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8日的山西太原，花粉大规模“侵袭”，伴随突发的雷雨天气，在大量过敏性鼻炎患者中引发哮喘，当地医院急诊科人流骤增。山西白求恩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张焕萍直接拿着喇叭站到桌子上，向排队的患者们科普雷暴哮喘的危险。当日，太原蒿属花粉浓度达到2000粒/千平方毫米，远

原创 张婉莹 南风窗

2025年09月11日 20:56广东

作者 | 张婉莹

编辑 | 何承波

空气中的花粉，肉眼看不见，但鼻子总能率先捕捉到它们的到来。

8月初，榆林人王惠一早起来连打十几个喷嚏，她赶紧关上窗户，并找出家中常备的过敏药物。王惠知道，推迟的花粉过敏季，终于还是来了。

9月8日的山西太原，花粉大规模“侵袭”，伴随突发的雷雨天气，在大量过敏性鼻炎患者中引发哮喘，当地医院急诊科人流骤增。山西白求恩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张焕萍直接拿着喇叭站到桌子上，向排队的患者们科普雷暴哮喘的危险。当日，太原蒿属花粉浓度达到2000粒/千平方毫米，远超诱发过敏的临界值（50粒/千平方毫米）。

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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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白求恩医院急诊科人流骤增/视频来源：山西日报

在三北防护林区域，这种过敏的“罪魁祸首”，正是一种蒿属类植物——沙蒿的花粉。每年7到9月的花粉季，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的医院，都挤满了鼻炎患者。

表面无害的沙蒿花粉，也深深折磨着王惠一家人。一家四口中，有三个是过敏性鼻炎患者。过敏季里，他们一天下得用掉三包纸巾。因为频繁擤鼻涕，鼻间被纸巾擦得皴红。不得已，王惠尝试用湿巾，揉成团塞住鼻孔，但还是难熬。“除了流鼻涕打喷嚏，我还眼睛痒、耳朵痒，恨不得将眼珠子抠出来。而且到了晚上，头痛得睡不着觉，喘不上气来。”

为了缓解过敏性鼻炎带来的痛苦，不少患者选择像候鸟一样迁徙。家住大同的林希带着患鼻炎的孩子坐上了去海口的飞机，她发现“孩子在去往太原的高铁上症状就越来越轻”。榆林人王惠则在暑假带着孩子去到云南，她发现孩子只要离开当地，“鼻炎症状就能马上减轻”。

榆林市变态（过敏）反应中心主任陈秀山受访时表示，早在2005年，榆林就有不少过敏性鼻炎或哮喘患者进京就诊。“专家来榆林调研，发现致敏原是蒿类。榆林的老沙蒿、黑沙蒿，就是其中的典型品种。”

榆林曾通过种植沙蒿来防沙治沙/受访者供图

20年过去，过敏性鼻炎患者有增无减。最新流调数据显示，榆林当地约有24.26%的居民患有过敏性鼻炎，以榆林380万人口计算，过敏性鼻炎患者人数就接近100万。一位当地人向南风窗表示：“谁家要是没有患鼻炎的亲友，那才是稀奇事。”

如此规模的人口，被同一种疾病困扰，政府部门将其列入首要民生实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榆林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专班办公室向南风窗透露，近几年，榆林为此投入约1.57亿元的专项经费，来解决困扰老百姓的鼻炎“大事”。

“榆林的过敏症防治，从来都不是榆林自己的事。”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学系主任尹佳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鼻炎患者最多的来自内蒙古地区，东三省以及山西、宁夏、甘肃等地也是鼻炎患者的“重灾区”。

深受沙蒿花粉之困的榆林，看似特殊，却也揭示了一种普遍困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城市，正经历着“过敏之痛”。蒿草花粉，并非过敏的唯一因素。

正如尹佳在《过敏医生赴榆林考察治沙植物纪实》所言：沙漠城市变成森林城市的同时，也进行着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向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跨越，或许这才是过敏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深层次原因。

