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来皇位轮不到李从厚坐。但大哥李从审战死，二哥李从荣造反，他才幸运的荣登大宝。故此，当上皇帝的小李有点心虚，一是因为年纪小（不到20岁），资历、威望、功勋什么的要啥没啥，大把的骄兵悍将别说心服了，面子都不怎么给；二是他还有个战功卓著而且深得军心的“哥哥”李从珂

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明宗李嗣源病逝，传位于第三子李从厚（《新五代史》载为第五子），是为后唐闵宗。

本来皇位轮不到李从厚坐。但大哥李从审战死，二哥李从荣造反，他才幸运的荣登大宝。故此，当上皇帝的小李有点心虚，一是因为年纪小（不到20岁），资历、威望、功勋什么的要啥没啥，大把的骄兵悍将别说心服了，面子都不怎么给；二是他还有个战功卓著而且深得军心的“哥哥”李从珂，一直是心腹大患。

话说李嗣源一家子都是沙陀人，偏偏李从珂是个汉人，咋回事呢？当年老李带兵打下镇州（今河北平山）的时候，抓到个漂亮的小姐姐，直接把人家就地正法了。等爽完了，才发现小姐姐还有个10岁的大儿子。他也不嫌弃，直接收为义子。这个原本姓王的拖油瓶，就是我们要说到的李从珂。

话说晚唐五代那会儿，各大藩镇军头都有俩“共同爱好”。其一曰“好人妻”，就是黄花大闺女累觉不爱，就喜欢抢别人家的老婆。而且越是冤家对头的、身份越高贵的就越爱不释手，老不老丑不丑什么的都无所谓，简直是遍地曹贼；其二是认义子，反正就是发现个不错的人才就划拉过来当干儿子。像最绝的李克用干脆组建了个“义儿军”，里边的几千号人理论上都是他的义子，朱温晚年时也曾打算把大位传给义子朱友文，而非亲生儿子。

李嗣源就是李克用的义子之一，靠造反砍死正牌货后上位。那么李从珂为啥就不能有样学样？

所以不等李从珂造反，李从厚就先发大军征讨，还差点就赢了。为啥是“差点”？史书上都在大肆渲染危急关头李从珂登城哭反大军，这才反败为胜，实际上呢？哭城肯定是哭了，但要是李从珂展示一下身上的累累伤痕、诉说一下自己的累累战功以及蒙冤受屈的悲愤与不甘，就能让十余万围城的大军倒戈相向，那可就太高估了后唐官兵的觉悟，同时也太低估了他们的跋扈与贪婪。

真正让李从珂转危为安的，是他当众许诺只要诸军“阵前起义”，就人均赏钱百缗（贯）。话说当时一个大头兵的年薪（赏赐）差不多就二十来缗的样子，等于调个头就能白赚4、5年的钱，谁不心动？

虽然李从厚赶紧加倍跟庄许下了二百缗的赏赐，但大头兵们都觉得他拿不出那么多钱，“信用记录”也不如李从珂，所以才照反不误。而李从珂在造反成功后，为了兑现诺言不惜公然劫掠洛阳、拷打富户官员搜刮财帛，但到底也没凑够当初许下的赏赐数额。

于是“众军失望”，打起仗来一下子就没了劲头。所以曾被李嗣源、李从珂父子暴打过无数次的石敬瑭与契丹人才支棱了起来，轻轻松松的就把后唐灭国了。

当时的军队和武人，就是这么草蛋。

而这种恶劣的风气，曾经非常有希望被逆转掉。因为老天空降过一个猛人，他白手起家，威望极高，所以能大力整顿军纪，把大小军头归拢得服服帖帖，谁不服就打到你服，关键是谁都打不过他。

如果他成功了，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五代十国，也不会出现两宋的赵家皇帝为了保住江山挥刀自宫，搞什么崇文抑武。那么还会有靖康之变、崖山蹈海以及满蒙进占中原吗？

当然他最后还是失败了。也许是哀其不幸，所以他被史家骂得极狠，简直堪比曹贼。要知道曹老板挨骂，主要源于他是法家拥趸，“唯才是举”嘛，等于是把儒家的里子面子统统掀了个底朝天。而我们今天要说这位老兄，又捅了谁家的马蜂窝？

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出来了，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朱温。

朱温，宿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曾被唐僖宗李儇赐名全忠，称帝后又改叫朱晃，当然我们还是更习惯称之为朱温。

