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土木堡之变爆发，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太师也先俘虏，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此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臣主张南迁，而石亨则建议"尽闭诸门，坚壁以老之"，即关闭所有城门，坚守不出，等待瓦剌军队因粮草不足而退兵。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土木堡之变爆发，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太师也先俘虏，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此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臣主张南迁，而石亨则建议"尽闭诸门，坚壁以老之"，即关闭所有城门，坚守不出，等待瓦剌军队因粮草不足而退兵。

然而，于谦力排众议，认为"贼张甚，又示之弱，是愈张也"。他深知，如果示弱，只会助长瓦剌的气焰，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于是，于谦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分遣诸将兵二十余万，列阵九门外，自己与石亨帅副总兵范广等阵于德胜门以当贼冲。他悉闭诸城门，绝士卒反顾，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明史·于谦传》记载："谦令诸将列阵九门外，自与亨帅副总兵范广等阵于德胜门。悉闭诸城门，绝士卒反顾。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

于谦的这一策略，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典运用。在死亡的威胁下，士兵们不再有退路，只能奋勇向前，最终成功击退了瓦剌的进攻。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挽救了明朝的危局，也使于谦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种极为冒险却又极其有效的战术策略。它源于人性深处对生存的渴望——当人类被逼到绝境时，往往能爆发出超乎想象的战斗力。

背水一战是最为经典的“死地求生”案例。韩信率领三万新兵对抗二十万赵军，他派遣两千轻骑兵夜间埋伏，自己则带领主力背靠河水列阵。

赵军见韩信背水列阵，讥笑其不懂兵法，倾巢出击。韩信的军队退无可退，只能拼死战斗。同时，伏兵乘虚攻入赵军空营，更换汉旗。赵军见大营被占，军心大乱，最终被韩信以少胜多。

韩信战后解释：“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不是盲目冒险，而是精心设计的战术——他率领的是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只有将他们放在死地，才能迫使他们为生存而战。

昆阳之战中，刘秀展现了类似智慧。公元23年，王莽派42万大军围攻昆阳，城中守军仅8000余人。刘秀带着13名亲趁夜突围，白天又故意散播“援军快到了”的消息，制造恐慌。

他亲率三千精兵突击敌营，斩杀敌军大将。恰逢暴雨滂沱，河水暴涨，刘秀借洪水发动总攻，42万新军瞬间崩溃。此战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也为刘秀日后建立东汉王朝奠定基础。

巨鹿之战和井陉之战同样体现了“死地求生”的军事智慧。项羽破釜沉舟，只带三日口粮，表示不胜则死的决心；羌人唐旄利用地形设伏，都是利用环境与心理因素创造胜利条件的典范。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展现的军事才能并非个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往往文武兼修，与现代专业分工截然不同。

▲古代读书人为何要习武知兵？

六艺是古代儒家教育的基础，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和“御”直接与军事技能相关。这种教育理念培养出的不是单一的知识分子，而是全面发展的人才。

王阳明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他带兵通水沟、抓盗匪，运用各种方法包括威胁利诱、离间计等解决问题。因为他有功夫，士兵们才听从他的指挥。

卢象升是明末著名文官将领，史载他“虽文士，善射，娴将略，能治军”。每遇战阵，他总是“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是一位有勇有谋、敢于冲锋陷阵的儒将。

▲诸多书生将领的军事成就

班超投笔从戎，带领三十六人平定西域诸国。凭借智慧与勇气，他借用了当地兵力，实现了“不费力的仗”。

范仲淹作为北宋著名文学家，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他被派去镇守西夏时，虽然是个文人，却治军甚严，懂得攻守的道理。西夏军队对他非常惧怕，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说法。

虞允文更是一个典型例子。1159年，金帝完颜亮率六十万大军南侵，南宋政权危在旦夕。当时六十多岁的文官虞允文发现金军主力试图从采石矶强渡，形势危殆。

他擅自组织当地兵勇，利用渔夫放流鱼网杂物堵塞河道，再用有限的霹雳炮轰击金船，最终大破金军主力，保住了南宋政权。

古代中国与现代社会在人才培养上存在根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目标的差异

古代教育追求培养通才，六经六艺的学习使人“能明心见性，知所进退还舍”。古人认为：“文武合一生命才能成其大，才能主宰自己的生命，否则无勇无谋，随人主宰。”

现代教育则侧重于专业分工，培养专门人才。许多人“虽学有专精，却不善文，也不能武，缺少人生智慧，更没有积极面对的人生态度，拿不起，放不下，什么都怕，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行。”

▲成功标准的变化

古代成功标准较为多元，既看重文化成就，也重视军事才能和个人气节。如文天祥既是状元出身，又能带兵抗元，最后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现代社会则往往以物质财富为衡量标准，“穷文富武”被重新解释为“单纯追求文科知识可能难以致富，而身体健康、意志坚强的武者反而更容易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

▲实践机会的不同

古代文人有很多机会实践军事才能。王阳明第一个任务就是带兵去通水沟、抓盗匪；卢象升也是从文官转为军事指挥官，成功镇压农民起义并对抗清军。

现代人很少有机会体验真正的领导力和决策力训练，更多的是在专业领域内精进。现代社会用运动取代了武功，“运动相关的活动很多，武功的活动却少之又少”。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触发了人性最深处的生存本能。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人类往往会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创造力。

集体意识的觉醒是这种战术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当所有人都面临同样命运时，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统一，士兵们会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卢象升深谙此道。他在军中粮饷不继时，作为一军主帅，与将士一样饿了3天肚子。这种同甘共苦的精神“得将士心，战辄有功”。

领导者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也不可忽视。刘秀在昆阳之战中亲自率领三千精兵突击敌营；卢象升总是“身先士卒，与贼格斗”。

这些行为极大激发了士兵的斗志——当看到身份高贵的领导人都不惜性命，普通士兵自然会拼死效命。

文化信念的支撑为这种极端行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儒家思想中的忠义观念、历史意识和个人气节，使得许多文人武将在面临死地时能够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决心。

文天祥被俘后，写下《正气歌》和《过零丁洋》，表达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定信念。这种文化底蕴赋予了他面对死亡的力量。

古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和文武合一的教育理念，对现代社会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逆境思维的培养至关重要。现代人生活相对安逸，很少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应对逆境的能力。

“死地求生”的智慧告诉我们，压力和环境限制往往能够激发创新和突破。个人和组织有时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舒适区”之外，以激发潜能。

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值得重新审视。现代教育体系过于强调专业分工，导致许多人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或身体锻炼。

古代文人必习武的教育理念提示我们，身心合一、文武兼修可能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更佳途径。正如钟老师所言：“功夫是内修的，修到最后境界出现时，就能体会到生命是有个磁场的。”

领导力的本质在这些历史案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不是躲在后方发号施令，而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身作则。

于谦关闭城门，自率军队出城列阵；刘秀亲自率军突击敌营；王阳明发威起来也会将人斩首示众——这些行为都展现了领导者的决心和勇气，从而赢得下属的信任和服从。

文化自信和价值信念的重要性在这些历史故事中尤为突出。文天祥之所以能够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是因为他有坚定的文化信念作为精神支柱。

现代社会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很多人缺乏坚定的价值信念，这在面对极端情况时可能导致心理崩溃。古代文人武将的故事提醒我们，文化传承和价值信念是应对危机的重要资源。

来源：海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