一粒花粉引发的风暴

每年7月至9月，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沙蒿迎来盛花期。一株株灰绿色的植株顶端，悄然绽开米粒大小的黄绿色花苞。

这些花朵没有艳丽的色彩和香气，却暗藏“危险”。每株沙蒿能产生数亿粒直径仅20微米的花粉颗粒。在显微镜下，表面布满棘刺状的过敏原蛋白（纹路），像微缩版的星际探测器。

2025年9月，处于开花期的沙蒿/受访者供图

对植物而言，这是延续生命的自然仪式。与观赏性强、通过虫子传播花粉的虫媒花不同，引发人体过敏的通常是难以被人察觉却又无处不在的风媒花，如蒿草、豚草等，风媒花花粉量大，又非常轻。

在干旱少雨的西北风助力下，沙蒿花粉如同被鼓风机吹散的黄烟，升腾至百米高空。一场大风能让花粉飘散到数百公里外的城市，甚至钻入紧闭的窗缝。

据统计，沙蒿花粉季的峰值浓度可达1000粒/千平方毫米，远超诱发过敏的临界值（50粒/千平方毫米）。而在鄂尔多斯、赤峰、榆林、兰州等地，一到花粉季，城区花粉浓度大于800粒/千平方毫米更是家常便饭。在这个“极高浓度”下，相关部门会提醒居民应“避免外出，关好门窗，随身携带急救药物”。2022年9月12日，榆林甚至出现花粉浓度3126粒/千平方毫米的极高峰值，相当于诱发过敏临界值的60多倍。

鄂尔多斯市9月11日花粉等级浓度预报/图源：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极高浓度的花粉，成为诱发过敏的主因。当这些本身无害的花粉随呼吸闯入人体，一场由免疫系统主导的“过度防御战”，就此打响。

“过敏不是体质差，而是免疫系统对无害物质（过敏原）的一场过度反应。”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主任岳红红向南风窗解释，当过敏原首次进入体内，免疫系统误判为“危险”，产生特异性IgE抗体；当再次接触相同过敏原时，身体会启动“预防机制”释放出组胺等炎症介质，引发红肿、瘙痒等症状。

简单来说，花粉在人体引发过敏，需要突破防线、免疫误判、炎症风暴三个过程。

首先，当花粉表面的脂质蛋白黏附在鼻腔黏膜上，黏膜屏障受损者（如长期吸烟或空气污染暴露人群）更易“失守”。

如若人体免疫细胞将无害花粉错认为 “入侵者”，就会激活Th2免疫通路，释放大量IgE抗体，这些抗体则会像“通缉令”一样，贴满肥大细胞表面。

之后当花粉再次进入，肥大细胞瞬间“引爆”，倾泻组胺、白三烯等炎性介质。鼻腔血管在10分钟内扩张5倍，腺体疯狂分泌清水样涕——这便是过敏性鼻炎的经典开场。

过敏性鼻炎常见症状/图源：图虫·创意

这种过敏风暴更像是一场多米诺反应，从鼻塞、流鼻涕到全身，警报纷纷拉响。

最常见的是五官沦陷，譬如出现鼻塞流涕、眼红流泪、咽痒干咳等症状。部分患者也会皮肤“起义”，身体上冒出红色风团（荨麻疹）或湿疹，瘙痒难耐。最为致命的是，有超过40%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伴发支气管哮喘。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鼻炎患者群体的哮喘发病率，较正常人高4～20倍，当过敏性鼻炎诱发哮喘后，更会引发喉头水肿、窒息等风险。

在榆林人王惠认识的人中，有人因过敏性鼻炎诱发哮喘晕倒差点心肌梗死，更有人因过敏性鼻炎引发哮喘后，大脑长时间缺氧成为植物人。

岳红红在临床中发现，很多患者不把鼻炎当回事儿，也没有预防措施，当过敏季来临时，被花粉打了个措手不及。

既是功臣，也是元凶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但并不是一座典型的沙漠城市。

从市中心榆阳区开车前往榆林西南边的靖边县，沿途130多公里皆为绿洲。穿过主城区的榆溪河，两岸种有柳树。城区好几座绿荫环绕的公园，让这座塞北城市披上一层江南的温柔。