他出身在一个乡绅家庭，门第在当时不算高也不算低，起码有跟当地官员联姻的资格。不过在家中排行老三的朱温打小就不走寻常路，就是不想好好过日子，成天结交些狐朋狗友，到处惹是生非，惹得人嫌狗憎。

简单说，就像今天的街溜子、二混子，或者干脆把他想象成成名前的刘邦或曹操，基本都差不离。

所以当乾符四年（877年）黄巢打到附近时，朱温就跟着二哥朱存投了军。可能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让狗眼看人低的家乡父老，尝尝“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滋味？

结果老黄非常不给力，被官兵打成狗，一路逃到了岭南。连累得朱二哥也战死了。朱温拼死拼活，才混成了个队正，领50个兵。

但因为各藩镇勾心斗角，都想养寇自肥，这才给了黄巢喘息之机并时来运转。此后不但发起了反攻，还一口气打穿中原、占领长安。而在此期间，朱温凭借招降诸葛爽，大败李思恭、李孝昌等实实在在的功劳，开始出人头地，被黄巢任命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

但老黄非常坑。因为当时同州还在官兵手里，朱温想上任，就得自己去打。可问题是同州不难打，却很难守住，比如那个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就一直盯着这块地盘，谁敢来抢就跟谁急，而他麾下的3万精兵，朱温根本打不过。

这对别人是个天大的难题，但唯独对朱温不是。因为他非常擅于逆向思维，就像打不过王重荣，那还打个毛线？干脆就投了啊！不但要投，还非拜其为舅父不可，看你好不好意思赖掉大外甥的地盘。

自己实力不行且有求于人时，朱温的身段就特别柔软，而且从来不把面子当回事，腰杆硬了之后则睚眦必报。这点也跟曹老板非常像，甚至更胜一筹——像他当初被黄巢围住暴打时，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向李克用求救。等围解了、敌跑了，李克用对他就没啥用了，于是立刻翻脸不认人，弄出个上源驿之变，把汴、晋两镇弄成了死仇。

后来朱温又被秦宗权按住一顿削，为了求天平节度使朱瑄来救，双方结拜为兄弟。可等到转危为安后，他转过头就悍然攻打天平、泰宁（节度使为朱瑄的兄弟朱瑾）两镇。而且这一打就是十年，简直就是不死不休的那种。

——哥哥你不死，兄弟我睡不着觉啊！

类似的破事朱温可没少干。比如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跟他一起干李克用，堪称铁打的交情，朱对罗以兄事之。可等到老罗挂了，儿子罗绍威上位受阻，赶紧呼叫朱叔父帮忙时，后者打着“助葬”的旗号派遣精兵潜入魏州（今河北大名），突然对大名鼎鼎的魏博牙兵发起袭击，“时宿于牙城者千余人，迟明尽诛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为之一空”（《旧五代史·卷十四·列传第四》）。

晚唐时一度号称天下第一强藩的魏博镇从此一蹶不振。但这还没完，忙“帮”完了，朱温却赖下不走了，半年就花掉了魏博钱财上亿，吃掉牛羊70万头。悔得罗绍威哀嚎“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唐纪第八十一》）——这就是成语“铸成大错”的由来。

你看看这都是什么烂人。还没说他偷头号心腹幕僚敬翔的老婆，J淫部下张全义全家女眷，更别提跟一大堆儿媳妇公然扒灰，简直让曹老板见了都得甘拜下风。

所以这厮遗臭万年，看起来似乎理所应当。

但历史上的很多人，你真不能盲从所谓的风评，还得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来就事论事。

比如始皇帝，身后名一塌糊涂，被骂了两千多年，直到近现代才勉强有了个近乎客观的评价；再如王莽，当初篡汉时简直是被万千民众、包括一大堆刘氏宗亲硬生生捧上去的。后来破鼓万人捶时，骂的最凶、打得最狠的恰恰也是他的“前粉丝”；又如王安石，人家一开始根本不想站出来当显眼包，结果一大帮围观群众在那叫唤“安石不出，奈苍生何”；等他出山变法了，又是同一帮人开始哀嚎“安石一出，苍生奈何”——感情上你们嘴唇一碰下嘴唇，怎么讲都有理是不？

