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们这些退休的人，怎么就凑一起住了呢？”楼下的王嫂把瓜子往兜里一搁，抬头冲我喊。

“你们这些退休的人，怎么就凑一起住了呢？”楼下的王嫂把瓜子往兜里一搁，抬头冲我喊。

“图个乐呵呗，还省钱。”我笑着回她。

“那不怕吵吵？”她又来一句。

“吵不吵，得看我们这群人是不是会过日子。”我指指头顶的阳台，上面晾着的被单被风拍得有节奏，像一面面小旗子。

我今年五十七。

我姓郑，大家都叫我郑姨。

我住在我们市西头的一座老筒子楼里，楼是九十年代单位分的，砖红外墙，雨季一来就起白花，看上去像老年斑。

以前这楼里多半是我们厂的工友，如今大多搬去新小区了，剩下的不是空房就是老面孔，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这人爱热闹，但也怕热闹。

怕的是那种没规矩的热闹，吵个你死我活，早晚得闹出毛病。

爱的是心里有数的热闹，像老戏匣子里一出一出地唱，唱到好处，收住。

说到“我们这养老方式实在太爽了、省钱开心不孤单”，其实也不是一拍脑门决定的。

我这辈子头上风雪不少，一步一脚印走过来，脚底下那点泥巴，干了也有味道。

我原来在棉纺厂挡车，二十岁进厂，三十八那年厂子改制，先压工资又压人心，最后连最后一班车也停了。

我那会儿家里上有妈下有女儿，男人做木工活，忙时不着家，闲时盯着天。

新世纪头几年，街上流行一句话，叫“下岗不下岗，饭碗自己端”，我就是自己端，夜里端着饼铛烙饼，早上拎到早市卖，肩上常年勒出两条硬硬的筋。

那时候我还年轻，腿脚利索，苦也不是苦。

后来妈脑梗，半边身子不灵，当年我们那片儿里有句顺口溜，“老太太住院，儿女都犯难”，犯难是真的。

救护车把妈从小区抬出去，抬走了我的底气。

我开始算账，日子没法不算账。

妈的药钱怎么凑，女儿的学费怎么凑，我自己这副骨头架子还能撑几年，我发现世界上最牢的算盘不是珠子，是人的心。

三年前，妈走了，送走的那天是小雪，树杈上挂了白霜，我在医院门口坐了半小时，没掉眼泪，心里像有人用小刀划了一下又一下。

人走了，家就空了。

闺女那时在南方上班，打电话说：“妈，你要不搬我那边去住？”

我说：“你那儿上班忙得跟打仗似的，房子租来的，厨房都挤不过两个人，别折腾你妈了。”

我看着老房子墙上那些钉眼，钉眼是旧岁月遗留下的句点，密密麻麻，像对我说话。

我不愿离开。

老邻居王嫂来敲门，端来了两碗糯米圆子，说热乎着，别饿着。

她说楼上六单元的老胡，老婆走了，儿子在外地，不回来。

她又说对门的丁阿姨，老伴儿去世几年了，一个人守着屋，日里黑里都开着电视。

我看着她，说：“咱们这楼，怎么渐渐都成了一个人的屋。”

她说：“人老了就这样。”

我忽然觉得心里起风，想起小时候在我们东北老家冬天往炕洞里塞玉米芯，火一旺，炕上一阵一阵暖，把人熬出汗。

人老了也该有个“炕洞”，把根往里塞，火旺起来，屋里就亮堂了。

那天晚上，我提着一袋子饺子皮和一把葱，去敲老胡的门。

老胡开门的时候，胡子拉碴，穿着旧毛衣，领口磨得发白。

他看见我，愣了下。

我说：“包饺子。”

他就笑了，牙缝里卡着青菜丝。

我说：“你家有擀面杖不？”

他摇头。

我说：“你看你，看你。”

他说：“你看你，看你。”

一个“看你”，就把多年邻里的腻歪劲全勾出来了。

那天我们仨——我、王嫂、老胡——在他家包了两大盘饺子，韭菜鸡蛋的，皮厚馅儿大，咬一口喷汁。

吃完我说：“我有个主意。”

他们都看我。

我说：“人老了，不能光等着孩子管咱，咱也得学着抱团儿过日子，互相照应一下，不求谁也不麻烦谁。”