很难在城区找到沙蒿。当地人带我驱车近一个小时，来到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地带，才在黄沙中找到一簇一簇生长的沙蒿。

沙蒿是白沙蒿和黑沙蒿的泛称。为了大面积治理流沙，榆林从1958年开始飞播造林，开展防沙治沙的工作，主要草种是沙蒿。蒿类植物耐干旱，易成活，在榆林当地，除了黑沙蒿、白沙蒿，还有黄花蒿、艾蒿、碱蒿等近20种。

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的沙蒿，因耐旱速生，曾为治沙植物中的主力军/南风窗 张婉莹 摄

早些年间，毛乌素沙漠的风沙草滩区占榆林市总面积的36.7%。每到春秋两季，黄沙漫天，流沙随风侵压农田与城区道路，不少老一辈榆林人还留有“一张嘴一口沙”的记忆。

在一段时间内，沙蒿的确是防风固沙的“功臣”——众多植物中，只有它能在沙漠存活。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沙蒿帮助榆林完成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把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移了400公里，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典范。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位“功臣”却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元凶”。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榆林就开始出现过敏性鼻炎的病情。曾任榆林市政协委员的何彦兵，在上世纪末被确诊为过敏性鼻炎。每到过敏季，何彦兵就涕泗横流、喷嚏不断。他自嘲自己是天天抱着纸巾不离手，为国家造纸业作出“不少贡献”。

过敏性鼻炎影响生活质量/图源：图虫·创意

2002年，何彦兵调到上海工作，在沪期间一点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都没有，但当他2006年回到榆林，不仅所有症状全部回来，甚至还发展成过敏性哮喘。何彦兵告诉我：“这个病真怪，还能留在本地。就跟咱们衣服一样，走一走把它脱掉放下，出去回来一看，哎，还是得穿上。”

过敏性鼻炎让何彦兵成为了“候鸟”群体，每年一到过敏季，他就得离开榆林，向南方远离沙蒿的地方迁徙。像何彦兵这般的人，并不算少数。还有人为了躲避鼻炎，选择搬迁至其他城市生活。

随着过敏性鼻炎影响的群体越来越多，当地居民开始在网上呼吁政府重视过敏性鼻炎问题。

由于当时并不确定沙蒿是否为过敏源头，又因其涉及治沙的民生工程，在2003年至2006年期间，榆林神木县医院主动邀请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到当地做过敏原研究。

三北防护林的植被/南风窗 郭嘉亮 摄

研究发现，神木及周边地区的260例夏秋季花粉症患者，变应性鼻炎患者高达97.31%，哮喘患者超过四成，他们主要的致敏原，正是蒿属花粉。

一面是飞播沙蒿取得的治沙成果，另一方面是老百姓深陷过敏困扰，这考验着当地职能部门的智慧。即便一时难以证实当地患者完全是沙蒿导致的过敏，当地政府也果断采取了行动。榆林林业局在公开回应中提到，2014年榆林全面停止飞播造林，沙蒿已经彻底退出榆林治沙造林舞台，未来会用针叶林和油料植物逐步替代。

2019年，榆林首次将过敏性鼻炎相关问题，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如“开展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在市二院和儿童医院分别成立变态反应诊疗中心”“过敏性鼻炎纳入医保报销”等举措。

这场“过敏之战”，从人体的微观环境打到了公共政策的层面。

现代病与城市病

对榆林人来说，如何与过敏性鼻炎共存，是许多家庭的共同难题。

王惠整个家族几乎都患有鼻炎。“我和自己的亲姐姐、亲弟弟全都有鼻炎，我的两个小孩和我的亲外甥们，也都是过敏性鼻炎患者。”

从2008年患上鼻炎开始，王惠的鼻炎史有17年之久。为了缓解痛苦，早些年她选择离开榆林，定居西安，寒暑假才回来。令她没想到的是，孩子晓晓在三岁半时也患上了鼻炎。

王惠清楚地记着，晓晓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有天告诉她：“你孩子一分钟擤一次鼻子，严重影响其他同学，最好别来上学了。”