其实，这么迅速的变脸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战国争雄，相互厮杀数百年。这样的生活，甭管是诸侯、权贵、兵将还是百姓都打疲了、过麻了，当然想有所改变。但怎么改变？大多数人能想到的，是出个（周）文武、成康那样的明君或齐桓、晋献这样的霸主，能够震慑住各路宵小，让大家过太平日子就行。可你嬴政是咋干的？一口气把别人都吞了，什么赵人魏人楚人齐人统统都弄成秦人，还得按照秦法行事，这谁受得了？

王莽也差不多。西汉末年皇权不振，世家强横，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搞得很多人不满。他们的想法，大概也是企望有个像汉武、汉宣那样的雄主再造中兴，起码也弄个文景那样让大家有个好日子过的皇帝当家。看来看去，好像那个叫王莽的外戚就不错？

结果老王上台后就要把土地收归国有，又要释放奴隶，步子迈得有点大。这下又把所有人整不会了——我们是想让你这么干，但那是搞别人，没让你搞我啊？就连奴隶都不愿意了，你不让我当奴隶，那我吃啥？

还有王安石，为啥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变法好？因为那时大家都没钱，就想让看起来很有本事的老王出山给大家搞钱。结果这厮倒是没少搞，但却是把大家的钱都搞到皇帝的腰包里去了。虽然他说，大家先忍一忍、苦一苦，最后一定会共同富裕，可谁信他？大伙就知道现在的腰包变得更瘪了，这就没法忍了，所以不反你反谁？

理想总是很丰满，但现实总是很骨感。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总是那么大。

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人最后都失败了，成王败寇嘛，所以自然甭想再弄个好人人设。

其实朱温也一样。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为梁——以这一年为分界点，他几乎变了个人。

称帝前的朱温，将之比作汉祖唐宗，即便有写过，但也没有多过分。

无论是志向、眼光、韬略，在当时他都是独一档的存在，甭管是大唐朝廷还是各大藩镇，能跟老朱比肩的半个也无。更重要的是，他一手练出来的汴兵超级能打，还是那个乱糟糟的世道里的无数个割据军头中，几乎唯一懂的治理内政、邀买人心的。对其多有诟病乃至故意黑化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宣武节度使“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士虽苦战，民皆乐输”（《旧五代史·捐一百四十六·志第八》），搞得河南老乡感恩戴德，纷纷给他立生祠。

这要是换在别的朝代，打又打不过，钱粮还没你多，人心好像也不在自己这边，那还战个鸟？大多数敌对势力往往半推半就就降了，要么传檄而定。就算是死硬顽抗的，通常也没啥抵抗的能力，给你十来年，足够统一天下了吧？

西汉一统用了4年，东汉11年，西晋15年，隋朝8年，唐朝10年——朱温花了10年时间又做到了什么？就勉强拿下了天平、泰宁、武宁三镇，连个河南都未能全部讨平，还有个平卢镇杵在那跟他比比划划呢。

已经五十多岁的朱温没有多少时间了，现实逼得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既然无望为天下之主，起码能在河南这一亩三分地上说一不二吧？于是朱温开始收兵权，具体说就是撤掉节度使，由朝廷直辖、派文官治政。命令一下，一直很听话的同州、河中、昭义等镇直接就反了，一直要钱给钱要兵出兵的成德、魏博等镇也相继翻脸，开始跟老对头李克用勾勾搭搭，你让他还能怎么办？

算了，累了，都毁灭吧。

已经没几天活头的朱温彻底躺平任撸，开始胡作非为——搞不定军头，还搞不定儿媳妇？

大多数王朝末年都不乏军阀，但哪朝哪代的军阀都没晚唐能折腾，还给自己折腾出个专属称号，叫藩镇割据。

藩镇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更非唐朝首创，自B朝以来便已有之，像北魏设的六镇就是藩镇的雏形。只不过后来贺拔胜和宇文泰搞出来个更好用的府兵制，藩镇这玩意才暂时被撇到了一边。

但府兵制对一个王朝的管理能力要求太高。一个普通的府兵家庭起码得分好几百亩地（府兵140亩，男丁100亩，女子30亩），一旦承平日久人口激增，地不够分了，府兵制就完蛋了，所以李隆基只好再捡起募兵制取而代之。但募兵制下再想把绝大多数军队放在长安乃至关中附近就做不到了，因为朝廷财政养不起，只能把负担甩给地方，遂有天宝十节度。