老胡说：“你懂的真多。”

我说：“你懂个鬼，家里灯泡坏了你都不换。”

王嫂笑，说：“你俩就爱斗嘴。”

我说：“我是认真的。”

第二天，我把家里的一个旧笔记本找出来，封面上贴着一张花猫贴纸，是我闺女上小学时贴的。

那是我家一个老物件，被我称作“账本”，其实它跟账只有一半关系。

我拿笔在第一页写：“抱团养老试行方案”。

这名字听着像机关里出来的，其实不过就是几个老邻居的约法三章。

我把笔记本拿给老胡和王嫂看，像个半夜里备课的老师，认认真真念给他们听。

第一条，互帮互助，不互相挑刺。

第二条，公共开支有账，饭钱、煤气、修灯泡，都记清楚。

第三条，遇事先说，别闷着，闷坏了嗓子也不值当。

第四条，谁家有客，自管自的，不打扰，其余人可以提供支援但不强制。

第五条，每周安排一次集体活动，活动的定义广泛，楼下晒太阳也算。

我念完抬头，看见他们直点头。

老胡说：“这像个样。”

王嫂说：“就怕没个主意。”

我说：“我能咋叫，叫‘滚雪球养老’，越滚越大。”

老胡说：“滚，滚，滚啥滚。”

我说：“滚，滚。”

语言像馒头，蒸一蒸就发起来，家里气息也就暖了。

我们这“滚雪球”第一步是算钱。

我说：“咱每人每月掏两百，伙食费按天算，谁吃谁掏，不在家的不算。”

王嫂捏着手里的算盘拨了两下，叭叭作响，像下雨时窗台上几滴急雨。

老胡脸一皱，说：“两百够吗？”

我说：“先试试，咱不是饭店，吃个热乎，哪天想改善改善，也可以加菜，账本上写清楚，别怕麻烦，钱花明白才叫花。”

我把那笔记本放在餐桌的一角，还拿了一个蓝布口袋当“公用钱包”，蓝布口袋是我妈在世时的针线袋，缝得密密实实，针脚齐，有劲。

我把口袋放在笔记本上，像给它压个镇纸。

那个蓝布口袋，从那天起就是我们的“情感标志物”。

口袋的布边上有两个小小的补丁，像人的两处旧伤。

我们三个人，一个口袋里放钱，一个笔记本上记账，这事儿简单又复杂。

复杂在于人的心。

对钱，有人算得死，有人算得活，谁都怕吃亏。

但我们在老楼里邻里这么多年，我知道他们的脾性，老胡嘴硬心软，王嫂嘴快心直，凑一块儿，吵不成仗，顶多打打嘴炮。

那个月的第一天，我在蓝布口袋里放进两百，王嫂也放，老胡嘴上嘟囔着“穷啊”，手还是放了。

我说：“你嘴上穷，手上不穷。”

他笑，说：“你这人，拿人的手短。”

我说：“你以为我是伸手党。”

我们的“养老试行”就这么开张了。

一开始也有磕绊。

比如第一周轮到我做饭，我想着节俭，买了两斤白萝卜、两把小白菜、半斤猪油渣，做了萝卜炖粉条、小白菜炒油渣、香菜拌花生米。

老胡夹了两筷子，夸“入味儿”，第三筷子就停了，去厨房拿咸菜。

王嫂吃得津津有味，说“我就爱这口”。

第二天轮到老胡做，他跑早市买了两块带皮五花肉，一条带鱼，回来说“今天改善伙食”。

我说：“你花了多少？”

他说：“三十七。”

我把账记上。

第三天是王嫂，煮绿豆粥、蒸窝头、炒土豆丝，清清爽爽。

一周下来，口袋里还剩一百多，大家都觉得“能省”。

我心里合计，省是省了，可心里总像差点什么。

差什么？

差火气。

吃饭要有烟火气，日子才像日子。

第二周，我买了一只鸡。

我把鸡分成两份，半只炖，半只做了口水鸡，用我闺女从南边寄回来的花椒油，辣子、蒜泥、葱花、酱油、醋，滴两滴香油。

老胡把碗端起来吮，吮得“嘬嘬”响，像小时候的北方冬天吸冻冰棍的动静。

王嫂说：“哎呀妈呀，这味儿。”