因为患有过敏性鼻炎，晓晓受到同龄人的嘲笑，王惠在晓晓7岁的时候，带其做了鼻炎相关的手术，但并未缓解，反而更严重了。“孩子对艾蒿过敏，因为没法完全远离过敏原，术后30%的复发率也让我们碰上了。”

过敏性鼻炎与慢性鼻窦炎的折磨下，晓晓常年睡不好觉，还出现记忆力下降等问题。令王惠心酸的是，不久前，晓晓过10岁生日的愿望，许愿的是“希望自己的鼻炎能好”。

2025年7月17日，一对年轻父母带着出现过敏症状的孩子在医院就医等候/南风窗 张婉莹 摄

晓晓并非个例，过敏性鼻炎的低龄化趋势，在各种研究中都清晰可见。

首都儿科研究所谷庆隆教授团队在2022年发表于《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近10年来，患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目前，中国儿童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为18.46%。也就是说，大概每5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患过敏性鼻炎，并且在不同地区，有着明显差异。

以《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修订版）》的研究为例，网络搜索引擎数据显示，东北、华北和西北“变应性鼻炎”搜索量与“花粉过敏”和“尘螨过敏”相关，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则只与“尘螨过敏”相关。并且就诊高峰为8月和9月，有45%的患者集中于这两个月去医院。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沙蒿在榆林早就存在，为何过敏群体在本世纪才集中涌现？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过敏）科主任岳红红告诉南风窗，关于过敏性疾病的成因，目前国际医疗界公认的解释，是人们生活方式、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多方面共同作用导致。并非所有沙蒿都会导致人体过敏。

扎根在沙漠上的植物/南风窗 郭嘉亮 摄

目前，国际上对过敏发病机制较为流行的学说是免疫屏障受损。简单来说，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导致环境的变化，现代生活也带来了“过度清洁”的生活理念，皮肤、呼吸道及消化道黏膜上皮屏障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过敏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可以说，过敏是一种“城市病”，沙蒿或许加重了过敏，但未必是全部原因。当经济开发改变生态系统、城市化重塑生活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过敏群体的激增。

医疗进步和卫生条件改善，降低了感染性疾病的负担，却也减少了免疫系统早期接触多样微生物的机会，这可能使得免疫系统更容易对无害物质产生过度反应，即所谓的“卫生假说”。

岳红红曾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坐诊，她发现，患者年龄呈低龄化趋势，且城市地区的患者高于农村地区。“比如你看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的过敏发病率高，那在我们这里，蒿类植物虽然在农村比在城市里多，但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让城市患者的发病率更高。”

图源：图虫·创意

在岳红红看来，过敏的发病机制，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导致。她向南风窗举例，由于全球变暖，植被长得更好，花粉量较之前更大。并且生活方式与遗传因素的改变，也让人们过敏的发病率更高。

除了蒿草类花粉之外，也有人对霉菌、尘螨、宠物毛发甚至冷空气过敏。而且，很多过敏患者在花粉过敏后，也容易引起食物交叉过敏，比如牛奶、鸡蛋、海鲜等食物也会成为过敏原。

这也能解释为何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并无沙蒿，但过敏问题却很常见。早在2010年，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开展了针对我国十余座城市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北上广的过敏性疾病发病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约20%）。如今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21年，上海交大医学院团队发布的研究显示，上海市学龄儿童中过敏性疾病的总体患病率为47.0%，低龄化趋势显著。

对于很多过敏患者，病程是渐进的。如果不施加干预，会从打喷嚏流鼻涕，再向过敏性哮喘发展。在哮喘患者中，至少70%的人患的是过敏性哮喘，这部分患者年龄段集中在20～40岁，城市人口占比高。

如何“脱敏”