藩镇这个魔鬼一旦放出了笼子，再想抓回来，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安史之乱，本质上就是场藩镇混战，由忠于朝廷的七镇节度大战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这一仗打了八年，生生打烂了个盛唐，结果表面上是把叛军打服了，实际上呢？这边安史之乱刚平息掉，那边朝廷就不得不在河北重设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节度使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哪个不是安史旧将？尤其是田承嗣，到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辖区内大建特建“二圣庙”。哪二圣？安禄山、史思明是也！

你问朝廷怎么办？捏着鼻子、闭上眼睛假装看不着呗，还能咋滴？

故此陈寅恪先生才会说，安史之乱后的大唐“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

所以在唐亡前的150年里，河北三镇一不高兴就造反，简直跟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朝廷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搞出一大堆藩镇来，等河北一反，就一拥而上群殴丫的。

开始这些藩镇还挺听话，但时间长了就不乖了。为啥？因为大家都想明白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有河北那帮刺头。万一用力过猛把人家干没干残了，朝廷会怎么办？当然是削藩了！想想李光弼和仆固怀恩是怎么死的？

所以河北再叛，跑去平叛的诸藩就先猛打猛冲演戏给朝廷看，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开始摸鱼放水，把战局拖成了一滩烂泥。最后朝廷没办法，只能和稀泥，于是原来啥样现在啥样，直到开始下一个重复循环。

后来天降猛人，就是唐宪宗李纯。他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于是大力武装和操练神策军，随后便是横扫诸藩——讨西川、伐镇海、战成德、定义武、收魏博、平淮西、降淄清，一时间打得藩镇皆服，史称元和中兴。眼瞅着削藩就要成功了，结果李纯一扭头就跑去炼丹了，于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更要命的是，因为征伐过甚，导致神策军实力大损，又得不到整补，自此一落千丈，成了天下知名的弱鸡。这样一来，谁还鸟朝廷？

著名的“长安六破、天子九迁”中，安史进了长安那是谁都没辙，吐蕃人能杀进来纯属偶然，泾原兵乱可以说是意料之外猝不及防。以上都算事出有因，大家都能理解，并不会因此对朝廷产生什么想法。

可黄巢之乱一起，一切就都变得不一样了。

黄巢之乱，过程极其惨烈，结果特别严重，影响非常深远。但要说老黄有多能打、多难灭，估计晚唐诸藩会齐刷刷的翻个大白眼——这不是扯淡吗？

黄巢是河北人，起事也是在河北，但拉起人马后干得第一件事就尥蹶子往黄河南边跑，还美其名曰“黄王（仙芝）会师”。其实到底咋回事他心里没数？身为本地人，他太清楚这帮天生的贼坯有多能打了，干脆连点想法都没有，就是跑。

结果到了河南，还是被打成狗。想着淮南藩镇能弱鸡点吧，想去占把便宜，结果继续被打成狗，直到被一口气撵到了岭南。

在那个时候，岭南跟宁古塔没区别，所以可以想象老黄这是被削成了什么熊样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事实上他跑到广东后，部队水土不服，病死了一大堆，粮食也不够吃，想抢劫都找不到人抢……眼瞅着要彻底完蛋了，黄巢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就算死也得死个离家近点的地方。

结果一北上，他惊讶的发现头两年还如狼似虎的诸藩，这回莫名其妙就怂得一批，纷纷婴城自守不说，还时不时的把些不甚紧要的城池主动让出，供其补给。

就这样在双方无言的默契下，黄巢大军一路破洛阳、陷潼关，直至兵临长安城下。唐僖宗李儇能咋办？只能撒丫子跑路。

前后两回为啥差距这么大？原因很简单，李儇倒是早躺平了，可田令孜田公公不想躺啊！人家雄心勃勃着呢，想再造中兴，首先要干的就是削藩。诸藩收拾黄巢，那是有朝廷大义，所以能齐心协力，才会顺风顺水。可田公公要削藩，大家都不乐意，但彼此间不但矛盾重重而且没人愿意挑头闹事，那咋整？干脆让老田跟老黄狗咬狗好了！

于是诸藩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只给华山一条路，黄巢想不去长安都不行。

想想这事，有多草蛋？

而田公公显然没咬过黄巢，无辜的天子只好跑路。可李儇觉得自己无辜，诸藩却不这么觉得，他们只会认为朝廷这块招牌是越来越不顶用，那咱们是不是该换个别的活法了？

更重要的是，黄巢之乱前，朝廷对藩镇大体上是能控制住的——河北老大难不用提，河南河东不怎么听话，主要体现在上缴赋税拖拖拉拉，能拖欠就拖欠。但要是朝廷硬气点，他们也不敢不从。关北、川中、淮南、江南什么的就非常乖顺了，朝廷甚至能换节度使，这就非常难得了。