我说：“三个人吃鸡不当回事儿，一周一次差不多，账上挂着呢，别心疼。”

我也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大方，是账本让我底气足。

那笔记本起初只记钱，后来我在每一页下面又加了一行“事记”。

比如这一页写：“六月初八，鸡一只，口水鸡+炖鸡，老胡说‘嘬嘬香’。”

下一页写：“六月初十，楼道灯坏，换灯泡，费用五块。”

那两行字，像在本子上刻了两条生命的纹路，日子有了层次。

说这养老方式“爽”在哪儿，省钱开心不孤单，我给你一件件讲。

省钱是细水长流的省，不是“今天我省了，明天我就蓄着花”那种滚雪球。

我们三家每月出六百，平均到每天二十块，三个人吃饭，早餐豆浆油条，午饭一个菜一个汤，晚饭清淡一点，偶尔改善，斤斤计较，不委屈肚子。

我们会去早市“蹲点”，有个卖菜的姓齐，齐大爷，一身白衬衫永远洗得透亮，夏天推着一车豆角说“姑娘们看着给钱”，都说他是“良心价”。

我知道他有一个上高中的孙女，学画画，挺费钱，我常在蓝布口袋里掏出零钱买一点，不讲价，算是互相照顾。

开心是“扎堆儿”的开心。

人到了这个岁数，话比饭有时候还提神儿。

我们楼下一个水泥台，每天下午四点起就有太阳打到那里，热烘烘。

我们带着凳子下去，坐一排，像唱戏的候场。

聊什么？

生活啊。

聊小时候偷家里窝头被老娘追着打，聊第一次买电视看白娘子，聊单位里老张穿一件中山装穿了十年，聊谁谁家孩子结婚了车队堵了一条街。

笑声是一种药，嗓子一热，眼睛也亮。

不孤单是有章可循的不孤单。

别看我们天天能掰扯，两点钟以后我们会互相发个消息“午休别打扰”，晚上九点以后谁也不敲门，除非紧急，我在笔记本里写“静默时间”，大家遵守着，老胡好面子，怕人说他“老年人没规矩”，他遵守得比谁都好。

当然，这样的“抱团”也不是没争执。

你见过三个年轻人合租，吵架不？

老年人也是人，倒不是为了大事，常常为小事拌嘴。

有一天我把阳台上一盆吊兰挪了位置，让它见见阳光。

晚上回去，吊兰蔫搭了。

王嫂看见，急得不行，说：“你怎么就挪它，植物也要认方位的。”

我说：“谁规定的？”

她说：“我妈。”

我说：“你妈也不在了。”

她眼眶一红，扭身进了屋。

这一刻，我的嘴像被风刮了，生疼。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老是那盆吊兰垂下去的叶子，像无声地责备。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花市，买了一小瓶营养液，回家把吊兰放回原处，顺着那些根须往盆里浇。

王嫂站在一边不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动那个盆的心思。”

她说：“我妈在的时候总说‘人也认方位’，我把那个盆朝着窗，像她坐在炕头朝着窗。”

我心里一软。

我把本子翻到那一页，在“事记”里写：“七月初四，吊兰，方位，王嫂的妈。”

那一刻，我懂了所谓的“标志物”。

不是那些贵的玉器古董，是那些随手可见的东西背后的情感。

从那之后，吊兰成了我们集体的“情感标志物”之一。

我们给它起名叫“老客”，意思是常来的客，守着家。

蓝布口袋和吊兰，成了我们两个重要物件，它们像两条线，串起了我们老年生活的珠子。

还有一件事，是我小孙女寄回来的一张车票，广州到我们这的小票，车票边角已经起毛，我拿透明胶把它贴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

小票上印着日期和车次。

它时不时提醒我，外面的路很长，很远，人还是要往外看一眼。

我这些年只去过三次外地，两次是去闺女那，一次是厂里组织的旅游，那趟旅游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去泰山，天没明就爬，脚底板像烧红了的锅底。

我站在山顶，风一大，想起娘说“人活着要有个站得住的地方”。

我靠着扶手，心里发酸又发热。

我们这“抱团养老”的第二个月，闺女打电话，说她男朋友求婚了，让我过去看看老丈人家的情况。

我没着急答应。

我说：“再等等。”

