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2月的一个清晨，上海火车站笼罩在刺骨的寒风中。一名身着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快步穿过人群，试图登上开往南京的列车。
1952年2月的一个清晨，上海火车站笼罩在刺骨的寒风中。一名身着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快步穿过人群，试图登上开往南京的列车。
他正是“大康西药房”老板王康年——此时的他已接到风声，得知警方即将对其药房展开搜查。然而，他尚未踏入车厢，便被埋伏的便衣警察当场抓获。这场追捕的背后，是一场震惊全国的制假售假大案。
就在当天凌晨，上海警方突击搜查了位于黄浦区的大康西药房。
在地下室的隐蔽仓库中，专案组发现了12吨假药原料（包括石膏粉、滑石粉）、24万张伪造的上海信谊药厂和华北制药标签，以及一本详细记录交易的黑色账本。
账本显示，1951年9月至1952年1月，王康年向朝鲜战场供应了五批次假药，总交易额达300亿元旧币（折合新币300万元）。
这一金额相当于当时上海普通工人群体数十年收入的总和。
更令人痛心的是假药的后果。前线3200多名志愿军伤员因使用这些药品导致感染、败血症等并发症，其中926人因无效救治死亡。
这一数据被收录于《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医疗悲剧之一。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数百万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然而，美军对运输线的封锁使国内药品供应陷入极度短缺。
前线医院中，一支青霉素在黑市的价格被炒至1两黄金，许多伤员被迫用盐水冲洗伤口，甚至以煮沸的粗布作为绷带。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战士的牺牲并非因为敌人火力凶猛，而是因为缺医少药。每一份伤亡报告都令人心如刀绞。”
在此背景下，上海私营药房成为政府的重要采购对象。王康年的大康西药房凭借早年积累的行业关系，被列入供应商名单。
然而，他迅速利用这一机会牟取暴利。
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的案件记录（档案编号：SH-1952-JA-037），王康年从1951年初开始实施三项犯罪手段。
1. 以次充好：将过期药品重新贴标，或在抗生素中掺入面粉、淀粉；
2. 伪造批号：在地下室私刻公章，仿制上海信谊药厂等知名企业的包装；
3. 贿赂质检：通过金条贿赂部分监管人员，使假药通过抽检。
一名曾在大康药房工作的会计在审讯中供述：“王老板常说，‘前线的兵活不过三天，谁查得出药有问题？’” 这种泯灭良心的逻辑，成为假药流入战场的直接推手。
1951年冬，长津湖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某野战医院接收了大量冻伤伤员。
军医张怀民在日记中记录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我们领到一批磺胺药片，但伤员服用后高烧不退，伤口溃烂流脓……后来发现药片竟是石膏粉压制而成，毫无药效！”
类似的悲剧在多处战场医院发生：假青霉素导致感染截肢、掺水葡萄糖注射液引发败血症、劣质止血棉絮加速伤口恶化。
据《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统计，1951年9月至1952年1月，志愿军因伤病死亡率较前期上升42%，其中70%的死亡病例集中在使用大康药房供应的医院。
一位幸存老兵回忆道：“许多战友本可以活下来，但用了那些药后，伤口溃烂速度反而加快。起初我们以为是天气严寒，后来才知道问题出在药品上。”
王康年的假药帝国建立在极低成本与高额利润的失衡之上。
以一支假冒青霉素为例：生产成本仅旧币500元（约新币0.05元），而军方采购价为旧币3万元（新币3元），利润率高达5900%。
据上海市公安局结案报告，涉案的300亿元旧币被用于购置房产、进口汽车，甚至计划投资香港地产。
讽刺的是，警方在其保险柜中发现一封未寄出的信件，其中写道：“待局势缓和，可赴港另设新厂。”
这一案件暴露了当时私营药企监管的严重漏洞。
1952年前的药品供应链中，私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但政府缺乏系统的质量抽检机制。部分地方监管人员甚至与黑心商人勾结，为假药流通提供便利。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投机倒把罪”判处王康年死刑。
公审大会上，一位志愿军烈士的母亲含泪质问：“你害死我儿子，赚的黑钱能换回他的命吗？”
这一场景通过媒体报道震动全国，成为新中国打击经济犯罪的标志性事件。
案件直接推动了医药监管体系的根本性改革：
1. 药品专营制度：1953年起，军用药品由国营药厂统一生产，私营企业退出供应链；
2. 质量检验体系：设立华东、华北等大区级药品检验所，实施“批批检、件件查”；
3. 法律完善：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增设条款，明确规定制售假药致人死亡者可处死刑。
这些改革奠定了新中国药品安全的基础，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任何发国难财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73年后的今天，王康年案仍具深刻警示意义。它揭示了战争时期资本逐利的疯狂，也暴露了监管缺失的严重后果。
抗美援朝老兵李长顺在2021年的采访中说道：“我们不怕美国人的飞机大炮，怕的是背后射来的黑枪……那些假药，比子弹更毒。”
来源：巴州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