所以朝廷控制藩镇，使其无法割据的办法就是拉一拨打一拨，尤其是不能允许他们扩张。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比如中唐时的淄青镇非常恭顺，朝廷让干啥就干啥，从没二话。可后来因征伐河北有功，朝廷也没控制，导致该镇急剧扩张，一度“连州十余”。地盘一大，心就野了，自然不肯听话，直至李师道干脆反了。幸亏那会儿猛男李纯还没去炼丹，操起神策军一顿削，才把这个新刺头打老实了。

所以以后谁再敢抢地盘，朝廷就拉起一堆藩镇群殴。在阻止强藩扩张这个问题上，诸藩倒是跟朝廷立场一致，打起来也比较卖力。故此从中唐之后的百多年里，朝廷主动或被迫倒是新设了不少藩镇，但类似东周、汉末似的诸侯争霸的场面却从未出现，藩镇也割据不起来。

因为抢不了地盘嘛，还争个毛线争，都洗洗睡了得了。

而且长此以往，更使得诸藩养成了“守护犬”的习气。即保乡卫土势若疯虎，不惜死战，死了都不服。可一旦出境作战就成病猫，发多少赏赐都提不起精神。故此晚唐时在吐蕃、回纥、南诏等传统外敌相继没落，契丹、党项等新兴势力尚未成气候的大好形势下，却固步自封，极其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也为后来的五代、两宋之暗弱埋下了伏笔。

而这，可以说是朱温悲剧的由来。

黄巢之乱的另一大“成果”，就是新军阀势力的崛起。而新军阀的代表，就是朱温、李克用、杨行密以及李茂贞。

之所以被称作新军阀，是因为他们敏锐的察觉到朝廷权威的崩塌，第一时间开始了吞并战争，这才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但他们的扩张，很难说是成功的。

李克用东征西讨走不出河东，杨行密身陷两淮，李茂贞只要东出必遭群殴……更不用说朱温了，终其一生都迈不出河南半步。

为啥这么难？只要看看河北就知道了。

曾让宇文泰、杨广、李世民、李隆基等雄主束手无策甚至是手忙脚乱的河北，到晚唐时已经彻底堕落了。具体的表现还是二百多年后的司马光说得最清楚明白：

“自是父子相继，亲党胶固，岁久益骄横；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唐纪第八十一》）

简单说就是阶级固化了，形成了个腐朽堕落又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但与历朝历代的贵族、士族、士大夫等“高大上”的垄断势力不同，晚唐藩镇最大的利益集团却非常草根，居然是普通士兵。

比如说魏博镇，官最大的是节度使，理论上大家都该听他的话吧，可实际上呢？僖宗年间的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就因为非常没有安全感，密嘱儿子乐从训招募亲兵。结果事泄为牙兵所知并大肆鼓噪，吓得乐从训外逃、乐彦祯为保命干脆辞职出家为僧，部将赵文玣则被牙兵公推为节度使候选人（节度留后）。

没多久乐从训招募了兵马想反攻倒算。已经跟乐家父子撕破脸的牙兵要求赵文玣出战，老赵有点不愿意，就被一刀斩掉狗头，然后又公推小校罗弘信继之，再一战俘斩乐从训——好像还忘了点什么事，对了，死了儿子还有老子！于是已经当了和尚的乐彦祯被抓来砍头，然后悬首州城。

别以为就魏博或是河北出这种烂事，驱将杀帅在当时的各大藩镇简直是司空见惯。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就是朱温的那个便宜舅舅，已经够谨慎的了，把自己的兄弟、儿子在军中安插得到处都是，谁敢造反必然死无葬身之地。那又怎么样？部将常行儒照样造反将其杀之，哪怕没多久就被老王的弟弟王重盈千刀万剐，可谁在乎？

杀了常行儒，更有后来人！

导致乐氏父子被杀的导火索就是他们想招募亲兵。为啥要招募亲兵，是因为不信任牙（衙）兵，而之所以有牙兵，是之前他们更不信任镇兵……

镇兵、牙兵、亲兵，后来很多被吓破胆的节度使又搞出来个院兵，就是自家院子的那个院。后院兵马使、三宅指挥使之类的奇葩职务，也只有晚唐和五代出现过。若非赵大、赵二赶紧弄出个崇文抑武，会不会还将出现寝兵甚至床兵？

