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迅速掌控武汉三镇，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成为清末首个省级革命政权。此时，军政府虽已建立，但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规范政权运作、界定权力边界，亟需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确立新政体的基本原则——《鄂州约法》（全称为
一、《鄂州约法》的制定背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迅速掌控武汉三镇，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成为清末首个省级革命政权。此时，军政府虽已建立，但缺乏明确的法律框架规范政权运作、界定权力边界，亟需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确立新政体的基本原则——《鄂州约法》（全称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的制定，正是这一现实需求的产物。
武昌起义的核心组织者多为新军将士与本地革命团体成员，擅长军事行动却在宪政建设方面经验不足。
1911年11月，宋教仁自上海抵达武汉，因其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系统研习过西方宪政理论，且曾参与《民报》编撰，对民主共和制度有深刻理解，遂被湖北军政府邀请主持《鄂州约法》的起草工作。宋教仁也借此机会，将西方近代宪政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试图为新生的革命政权构建首个法治化的制度框架。
二、宋教仁主导的《鄂州约法》起草
宋教仁在起草《鄂州约法》时，以西方“三权分立”原则为核心，同时兼顾革命时期的政权稳定性，形成了结构清晰、理念先进的法律文本，全文共7章60条，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
（一）确立“主权在民”的根本原则
约法开篇即明确“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彻底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君权神授”理念。为落实这一原则，约法规定国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与自由：包括人身、住宅、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且“国民有选举及被选举权”“国民有纳税、服兵役之义务”，形成“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现代公民意识。这一设定打破了传统封建体制下“臣民”的附属地位，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突破。
（二）构建“三权分立”的政权结构
宋教仁借鉴美国、法国的宪政模式，在约法中设计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权架构：
行政权：由“都督”行使，都督为鄂州军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由国民选举产生，任期三年，可连任一次，负责执行法律、管理行政事务，但需受立法机关监督，若有违法失职行为，立法机关可提出弹劾；立法权：归属“议会”，议会由各属人民选举的议员组成，负责制定法律、审议财政预算、监督行政机关，拥有对都督的弹劾权与对法律的解释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立法机构；司法权：由“法院”独立行使，“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且“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确保司法独立不受行政权力干预。这种三权分立的设计，旨在通过权力制衡防止专制集权，是宋教仁对西方宪政理论的直接实践，也为后续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制度蓝本。
（三）明确地方自治与国家统一的协调
考虑到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独立的局势，《鄂州约法》既肯定地方政权的合法性，又暗含国家统一的导向。约法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确立省级政权的完整架构；同时在“附则”中指出“中华民国之鄂州，将来与各省联合为一共和国，当适用中华民国宪法”，明确鄂州作为地方政权的属性，为后续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政权建立预留了空间，避免了地方割据的潜在风险。
三、《鄂州约法》的历史意义
《鄂州约法》虽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代，实际施行时间较短，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性质文件，承载着宋教仁的宪政理想，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宪政实践的首次尝试
在此之前，中国虽有清末“新政”时期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但该文件本质是“君主立宪”框架下维护皇权的工具；而《鄂州约法》是革命政权自主制定的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宪法文本，首次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宪政核心原则转化为具体法律条文，从理论层面的倡导转向制度层面的实践，为后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乃至现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宋教仁政党政治理念的初步体现
宋教仁一生倡导“责任内阁制”与“政党政治”，主张通过议会选举、政党竞争实现民主治理。《鄂州约法》中对议会权力的强化（如弹劾都督、审议预算），本质是为“议会政治”搭建制度基础——通过赋予立法机关足够的权力，制约行政权力，为后续政党通过议会参与政权、实现“政党轮替”创造条件。这种理念虽在后来的民国政局中因军阀混战未能完全实现，但《鄂州约法》作为其首次制度实践，清晰展现了宋教仁对民主政治的具体构想。
（三）推动民主思想的传播与普及
《鄂州约法》制定后，迅速通过报纸、传单等形式在全国传播，其“国民权利”“权力制衡”等内容，让普通民众首次接触到现代民主理念。
例如，约法中“国民有言论自由”的规定，打破了封建专制下的言论禁锢；“选举与被选举权”的赋予，让民众意识到自身在国家政治中的角色，推动了民主意识的觉醒，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奠定了基础。
四、宋教仁与《鄂州约法》的局限
受限于武昌起义后的复杂局势，《鄂州约法》与宋教仁的宪政理想也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约法中“都督”的权力虽受议会制约，但革命时期的军事环境导致都督实际掌握军政大权，议会的监督职能难以充分发挥，体现出法律文本与政治现实的脱节；另一方面，约法对土地问题和底层民众权益”的关注不足，未能充分回应当时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削弱了其对底层民众的吸引力，也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生问题上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鄂州约法》仍是宋教仁将西方宪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重要成果，它不仅记录了近代中国追求民主法治的早期探索，成为宋教仁宪政思想的集中体现。
宋教仁始终以“构建民主共和制度”为核心目标，其思想与实践虽因1913年遇刺而中断，但他对中国近代宪政发展的贡献，早已融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
来源：棱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