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4月12日，贝德士在上海写了一封“致朋友的传阅函”，函中对即将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情况、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及可能引起的麻烦作了说明：“这本书未受地域限制，包括中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可靠统计资料，不过南京一项在其中占特别重要位置，因为在我们

▌杨菁 著

贝德士不仅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资料提供者、书籍编辑的主要筹划者，他还是最早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方面的作者之一。

1938年4月12日，贝德士在上海写了一封“致朋友的传阅函”，函中对即将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情况、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及可能引起的麻烦作了说明：“这本书未受地域限制，包括中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可靠统计资料，不过南京一项在其中占特别重要位置，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市中残忍性得到了集中体现。因此，日本当局将有可能特别憎恨南京这个小小的外国传教士群体，尤其是我。费吴生先生（南京安全区总干事乔治·费奇的中文名）由于其日记被引用，马吉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被刊载，都将严重受牵累”，“此书利用了我在（1937年）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937年）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日陈述过去数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状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信我虽未署名，但南京和上海（即或不包括东京）的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和案例上签名，多少也受到牵累”，“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由此可见该书的史料性、真实性，也反映了提供材料之外国侨民不畏强暴的正义与勇敢。

贝德士，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曾获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20年被基督会任命为传教士，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1934—1935年在哈佛大学进修，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写下提供给报刊记者的《南京一瞥》新闻稿，记录了日军进入南京两天来实施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最后总结说：“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官员在演说中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这简直令人作呕”，并对日本当局提出希望说：“必须要有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军方和政界），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迅速而有效地挽回这些天来日本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受到的损害。”

12月15日，撤离南京的美国记者斯提尔、杜丁、史密斯等将该报告带往上海，迅速为许多报社、通讯社的通讯报道所引用，斯提尔又将该报告的复印件亲手交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在1938年1月5日向国务卿报告中国战局时附上了贝德士的这份记录，并作说明：“贝德士博士所记述的情况全都是事实，这些可对照一下日军占领时期在南京的斯提尔先生和其他新闻记者所报道的，是准确无误的。”

由贝德士所写的新闻稿可见，他不仅勇敢地揭露日军的暴行，更希望能尽快制止暴行。自12月16日至27日，贝德士以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名义连续致函日本使馆，陈述日军抢劫、奸淫给平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抗议日军的暴行，期望日军恢复纪律。 （26）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