过两天我把这事儿告诉了王嫂，他们俩吃惊。

王嫂说：“你咋不去？”

我说：“去啊，当然要去，得挑个时候。”

老胡说：“你这是啥时候也挑，别挑漏了。”

我笑，说：“你们懂啥。”

那天晚上我回房间，拿出昨儿贴车票的那页，摸了摸。

我忍着的，不是舍不得闺女，是舍不得我这“抱团”的火。

怕我一走，他们这锅要凉。

但人活着总得两头照应，否则哪头都亏欠。

我想起笔记本的规则，第四条写着“谁家有客，自管自的”，那意思本来是互相别插手，可我心里另起了一句“谁家有事，大家帮着”。

第二天我把笔记本拿出来，在“事记”里写：“闺女求婚，待去。”

老胡看了，咳嗽一声，说：“我们看家。”

王嫂说：“你放心去。”

我这心就落地了半截。

我们这“养老小组”发展到第三个月，又吸纳了楼下老丁。

我们一开始是犹豫的，怕人多嘴杂。

老丁是个文化人，退休前是中学老师，说话慢条斯理，字写得好看，板书都被学生夸过，我们这楼的人都知道他有个儿子在国外成家后定居，媳妇太忙回不来，他老婆几年前走的。

老丁来之前，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一块老式收音机，金属网罩，旋钮还能转，另一样是一小袋子茶叶，茶叶罐子上写着“祁门”。

他把收音机放在我们餐桌最里面，靠墙。

我们问他：“您这收音机还能用吗？”

他笑，说：“能。”

果然能，调到中波台，沙沙一阵后传来本地台的声音，播新闻，那种声音一响，像把日子又拉回九十年代，饭刚出锅，电视刚装好，家里正热火潮。

茶叶我们谁也不会泡，过去老丁教我们用小盖碗，先烫杯，再投茶，洗一遍，闷三十秒，揭盖，香气来。

我说：“这茶叶是你的爱好。”

他说：“人得有点爱好，哪怕是装样子。”

我们笑。

收音机成了我们第三个“情感标志物”。

一旦开了它，谁也不说话，听完十三分钟的新闻，又开始插科打诨。

老丁在笔记本里给我们调整了“记账格式”，他用端正的楷书写“日记账”，把每一笔分别落到“伙食”“维修”“杂项”，连买牙签都写在“杂项”里，我看得心里舒坦，也心虚，过去我鬼画符一样的字显得丢份儿。

他还提议，每个月固定拿出二十元作为“应急金”，另装一个小信封，贴好“应急”，放在蓝布口袋旁边，谁家有药急、灯泡急、要打车急，都可以动，月底时写明白用去了哪些。

这样一搞，我们这“抱团养老”更像那回事儿。

事情就此稳稳地往前滚。

但生活哪会没有坎儿。

第三个月末，有一天午后，突然下起大雨，楼顶的排水堵了，六单元顶层漏水。

我们住的是四层，漏水没漏到我们家，但老胡、王嫂提着盆上去帮忙，我也跟着。

顶层姚大娘一个人，屋里下雨，地上浮起来水涟，她一个人手忙脚乱。

我们到的时候，雨在屋里冒泡，像煮面汤。

我去阳台找排水口，拿一根竹竿捅开，水“哗”的一下倾泻出去，屋里的雨就小了。

老胡拿拖把，王嫂拎瓢，姚大娘坐在椅子上喘。

我们干活的当口，老丁背着手站在门口，看着雨线，像在看一篇排比句。

雨停了，屋里安静，顶棚挂着一串串水滴，光从窗上透进来，亮闪闪。

我们坐在她家的沙发上歇。

姚大娘说：“我一个人，真有时候，就觉得天塌了也没人扶。”

她的一句话，像竹竿捅开了我们心里的排水口。

我们换了屋顶的旧胶皮，把雨水管里积的枯叶掏干净，楼顶上那块大水泥板被烤得发烫，太阳出来就像谁给我们上了一种看不见的勋章。

下楼时，我看见楼道里那块被人踩黑的中层墙面，我突然想刷墙。

这事儿提出来，王嫂先叫好，她说家里还有半桶墙漆。

我说：“咱这‘公共空间’也归我们，刷刷，亮堂。”

