在《满文老档》里对涉及到国号的相关用语并没有严格的体例规范，甚至还存在以族名作为国名来自称的情况，诸申就是女真的另一个翻译名。

不过，看统计数字也知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以“金”作为自称的。因此，这才是正式国号。如果国号是“后金”的话，不可能只出现这一次。

朝鲜王朝的官方史书《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中记载，光海君十一年（1619年），努尔哈赤派人出使朝鲜，在给朝鲜的文书中盖有一方国印，这个印文是满文，朝鲜人看不懂，于是找人翻译，发现上面印的是“后金天命皇帝”。于是，这就成为了认为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为“后金”的一大证据，这个证据基于的是两国交往的正式文书上加盖的国印，可谓非常坚实。

然而这个证据后来被推翻了。1973年，台湾学者李学智在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上，发现了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时的一些旧档上加盖的一枚印玺玺文，这枚印玺是努尔哈赤时期铸造的，给朝鲜的文书中盖的印玺应该也是这一枚。

大家可以看下，印玺上刻的是老满文，李学智先生是满文专家，经他翻译，应该读作“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汉译为“天命金国汗之印”。

也就是说，当初朝鲜翻译的时候翻译错了，或者并非是直译，而是意译。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记载，当初翻译这枚印玺的玺文时，找的是蒙古学通事，他应该是对老满文不是很了解，就翻译为了“后金天命皇帝”。

这点从他们把“汗”翻译为“皇帝”也能看出来，大家知道，努尔哈赤建国后的称呼一直是汗，皇太极在1636年才改称皇帝的，可能是觉得“汗”与“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于是翻译的时候就混用了。又觉得中国之前已经存在过金朝了，为了方便区分，特意加个“后”字，称呼努尔哈赤建立的这个国号也为“金”的国家为“后金”。而朝鲜的官方史料在记载这件事时，称努尔哈赤的这封来书为“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 。

当时以及此后的一些朝鲜史料均受此影响，比如赵庆男的《乱中杂录· 续录》，收录了这封书信，称为“后金国汗奉书于朝鲜国王”，李民寏的《栅中日录》记有这封信的大意，开头便是“后金国汗敬达朝鲜国王”。李肯翊的《燃藜室记述》，这个时间就更靠后了，是18世纪后期写的史书了，他在记述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与相关书信时就称之为“后金”。

另外，从这几部史书中也能从中找到证明努尔哈赤建的国号是“金”的相关记载。比如《乱中杂录· 续录》提到，1621年，李永芳给朝鲜守将的其中两封信，上面均说自己是“大金国驸马王”。《燃藜室记述》对此也有记载，也说李永芳自称“大金国驸马王”，而且还记载了1622年，努尔哈赤再次给朝鲜送去了文书，其中说到“大金国汗与朝鲜国王”。

因此，朝鲜对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家的国号为“后金”的记载，或是源于翻译问题，或是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存在金朝了，为了方便区分，于是在自己的史书中称之为“后金”。

此后朝鲜的官方史料，还有称其为“后金”的情况。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一向以明朝为尊，从文化上也瞧不起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朝鲜希望在与后金交往时能顾及自身尊严，同时因为努尔哈赤兵力强大，又不愿意得罪他。

所以在国号的称谓问题上，不断以各种方式试探其底线，甚至一开始都不愿称呼其为后金国汗，担心这样做，相当于是承认了努尔哈赤建立的新政权，承认了他与朝鲜国王同等的地位，而是在回信中称之为“建州卫马法”。

直到1622年之后，尤其是后来皇太极即位后不久，在1627年派人出兵朝鲜，与其签订盟约。朝鲜被打服了，也不纠结了，官方史料中就再也没有“后金”的记载了，比如此次双方誓文中，朝鲜明确称呼对方国号为“金”。而朝鲜另一重要史料《承政院日记》里则是从来都没有国号“后金”的相关记载，都是称呼“金”。

不过，朝鲜民间还是在继续沿用这一用法。

在明朝的官方记录、私人著述中，也能找到一些努尔哈赤建国时称自己国家为“后金”的记录，这些也成为了认为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是“后金”而不是“金”的重要证据。

我们前面说了，努尔哈赤在1619年派人出使朝鲜，并递交了文书。由于兹事体大，朝鲜很快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自己的宗主国——明朝。《明神宗实录》对此有记载，并且说努尔哈赤以“后金”为号。

“伊以后金为号，而边臣书中却谓建州云者，本其受命于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称，而边臣书中却为马法云者，待之以番头也。”

对于此事，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记为：“万历四十七年五月，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侮嫚。”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中记为：“朝鲜方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彭孙贻的《山中闻见录· 建州》中说 “朝鲜谍报，建州移书称后金国汗，改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还有一些其他著作也有类似记载。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他们认为努尔哈赤建国时的国号是“后金”是因为来自朝鲜的奏报，此时明朝因为和后金交战，自己是不知道努尔哈赤独立建国的这个消息的，这次是因为朝鲜的告知，他们才知道的，这是他们当时对于此事唯一的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记录的是朝鲜方面的说法。

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朝鲜之所以称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号是“后金”而不是“金”，或是因为翻译错误，或是为了区别于之前女真族完颜部建立的金朝，才在其正式国号前加了“后”字。因此，这些记载不能成为努尔哈赤建国号为“后金”的证据。

在《明神宗实录》中还记载了一件事，万历四十八年，努尔哈赤在辽东张贴榜文招降，辽东经略熊廷弼把这件事上奏给万历皇帝，说在榜文里面，努尔哈赤称“后金国汗”，自称曰“朕”。这个不是来自朝鲜的奏报，而是明朝官员自己看到的。

熊廷弼

但是努尔哈赤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榜文里称自己是后金国汗呢？存疑。为啥？因为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大臣就此事给皇帝上奏折，他们也看过这个榜文，但是对榜文里努尔哈赤建的国号是“后金”还是“金”说法不一。

比如兵科给事中薛风翔说榜文里“自称后金，例我衰宋” ，户科给事中杨涟说“妖称后金天佑，辱我皇上以徽钦。”而通政使姚思仁说榜文“中间称金称国，称汗称朕”，湖广监察御史刘有源说“顷自奴酋，号金称朕，揭榜招降。 ”

明朝官员内部自己对榜文中努尔哈赤是称“金”还是“后金”，说法都不一样。很奇怪，按理说，看完同一个榜文后，不至于产生这样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当时对于如何称呼努尔哈赤建立的这个新政权，还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大臣就直接拿努尔哈赤自己建的国号来称呼，因此说是“金”，还有的可能受朝鲜对其称呼的影响，或是自己也觉得需要与先前女真族完颜部建立的金朝相区分，所以就称之为“后金”，这个“后”字是他们自己加的，而并非是榜文里自带的，不是努尔哈赤自己建的国号。

熊廷弼就属于后者，他在看完努尔哈赤发布的招降榜文后，在给万历皇帝上奏时，因为不是原文引用嘛，只是转述，所以称之为“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