节度使和他们的大头兵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存在了，这样的藩镇，到底是谁在割据？

所以曾经以一隅对抗全国达百多年仍不落下风的河北藩镇，内部早已四分五裂。面对李克用、朱温如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几无还手之力，通常是挨顿打，就要降了。

可降是降，但绝对不可能无条件投降。那什么条件？其实也很简单，即保持现状——藩镇还是那个藩镇，兵还是那些兵，你顶多能换个节度使，但别的都不能动。除此之外，要钱给钱，要粮给粮，就算调河北兵出镇作战，只要钱给够，也不是不能商量的。

武勇绝伦，史上堪与之相比的仅刘裕、李世民等寥寥数人的李克用，偏偏一点政治头脑没长，就觉得这也没啥大不了了，基本都能答应。可朱温呢，则坚决不肯答应。

朱李等人之所以被称作新军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地位、权势以及军队基本都是白手起家，自己亲手打出来的，而不是父子相继或干脆像罗弘信那样是被别人推举出来。所以他们本身就极具权威，部下也比较听话，就算有人想造反也不容易。

但李克用跟朱温的情况还不一样。这个被射瞎了一只眼睛的超级猛男是沙陀人，起家的班底就是沙陀三部。而蕃胡好贵种，说白了就是奴性很重，所以李克用的班底非常扎实——别人败一场就可能完蛋，而他初起事时时常败得一塌糊涂，但转过头去就能再拉出更多的兵马，这谁扛得住？

况且老李不但能打，而且讲义气，进攻打头阵，撤退亲自断后都是常规操作，所以非常得军心。故此晋军哪怕待遇差些也愿意跟着他干，换成别的藩镇早不知杀将驱帅多少回了。

论勇武和胆略，一个李克用能干掉十个朱温；但要论起政治头脑和作为一方之主的基本素质，一个老朱能顶十个老李不止。

叛巢归唐后，朱温被任命为宣武镇节度使。他就带着几百人上任，然后就理所当然的遭到汴镇（宣武镇治汴州）地头蛇们一致的抵制、排斥和阴奉阳违，甚至一度打算将其武力驱逐。这要是换了除老朱外的任何一人，早就妥协或认命了，然后混日子凑合过，没准哪天就跟乐彦祯父子一个下场。

可朱温半步也不想退。在最初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宁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求救兵、认了一堆便宜兄长，也坚决不用汴镇的旧兵旧将。反正就是自己招兵自己练，宁可用黄巢、秦宗权的降兵，哪怕这些新兵烂得一批，能被老兵打成狗，仍旧不改初衷。

所以那时的朱温，堪称诸藩中最弱的一个，随便来个人都能把他揍到怀疑人生。

但战争又是最锻炼人的，偏偏河南还是个四战之地，正好又有黄巢、秦宗权这些既不那么难打、打起来还政治正确的弱鸡给他练手。所以打着打着，朱温的兵就越打越强，从前打个喷嚏就能让他全军感冒的朱瑄、朱瑾、李克用什么的，开始被他反过来一次次揍得“单骑走免”。

为啥只有朱温的兵进步得这么快？因为人家一手带出来的，听话啊！能承受严重的伤亡和相对较差的待遇，可以忍受严酷的军纪——朱温敢颁布“拔队斩”之令，就是队长战死，全队皆斩。还敢给士兵脸上刺字，这在别的藩镇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更吓人的，是在朱温的麾下，谁都当不上节度使！

在魏博、幽州、成德等旧藩镇，节度使上任后最重要的事除了给大头兵猛发赏赐，就是给有实力的军头安排个油水十足的职位，即镇将。像魏博有六州之地，每州至少都得设个镇将，要是还不够用还得往县里安排。每个镇将都相当于个小节度使，有自己的地盘军队，自己收税。至于听不听节度使的话全看心情，所谓听调不听宣是也。

哪怕是李克用、杨行密、李茂贞这样的新军阀，也得这么干。甚至在打下新地盘后，还得在原藩镇设新的节度使。谁不这么干，就没人跟你干，早晚得完。

而你的部下也当上了节度使，还会听你的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像朱温和李克用一样，杨行密跟钱镠也是老冤家，是南方最大的两股割据势力，成天打生打死。