老胡说：“你们爱刷刷，我帮你们打下手。”

我们把打扫这活计也记在了“事记”里：“顶楼排水，刷墙，姚大娘哭。”

那晚我们开收音机，广播里说“某市试点推行互助养老服务，发动社区志愿者”，我听了笑，说：“咱这是自发。”

老丁说：“自发才稳。”

老胡说：“自发才自由。”

王嫂说：“自由的代价是你得付点出力。”

我接着说：“付出力的好处是你睡得踏实。”

我多嘴一句算是“金句”：“人老了，在家里别老琢磨一个人，三个脑袋总比一个灵。”

现实在旁边说话。

到冬天了，北方的暖气我们这楼没通，我们用的是壁挂炉，统一换了新管子，工人来打孔的时候把我那根晾衣绳吭哧一声拉断了。

我第一反应是心疼，因为那是我妈留下的麻绳，绳子粗硬，时不时扎手，但我一直不舍得换。

王嫂看到，我怔在那儿，她问：“要不要买个好点的伸缩杆？”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那天夜里，我把绳子的断头拿下来，照着灯看，看见绳子里的纤维一丝一丝，像麻那样坚韧，心里发热。

第二天我把那段绳子剪下来，用透明胶把它粘在笔记本里，旁边写了一行字：“妈的绳。”

那就是第四个物件，有了它，我像在心里系了一结。

你看，我们这“四件套”——蓝布口袋、吊兰、收音机、麻绳段，把我们的生活串得紧紧的。

我知道有人会问：“你们这样，孩子怎么看？”

孩子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我闺女第一次来“视察”的时候，拎了一袋水果踏进屋，环顾四周，看见蓝布口袋，笑了，说：“妈，你这是民主集中制。”

我说：“民主，是大家说了算，集中，是有本本。”

她看见收音机，伸手去扭，广播里正在播评书，她笑，说：“这声音，我小时候听过。”

我说：“你小时候是我抱着听。”

她沉默片刻，转头看吊兰，说：“这盆还能活这么青。”

我说：“你王姨有办法。”

她问我：“妈，你真不孤单？”

我说：“孤单也孤单，但不是哑巴孤单，是说得出口的孤单。”

她点点头，说：“你开心就好。”

她走的时候，把她的银行卡给我，说：“里面有些钱，你别省太狠。”

我把卡又塞回她手里。

我说：“我有蓝布口袋。”

她叹口气，说：“你这人。”

她走的时候，站在楼道里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既有放心也有不放心。

世上哪有彻底放心的孩子，也没有彻底放心的老娘。

老胡的儿子也来过一趟，刚上楼就和他爸怼上了，年轻人语速快，老胡语速慢，两个节奏不合拍，吵起来，你一句我一句的，还好我们在场，给岔开了。

他儿子说：“我们能不能给您找个护工？”

老胡说：“你能不能别把你爸当病人？”

他儿子瞪他：“你就是老人。”

老胡鼻子一哼：“老人也是人。”

最后我们把收音机开大一点，把茶水续上，吵架的两个男人都沉默了。

我把笔记本拿给他儿子看，指着各项开支，说：“你看，钱我们花得明白，生活我们过得明白，您就放心。”

他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爸在这儿比一个人在家强。”

我说：“那你也多来看看。”

他嗯了一声。

后来他真的就来得勤一点，提了些水果，拿了些灯泡，还帮我们修了一次门锁。

我知道，年轻人不是不孝，是被生活搅得分身乏术。

别总拿放大镜看孩子，谁谁谁都难。

我们轮流看病也有章法。

前年冬天我心口疼，半夜难受，像有小老鼠在里面啃。

我怕惊动人，一个人蜷在被子里咬着牙，想着过会儿就过去。

过不去。

我起来穿衣服，鞋还没穿稳，王嫂就来了，说：“我刚上厕所，听见你动静不对。”

我嘴硬，说：“拉肚子。”

她白我一眼，说：“拉你的头。”