与花粉的“战争”，已迫在眉睫。

今年6月，榆林出动直升机，在避开居民区和农业设施的前提下，对榆林城区周边近10万亩土地喷洒沙蒿抑花剂。

喷洒抑花剂的沙蒿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巴巴，但没死，仅失去开花的功能。喷洒抑花剂的沙蒿，与自然生长状态的沙蒿完全是两种景象，正如相关部门所述：“我们不是让花粉完全消失，而是减少花粉数量，就像给花做了绝育一样”。

在榆林实际走访时，南风窗发现，榆林城区的路灯杆上会不断喷洒水雾。当地市民表示，从2021年起，就有路灯杆加装了喷淋装置，可以使空气中的尘埃落地，降低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

事实上，榆林已建立一套系统性的机制，以应对定期侵扰的花粉。

6月13日，直升机在榆阳区闫庄则西北侧喷洒沙蒿抑花剂/图源：榆林日报

榆林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从2019年到2023年，榆林对流调、科研、治疗、环境治理等工作进行分工，分别由牵头单位负责实施。

早在2019年，当地在神木、绥德、定边、榆林中心城区设置4个花粉监测网点，每天动态收集分析花粉暴片数据，并在各类媒体平台进行日浓度播报。

2020年起，榆林开始对城区闲置空地上的沙蒿等杂草开展全面清理，转而栽植各类绿化苗木、铺设草坪，之后还对城市外围5至10公里范围内的林分进行改造，用樟子松、河北杨、沙地柏等树种逐步替代沙蒿。

今年4月初，榆林市气象局启动花粉监测预报，实时监测不同时间段、不同气象条件下流动的花粉颗粒数，并通过“榆林花粉播报”小程序，向市民公布花粉浓度信息。

截图自“榆林花粉播报”小程序

在治疗上，榆林邀请北京、西安等专家“打飞的”来进行医疗援助，并将过敏性药物纳入当地医保。

早些年，当地不少患者专程飞往北京去治病。为了解决市民这一问题，从2018年起，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会在当地过敏季，每周末派2位医生从北京飞至榆林出诊。

2021年8月12日起，过敏性鼻炎被纳入当地城乡居民、城镇职工门诊慢特病管理，城乡居民每人每年可报销500元，城镇职工每人每年可报销2000元。

譬如，用来治疗严重过敏性哮喘的奥马珠单抗，因为单针价格昂贵（1700元+），很少有城市将其纳入医保范围，但榆林做到了。

然而，面对过敏性鼻炎，“治标”只能缓解症状，“治本”才有可能解决核心问题。

2022年起，榆林市政府统筹策划、联合北京协和医院指导，为500名市民进行免费脱敏治疗——通过脱敏制剂对患者进行多次变应原刺激，促使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免疫耐受——寻求可以“治本”的解决路径。

但脱敏治疗并不适用于所有过敏性鼻炎患者，需要根据患者的过敏程度、耐药性、身体素质等“量身定制”用药计划，通常治疗周期较长，治疗周期需持续3～5年。

通过一系列针对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的推进，2024年榆林过敏性哮喘门诊就诊人次同比下降22.8%，重症住院人次同比下降18.8%。逐步实现“重症减轻症，轻症减无症”的工作目标。

即便如此，要根除过敏性鼻炎依然很困难。过敏问题，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危机。近几十年，全球的过敏性鼻炎逐步增加。世界过敏组织称，全球10%至30%的成年人，正深受其困。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尤甚。

美国新泽西州哈肯萨克梅里迪安医学院的过敏症专家、医学教授莱昂纳德·比洛里研究发现，过去25年，美国人对不同过敏原的敏感性翻了一番。2023年，美国CDC数据显示，25%的美国人，至少患有一种过敏症。

正如尹佳所述：“我们正经历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过程，各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病都在增高。”

人类与过敏的战争或许永无终局，但鼻炎发病率与经济指标的同步上升，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发展在解除传统健康威胁的同时，正在制造新的健康挑战。

这要求人类以更系统的方式看待健康与发展的关系——不仅追求经济增长，更要关注如何通过环境规划、公共卫生政策和生活方式的调整，减轻现代生活带来的健康代价，让每个人都能在经济发展的成果中自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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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