天复二年（902年）钱镠的部下徐绾、许再思率武勇都叛乱，围攻杭州内城，老钱一时间危在旦夕。此时恰逢杨行密又来揍他，前锋大将田頵已经围住了杭州外城——内外交困下，钱镠是不是就要完蛋了？

哪能啊，起码杨行密就坚决不同意！他先是数度严令田頵退兵，又遣使跟钱镠联姻，最后干脆出兵攻打武勇都，还抓住了徐绾，将其绑送钱镠处置。

这种谜之操作看上去很难理解，但在当时就理所当然。田頵已经是淮南镇里最大的一座山头，再得攻灭钱镠之功，不给他个节度使当当说不过去，大概率人家就要反了。可当上了节度使的田頵，还会听杨行密的吗？

所以宁予外贼，不予家奴，真不是一百多年前某个老太太的发明，属于是传统智慧了。

朱温打下的地盘是杨行密的数倍不止，要是算上附庸势力更能把他甩出十条街，但人家就是一个节度使也不给，就是这么牛批。

当然这么说也是不准确的——葛从周曾被朱温任命为泰宁军节度使，庞师古也在临死前干过一年的感化军节度使，义子朱友谦以及丁会当过河中、昭义节度留后。但在朱温的眼皮底下当节度使，军队不是你的，还不许收税，能得到的就是个虚名，还有什么意思？

附庸势力，大多在河北，属于是他实在打不下来的妥协之举。但妥协归妥协，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搞你、把你的节度使搞没。所以朱温拼命的从当地搜刮钱粮，逼你出兵消耗，像罗绍威求援，本来是说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他非得花费巨大代价屠掉八千牙兵，还让大军赖在魏博不走，生生吃掉人家七十万头牲畜。

他就差那么几口肉？其实目的还在于“消耗”二字而已。

但这个套路用久了，再迟钝的人也想明白了——老主就是要削藩，就是想让大伙都当不成节度使。

这谁受得了？所以原本附庸的河北诸藩纷纷倒戈投了李克用，这也是后来后梁亡于后晋的根本原因。

甚至连原本很听话的汴兵也受不了。所以当收到撤藩命令后，朱友谦和丁会也干脆投了李克用，

可以这么说，削藩无论对于我们后人还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件无比光荣伟大正确的。可对当时真正掌握权势的人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

自南B朝以来，武夫当国就是趋势、是主流。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有无数的利益集团攀附在这一制度上吸血并吸得脑满肠肥时，藩镇这个玩意是否祸国殃民和理应被淘汰，就根本不重要了。

像魏博镇，从朱温到李存勖到石敬瑭，前赴后继的把这个老牌藩镇的刺头足足屠了三次半，但结果如何？到了北宋立国快一百年了人家还反，就是要“魏人治魏”，就是不服外地朝廷，跟他说啥都没用。

所以朱温终其一生打不出河南，不是他不行，换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了那个混乱奇葩的时代，一样好不到哪儿去。

这么说可能有点绝对。如果朱温的底线能灵活点，手腕再圆滑点，比如说你愿意当节度使就当吧，只要肯称臣交税，军队名义上归我就行——信不信头天令下，第二天天下就重归一统了？

但李克用大概率会照旧不服。但区区一个河东，要是没有朱温逼过来的大把盟友出钱出兵帮忙，你当后唐真能灭得了后梁？

但朱温，就是不想这么干。所以在时代的浪潮下，他就如同一只螳螂，徒劳的想要阻挡一辆飞驰而过的马车，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等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时，已是天不假年，干脆自暴自弃，找儿媳妇哈皮去了。

而甭管后梁、后唐、后晋还是后汉、后周，所谓的皇帝无非就是个最大的军头罢了。下面的全是大军头、中军头和小军头，整一个藩镇套娃，说不定哪天就反了，然后杀掉皇帝自己坐上那个位置。

天子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朱温又能如何？

赵大赵二为啥就能崇文抑武，能力更强的朱温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咋就拿出一杯酒就轻而易举的解决掉了？

原因很简单。经晚唐至五代百多年的厮杀，最桀骜不驯的刺头差不多死光了，活着的也基本都打疲了、杀麻了，再也受不了了，早就盼着过上太平日子了。

所以说生不逢时的朱温，注定成为那个时代的异类。而异类总是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所以被指摘、谩骂乃至于黑化，也就成了必然。

来源：倾听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