老胡在门口等，两步跑下楼拦了出租车。

我们三个人凌晨两点在急诊室里泡着，挂号、抽血、做心电图，一套下来，医生说轻微心绞痛。

我不觉丢人，反而安心。

回来的路上，天刚微微亮，天边有一抹冷蓝。

老胡说：“老郑，回去把你的垃圾桶清清。”

我说：“关你屁事。”

他笑，说：“我看你垃圾堆太满，心里堵不堵？”

我回头瞪他，好笑又好气。

这叫啥？

叫“嘴损式安慰”。

后来我在“事记”里写：“凌晨急诊，心绞痛，嘴损式安慰。”

我喜欢记这些细节。

细节是生活的筋骨。

说到省钱，有一回我们用蓝布口袋的钱买了两袋洗衣粉，老胡说洗衣粉不如洗衣液，我说洗衣液贵，王嫂说洗衣粉香。

三个人僵在那儿，小题大做。

老丁站在旁边呵呵笑，说：“我提个折中方案，一袋洗衣粉，一袋洗衣液，混着用，既有香味又不硌手。”

这就是智慧。

我们都笑了。

我打开笔记本，在“事记”里写：“洗衣粉与洗衣液之争，和解。”

我们这“抱团养老”的影响，也不是没有落在人嘴上。

楼里有人看不惯，说我们爱显摆，说我们把公共区域弄得像自己家，说我们下午晒太阳挤占公共空间。

还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老年合租”，腔调里带点讥嘲，好像我们这把年纪还不知羞。

我听到了。

一开始心里堵。

我心里说——那你给我一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我就不堵了。

你不用拿别人的嘴当镜子。

我在笔记本里写：“议论，风吹来，风吹走。”

我还写了一句自己给自己打气的话：“人心有个阀门，开给该开的人，不该开的人，关上。”

写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小姑娘，把心里的秘密写在日记本里，怕人看见又要让人看见。

到了第五个月，我们的活动多了一个——每周一次一起去小公园慢走。

小公园还有一个名叫“活水”的人工湖，小鸽子在湖边啄食，小孩追着它们跑，一片惊哄。

我们沿着环湖道走两圈，走到第三圈的时候就坐下来歇，谁做谁家菜的构成方案，像开小型“日用消费品展销会”。

我们还在公园里认识了几个同样年纪的，都是附近小区的住户，慢慢地就成了一个小圈子。

他们问我们：“你们住一起？”

我们说：“不完全住一起，但我们像住一起。”

有个老太太说：“这不就最好的嘛。”

她说完眼里有光。

她说她老伴中风，儿女在外地，她一个人顾。

她说：“我每晚睡前都怕，怕半夜有事没人知道。”

我把我们的“蓝布口袋、笔记本、收音机、吊兰”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完说：“你们有章法。”

我把她的电话记在我本子上，“事记”里写：“活水公园，陈姨，眼里有光。”

我这人喜欢把人记在记事里，像给他们发一张入场券。

每年春节我们都过得热闹。

今年春节，我们把每家锅碗瓢盆搬到一个屋里，包饺子，一屋子人的水汽，玻璃上都是雾。

我把收音机开着，收听“新春特别节目”，主持人的声音一扬一抑，倒适合这种热闹。

我们桌上摆着两盘糖，一盘是硬糖，一盘是软糖，我一边包饺子一边嚼，牙都嚼酸了。

门外有鞭炮声，楼下有人喊“新年好”，有孩子笑，说“红包红包”。

我们不发红包，我们发的是小纸条。

每人写两句给另一个人的话，抽签抽到谁就读。

老胡抽到了王嫂，他写：“王嫂，脾气急，但心热，一碗豆腐汤让人想起家的味道。”

王嫂笑得眼睛眯成缝，说：“你夸我，我就夸你，嘴碎心不坏。”

轮到我抽，我抽到老丁，我写：“丁老师，用楷书书写日常，用茶香换来晚风。”

老丁笑，说：“你们每句话都成了诗。”

我们笑。

这一晚我们散得晚，收音机里播放零点倒计时，我们在电视机前没有喊“新年好”，但我的心里还是喊了。

我在笔记本上写：“新年，糖两盘，纸条四张，笑声很多。”

