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6年，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军区司令员的刘海清的大哥刘河清原本是准备带着妻子以及儿子去北京看望弟弟。

刘海清

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要和大家聊一聊20世纪80年代的治安问题。

20世纪80年代治安问题确实很突出，突出到什么程度？

1986年，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军区司令员的刘海清的大哥刘河清原本是准备带着妻子以及儿子去北京看望弟弟。

没想到第一次在广元乘坐火车时，由于乘坐火车的人太多了，刘河清本人没能挤上火车；他只能给弟弟打电话告知情况，并且改签了火车票，乘坐第二天的同班次火车。

然而，谁也没想到，刘河清在第二天上火车之前和弟弟通完电话，上了火车后就从此人间蒸发，了无音讯。

80年代的火车

换言之，刘河清上了这趟火车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谁也不知道老人家去到哪里，遭遇了什么。

因为刘河清是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哥哥，铁路、公安以及沿途驻军都曾出动人员帮忙寻找，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一年后，刘海清司令无奈之下只好在老家给哥哥建立一座衣冠冢。

亲哥哥人间蒸发这件事也成了刘海清司令永远的遗憾。

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治安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治安会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呢？

介绍信

根据学者研究，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极大的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也使得一般治安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举一个典型的代表：介绍信。

在改革开放初期，介绍信一直是个人出差旅行、单位外调以及购买特殊商品的唯一合法凭证。

可以说没有介绍信，出差和旅行就是不可能的。

全国许多省市的小偷都把介绍信称之为“脚”，意思是没有介绍信，小偷想流窜作案都不方便。

不少地方都出现过正常的走亲戚，结果因为没带介绍信，被民兵直接扣下的事情。

甚至有作家还看过给乞丐开的介绍信：

兹有本村王老汉到你处讨饭，多给干的、少给稀的。此致革命的敬礼！

这还真不是杜撰，人民日报社旗下《健康时报》的副总编赵安平就曾经撰文说过，他曾经亲眼看到过给乞丐开的介绍信。

介绍信

如同介绍信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效果呢？

答案是当然有效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显示，1970年全国范围的人口迁出与迁入的数据在21‰左右，到1970年代中期更降到17‰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呢？

2015-2020年间，人口迁出规模前五的省区有河南、安徽、四川、广东、湖南，迁出数据在34%左右。

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里的“一大爷”就是基层治保人员

基层治保组织的老化。

新中国的基层治保组织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打了全盛时期。

基层治保组织的成员都是经过群众推选的治安积极分子组成，他们“全靠觉悟，义务工作”，比如电视剧《情满四合院》里的“一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就是基层的治保人员。

治保人员积极护厂、护矿、护路、护桥、巡夜、放哨，保护夏收、秋收，保卫社区、农村、机关、工厂（企业）和学校安全，在治安保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底啊，基层治保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状况每况愈下，在工作中往往力不从心。

据云南省1983年调查，“农村治保会活动开展得好的仅占10%，活动一般的占70%，基本不起作用的占20%”。

80年代

而北京的调查则发现，有的治保会“3个月之内有两名治保主任离职，一个去宾馆打扫卫生，每月挣300元，一个回家看孩子。东板桥西巷31个居民院没人看护，防范工作出现空白点”。

而且，客观地说，基层治保人员其实并没有执法权，但是他们在进行基层的治安保卫工作时，多多少少出现了“越界”的行为。

以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为例，当许大茂丢了一只鸡后，“一大爷”等治保人员召开了全员大会，一致认定是“傻柱”偷了许大茂的鸡，并且还让男主角“傻柱”赔偿许大茂5元钱。

但事实上，“一大爷”等治保人员是没有这个权力私自认定“傻柱”偷鸡以及让“傻柱”赔钱的。

如果搁在现在，“一大爷”最多只能让许大茂报警，由警察来处理。

改革开放后，一切开始走向正规化，基层治保组织的无力化，和此有很大的关系。

外国摄影师镜头下的80年代广州青年

第三个原因就是大批知青返城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增多。

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就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

根据相关统计，截止1979年，全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口已经达到了2000万，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而1980年，国家正式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知青返回城市，这就让原本就已经很大的就业压力再次骤增。

1980年代第一家肯德基开业

哪怕是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都有大量的待业人口。

以广州为例，1980年，广州市待业人口超过20万，平均2.5户广州居民就有一人待业。

庞大的待业队伍中，既有大龄的返城青年，也有非常年轻的新增待业人口。这部分处于躁动的年龄阶段的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同时他们又受到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因此，有些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这也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治安问题严重的原因。

参考资料：

《“无星战将”刘海清：猛将拔于卒伍 最怯登台报告》，李卫平，中国新闻网；

《中国人口省际流动的新动向：基于七普数据的解读》，澎湃新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人口流动与管理》，赵入坤，《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3；

《改革开放初期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改革》，钟金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3；

《1983年广东“严打”始末》，陈雷刚，《红广角》2012.8；

来源：兰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