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崇祯八年的深秋，南京贡院旁的书铺里，秀才吴应箕正把一摞《东林点将录》往火盆里扔。纸页烧得“噼啪”响，火星溅在他满是冻疮的手背上，他却像没知觉——这本把东林党人比成“梁山贼寇”的小册子，是他上个月应非东林党官员之托写的，如今收了银子，却看着满城人因为这册子互相攻
崇祯八年的深秋，南京贡院旁的书铺里，秀才吴应箕正把一摞《东林点将录》往火盆里扔。纸页烧得“噼啪”响，火星溅在他满是冻疮的手背上，他却像没知觉——这本把东林党人比成“梁山贼寇”的小册子，是他上个月应非东林党官员之托写的，如今收了银子，却看着满城人因为这册子互相攻讦，心里堵得发慌。
“吴相公，您这是干啥？李大人还等着您写续集呢！”书铺老板急得直拉他。吴应箕把最后几页纸摁进火里，声音发哑：“写什么写？昨天我看见东林的钱先生被人当街骂‘阉党走狗’，可我明明知道，他上个月还把自己的俸禄全捐给了流民！”他蹲在火盆边，看着灰烬飘起来，“我原以为写这些能换些银子给母亲治病，可现在才明白，我们写的不是文章，是杀人的刀子啊！”
可没等他反悔，非东林党的李大人就带着家丁堵了门。李大人把一锭银子拍在桌上，冷笑：“吴应箕，拿了钱就想反悔？你要是敢断笔，我就把你给我写稿的书信交给东林党——到时候，你这‘卖文求荣’的名声，够你在江南文坛死十回！”吴应箕攥着拳头，指节发白，最后还是拿起了笔。三个月后，他母亲病逝，他守灵时看着那锭没动过的银子，突然一口血喷在灵前，没多久就随母亲去了。临死前，他把那些没写完的稿子全烧了，灰烬里还掺着眼泪烧出的湿痕。
同一时候，陕西榆林的官道上，参将贺人龙正用马鞭抽打着停滞的粮车。车斗里的小米袋破了口，金黄的米粒撒在满是泥泞的路上，被往来的马蹄踩成了泥。“还愣着干什么？再不快走，延安的流民就要反了！”他对着押粮的兵丁吼道，可兵丁却苦着脸递过一封公文：“将军，户部的信，说这粮得先运去北京——东林的王大人要修书院，说流民的事‘不急’。”
贺人龙一把夺过公文，撕得粉碎。他想起昨天在城外看到的场景：三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围着一棵枯树啃树皮，孩子的母亲跪在地上，抱着他的马腿哭求“给口饭吃”。“不急？”他红了眼，“等流民真反了，别说书院，整个陕西都要没了！”他翻身上马，对着粮车吼：“都给我往延安开！出了事我担着！”
可这事还是传到了北京。东林党人当即参他“抗命不遵”，非东林党本想借机打压东林，却因为贺人龙不是自己派系的人，竟也跟着落井下石，说他“拥兵自重”。崇祯本就多疑，一道圣旨下来，贺人龙被革职查办。押解他去北京的路上，正好遇上李自成的起义军。起义军里有不少他当年救过的流民，有人劝他“反了吧”，贺人龙却摇了摇头：“我是大明的兵，不能反。”最后他被斩于北京西市，临刑前，他望着陕西的方向，喃喃道：“要是粮能送到……”话没说完，刀就落了下来。
崇祯十七年三月，紫禁城的御书房里，太监王承恩正帮崇祯整理奏折。案几上的奏折堆得像小山，可十封里有九封在吵“南迁”的事——东林党人杨继盛跪在地上哭：“陛下乃九五之尊，岂能弃祖宗陵寝而逃？臣愿与京城共存亡！”非东林党的周奎却急得跳脚：“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虚礼？留得青山在，才能东山再起啊！”两拨人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星子都溅到了崇祯的龙袍上。
崇祯揉着发疼的太阳穴，拿起一封关于李自成逼近昌平的急报，声音沙哑：“别吵了！先说说，昌平的守军够不够？粮草够不够？”可没人接话——东林党人还在指责周奎“贪生怕死”，周奎则反骂杨继盛“沽名钓誉”。崇祯猛地把急报摔在地上，龙案上的砚台都震倒了，墨汁泼了满桌：“朕养你们这群大臣，是让你们保家卫国的，不是让你们在这里骂街的！”
可骂声还是没停。直到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攻到西直门，那些吵了一辈子的大臣才慌了神。杨继盛头一个跑出宫门，想投降起义军，却因为穿了一身官服，被起义军当成“贪官”砍了头；周奎则把家里的金银财宝藏起来，跪在门口迎接起义军，可最后还是被起义军抄了家，活活饿死在柴房里。
而崇祯，在煤山上看着火光冲天的紫禁城，手里攥着一封血书——那是他咬破手指写的“诸臣误朕”。王承恩在他身边哭道：“陛下，要不咱们突围吧？”崇祯摇了摇头，看着远处互相砍杀的大臣，苦笑道：“突围？往哪突？这满朝文武，早就把大明的江山，当成他们党争的赌桌了。”他解下腰带，套在老槐树上，最后看了一眼皇宫，闭上了眼睛。
后来有人在吴应箕的书桌上，发现了一张没烧完的纸，上面写着“文人无德，甚于无才”；在贺人龙的军营里，粮车还停在原地，车斗里的小米已经发了霉，旁边放着他没来得及送给流民的饼；而崇祯的血书，被一个小太监藏了起来，上面的“诸臣误朕”四个字，被泪水浸得模糊不清。
其实吴应箕本是个有良知的秀才，若不是为了给母亲治病，绝不会写那些攻讦的文章；贺人龙更是个实打实的忠臣，一心想保境安民；就连杨继盛和周奎，早年也都做过些实事。可一旦卷入党争，他们就像被缠上了蛛网的蝴蝶，越挣扎陷得越深——为了派系利益，吴应箕放弃了良知，贺人龙成了牺牲品，杨继盛和周奎则丢了底线。
更让人痛心的是，明朝的印刷术太发达了，那些党争的细节被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有人在日记里写“今日参倒东林一人，大快人心”，却只字不提流民的惨状；有人在书信里谋划“如何伪造证据扳倒对手”，连自己的良心都卖了；甚至还有人把“梃击案”“红丸案”这些宫廷疑案当成党争的工具，根本不管真相是什么。这些文字像一根根针，扎得后人心里发疼——不是疼明朝亡了，是疼那么多本可以救国的人，最后都成了党争的殉葬品。
就像吴应箕烧不掉的书稿，贺人龙送不出的粮草，崇祯写不尽的血书，明朝的党争从来不是“忠臣与奸臣”的对决，而是一群被派系裹挟的人，在“赢”的执念里，亲手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深渊。他们吵赢了对手，却输掉了江山；争到了一时的意气，却留下了千古的骂名。而那些曾经让他们红着眼斗来斗去的恩怨，最后都随着紫禁城的火光，消散在历史的风里，只留下一声叹息，提醒着后人：内耗不止，国将不国。#明朝历史#
来源：湘西超风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