如果你问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悬念。

悬念在于，明天会不会再这样？

人到这年纪，最怕的是“变”。

变病，变故，变心。

变病最直接，谁也挡不住，我自己那次急诊已经提醒过我；变故是外面的风，刮不刮你不知道；变心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有时候会起贪念，有时候会起猜疑，有时候会起疲惫。

我们用“本子”和“口袋”压着，像镇纸压着飘动的稿子。

可我得承认，有一次，我心里起了小小的酸。

那次是闺女结婚，我南下一个月，回来后，蓝布口袋里放了不少钱，是他们三个人按天算，把我不在的伙食费也算上了，怕我回来吃亏。

我看见那钱，心里先一暖，后又一酸。

酸的是那种“不配”的酸，觉得我不在故事里，却分了故事里的甜。

我和他们说：“我不拿，我不在。”

他们笑，说：“你在不在都在。”

老丁说：“我们不是开店的。”

老胡说：“你别矫情。”

王嫂说：“咱们这口袋不是秤。”

我拿了，心里觉得沉又觉得轻。

那时我才明白，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不是精确到分毫，而是彼此“留余地”。

有余地，才有温度。

我在“事记”里写：“留余地。”

有人问，这样是不是矫情。

不矫情。

人要是连自己心里的那点儿细致都不要了，就成了光杆儿了。

阳春三月，我们去了一趟郊区。

公交车最后一站是一个叫“柳堤”的地方，名字听着就喜人，柳条抽芽，河边有一排石凳，我们坐在那儿，拎着各家的馒头、花生、卤鸡翅，开野餐。

我们拍了一张合照。

我拿回家，用透明胶贴在笔记本的内页。

照片里我笑得像个小孩子，嘴角上扬，眼睛里有亮点。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的裂纹，那裂纹像一条河，向两边延伸。

我突然想起我妈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人活着要愉快点，别总扛着。”

我过去太能扛了，扛事扛人扛情绪，扛到肩膀上起了老茧。

现在我把一些背包放在老胡他们的肩上，发现他们也不喊沉。

我们这些小人物，生在八十年代以后也好，早一点晚一点也罢，时代像一条车道，我们每个人都在路上，快的慢的，全是自己脚下的力。

有人会问：“你说说你们这种养老方式，值得借鉴在哪儿？”

我说：第一是自愿。

没有人拿合同捆着你，没有谁对谁有“道德捆绑”。

第二是透明。

蓝布口袋放在桌上，笔记本打开，谁看都行，谁翻也行。

第三是规矩。

规矩不多，但得立着，静默时间、公共空间、谁做饭谁洗碗，轮着来，谁病了谁休息，谁高兴谁唱两句。

第四是情感标志物。

别笑，吊兰也好，收音机也好，它们像一根线，把我们系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一眼看过去，就是“我们”。

第五是连接外界。

那张车票、那次公园认识的陈姨、邻里之间互通有无，让我们不是死在一个圈子里，而是像柳条一样，柔软，但连着水。

第六是留余地。

不必要求每件事都做到最好，做到了七八分就能收手，不追杀，不追究，不纠缠。

第七是幽默感。

人老了，幽默是护身符，碰到尴尬笑一笑，碰到难事挤个眉眼，能过去的都过去。

第八是认错的勇气。

吊兰那件事，我道歉了，对的就是对的，错了就是错了，别嘴硬。

第九是给孩子宽心。

我们这套过法，其实是给孩子减负，他们工作忙，心里记挂，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妥帖，孩子就少一层牵挂。

我这人话多，有时候也嫌弃自己多嘴。

我曾想过，哪天我们中的谁先走了，会怎么样。

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没人记得我。

我现在不怕了。

因为笔记本上有我们的字，收音机里有我们的频率，吊兰边的窗台有我们的指纹，蓝布口袋里有我们翻找钱时留下的小褶皱。

这些都是“记得”。

有一天傍晚，天降一阵风，吹得阳台上的风铃叮叮当当响，风铃是王嫂的闺女送的，上面挂着几条小鱼。

我在厨房洗菜，水龙头下的水哗哗流，我抬头看见窗外的天像一张灰蓝的丝绸，风在上迈步。

收音机里播着“往事如风”。

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穿着蓝色工作服，头发里带着棉絮的味道。

那时候我也笑，也哭，也闹，也怄气。

现在我还笑，还哭，还闹，还怄气。

只是哭的时候有人递纸，笑的时候有人附和，闹的时候有人“哎呀你别闹了”，怄气的时候有人“好了好了不是大事”。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你问我最后后悔吗？

不后悔。

有的日子我觉得自己像一棵老树，枝干里有一片小小的森林，小鸟在里面停歇，风吹过的时候，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坐在树下，微微合眼。

有人说，老了就是等。

等饭熟，等天亮，等孩子回来，等病来，等病走。

我不愿意只是等。

我愿意做点小事，写个小本，泡一壶茶，打一通电话，擦一块玻璃，把灯泡换新，把吊兰的叶子擦亮，给蓝布口袋缝补一针，把麻绳段翻翻，看它有没有掉色。

我的闺女春节后又来了一趟，她说单位要派她去外地出差，时间不短。

她带来了一件礼物，一个小巧的数码收音机。

她说：“妈，这个能放你喜欢的频道，也能播你喜欢的评书，有时候还能连手机听你喜欢的曲儿。”

我看着它，笑。

收音机旁边那台老物件我也没舍得丢。

我把新的摆在旧的旁边，说：“两个一块儿，老少搭配。”

老丁看了，也笑，说：“新旧兼容。”

我们这楼有时候夜里很静，静到能听见楼道里水滴的声。

我这人睡眠一向浅，稍微有什么动静就醒。

有一回夜里两点，又醒了，我起身去厨房喝水，经过蓝布口袋旁边，伸手摸，摸到了粗糙的布纹。

那一瞬间我居然觉得安稳。

我在“事记”里写下：“半夜摸到蓝布口袋，安稳。”

你看，我把生活过成一本书，书页已经翻了一半多。

有人会说，这都是小事。

小事就是大事。

大事来时，我们也能扛，扛的时候我们三个四个挤在一张小小的餐桌旁，收音机里说着天气，我们把各自的担忧拿出来晒晒太阳，晒干了，再收起来。

我五十七了。

我还会六十七，七十七，八十七也一样，有口袋，有本子，有我们的那盆吊兰，有那台老收音机，有麻绳的结，我都不怕。

我知道，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日子久了，脾气磨了，心也软了，嘴也甜了，脚步也稳了。

我也知道，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些老骨头跟不上节奏的时候，就坐下来，喝口水，听听广播，让年轻人去跑。

我把这些写给谁呢？

其实写给后来的人。

也写给未来的自己。

哪天我翻到这一页，看见这行字，可能会笑一笑，说“当时写得真多”。

但那时我也会明白，字多不是坏事。

它让我不会忘记，我们曾经这样过过日子。

天快黑了，屋里开灯。

灯光把厨房的瓷砖照得亮堂堂，吊兰的叶子闪着光，收音机的红灯点着一颗小小的红星，蓝布口袋安安静静地待在一旁，像一只小兽在打盹。

老胡敲我的门，说：“郑姨，今儿吃饺子。”

王嫂在后头接话：“韭菜鸡蛋，香。”

老丁在收音机那里调台，说：“吃饺子就听评书。”

我说：“你们这搭配，高级。”

他们都笑。

我拎着围裙，走过去，给本子翻到新的一页。

我写：“今儿饺子，韭菜鸡蛋，收音机评书。”

写完，我下意识地把笔在纸边敲了两下。

这习惯是我年轻时赶工时留下的，敲两下，心里就稳。

窗外的风不大不小，像一个老人走得稳稳的。

我心里起了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金句，但我愿意把它记下来。

“过日子，本是慢火熬汤，急不得，糊不得，要有人添柴，有人看火，有人端碗，汤才香。”

我把这句写在页脚。

饭要开了。

收音机里评书先生把话锋一转，恰好也说了句“书接上回”。

我笑着应了一声：“书接上回。”

鸡蛋饺子下锅，滚开的水翻腾出一层白泡泡，像云。

我们端起碗，热气扑了面。

我夹起一个，蘸了醋，吹了吹。

外面有孩子在楼下喊：“奶奶——”

有人答：“哎——”

声音穿过楼道，穿过我们这个小小的屋子，往外去了。

我把饺子送进嘴里。

咸淡正好。

我心里的那口锅，也正好。

来源：海滩上留住美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