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4月5日，这张红军“字据”诞生90周年了。我们要感谢周勇这位热爱党史事业、治学严谨的学者，为我们解开了这份特殊“字据”蕴藏的令人崇尚的精神密码……

新重庆-重庆晨报

周勇（右）带领团队深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和四面山大洪海调查走访。

2024年的8月18日，周勇（右一）在四面山与当年收留红军的唐树田之孙唐文德交谈。

□庞国翔

2025年4月5日，这张红军“字据”诞生90周年了。我们要感谢周勇这位热爱党史事业、治学严谨的学者，为我们解开了这份特殊“字据”蕴藏的令人崇尚的精神密码……

周勇在退休前就是官员+学者。他常说，做官是要退休的，做学问则永无止境。他与这份“红军字据”的故事，反映出他治学之严谨和对革命文物的一颗敬畏之心。

惊人发现

故事从发现一张“红军字据”开始。

2005年7月27日，有游客在江津四面山洪海村唐氏农户家中发现了70年前红军战士在此写下的“800余言”的红军“字据”——这是重要的红军文物吗？此发现立即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物件真切地摆在那里，绝大多数人相信其为真的，但也有人表示怀疑。

时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周勇对这一发现用“惊人”来形容，他第一时间安排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田野调研走访。接着自己开始投入研究，这一研究就长达20年。

一段秘史

1935年1月27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发起了“土城战役”。由于敌众我寡，红军牺牲惨重，次日红军决定撤出战斗，由此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上级决定，将土城战役中负伤的7名红军伤员，撤退至渝黔交界处的深山治伤。

字据记载：

——上级指示伤员分头转到后方，“在（贵州）温水碰到一个老乡，他有两个亲戚朋友在（贵州）飞鸽洪海居住。老乡说到那边安全。白天休息，行了两个晚上才到飞鸽□子陶炳兴家。”“去时在陶炳兴家住了一天，晚上就送我们到四川唐树田家。唐老人有个儿子叫唐安华，父子决定马上送我们到九凤山去找周和尚。”

——“我们七名红军是陈远明、吴贞和、廖永江、彭迁高、杨玉生、张光荣、周永和，有四人是三军团、三人是一军团，都是一方面军战士。”“七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

——周和尚为伤员医治枪伤刀伤。“这周师傅对人克（客）气，武术高强，学得一手医术，周和尚会医刀伤。周师傅要我们内服中草药，外用丹药，用神水清洗，晚上在庙内住宿，白天转到离庙子一华里路远的石岩寨子里。”

——“国民党到处抓捕红军，干部团的陈庚、杨德志同我们在庙里过了一个春节。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圆、白豆腐。”

——“陶（炳兴）开办了一间火纸厂，组织上向他借了十吊铜钱。四月五日离走时，没有钱还陶炳兴老人，组织上到陶老人家说明情况，陶当场相送，组织上再三感谢。”

到了1935年4月初，多数同志的伤已治好，组织决定返回部队。只有吴贞和的伤势较重，还需要继续留下养伤。4月5日晚，唐树田在家里请陶炳兴和7名红军战士吃饭。分别之际，大家都忍不住泪湿衣襟。最后，由廖永江执笔，写下了这份字据，作为四川、贵州老百姓救治红军伤员的证据，交给唐树田……

1949年后，唐树田也没有把“红军字据”拿出来，他在逝世时特别嘱咐家人：“不能因为唐家人曾经帮助过红军而向政府要求优待照顾。”

20世纪80年代，唐安华在灶壁缝里找到了它，但是他又把它藏到烟囱缝里，再后来自己都忘记了此事。直到2005年7月27日，唐家再次修葺老屋时，才将这份尘封70年的“字据”找出来。

质疑真伪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周勇知道，在重庆境内，如此重要的中央红军纸质文献是第一次被发现。

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保护这张珍贵的“字据”，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唐家决定将“字据”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对这份文物的质疑也持续不断。

主要有三大疑点：一是“字据”中说他们是红一方面军伤员，事实上在当时已经不存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二是“字据”说是杨德（得）志、陈庚（赓）送几位伤员到此治伤养伤。众所周知，杨、陈是红军高级将领，二人一道送几位战士到四面山养伤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且他们后来的谈话、回忆以及传记中，都无此记载；三是手迹扉页有文字“打倒蒋界（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当时我党我军还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目标和口号……

为了探究历史真相，2016年，周勇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组织文物专家对这件文物再次进行专业的、科学的鉴定。确认：一、实物原件纸质为民国时期工艺制造，墨迹为旧迹，所记述事情经过与重大历史事件土城战役相关，流传经过清晰，记述较为可靠；二、在红军1935年写下之后，又曾增加了一些内容；三、文物上有关文字的记载不准确，但不能由此否认文物本身的真实性。

这次鉴定，解决了“真实性”问题，但“三大疑点”仍需要破解。

2016年，周勇退休了，但他追踪和破解这件珍贵文物的热情没有“退休”。它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十年的努力。在多方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周勇撰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对“三大疑点”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周勇认为，“字据”中使用“红一方面军”部队番号，应该是惯性使然。众所周知，“红一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在江西苏区时使用的名字。1934年1月，红军总部合并于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便改称“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直到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中央红军才再次改称“红一方面军”。因此“土城战役”时期的红军不应称为“红一方面军”，而应称“中央红军”。周勇说：“这是从严格的历史学考证角度提出的，但现实中未必使用得这样的严谨。”周勇自己就曾经是一名军人。他说，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番号经常变换。但在惯性之下，老番号常常被人使用，这是常见之事。在长征途中7位受伤红军惯性使用部队原来的番号，是符合逻辑和常理的。

周勇认为，“字据”中有“组织上安排陈庚、杨德志把我们七人转到温水方向隐下来治伤”“过了春节，陈、杨就赶回部队”等表述。当时陈赓是干部团团长、杨得志任红一团团长。这里所用的“陈庚”“杨德志”两人是否就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呢？他认为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是“土城战役”后，红军伤亡惨重，在部队大量减员的情况下，领导亲自护送安置伤员，未必不可能；二是陈赓、杨得志派人护送伤员，这对普通战士而言，以为护送者就是陈、杨，也是有可能的。

最大的疑点是，“字据”中有“打倒界（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等句，当时是没有这样口号的。周勇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艾智科提出：“手迹中的三个部分应是不同时期所写的”，第一部分是封面，所写“打倒蒋界（介）石，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属后来添加；第二部分是正文，共5页，含落款，是1935年4月所记；第三部分是红军伤员吴贞和于1943年返回唐家时所留地址。这个解释是基于文物原件的考证，也符合中国书画类文物在其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添加内容的情况，并不罕见。

实地调查

文物的真实性解决了，三大疑点也破解了，但“字据”中还有一些地名、人名未能得到实地、实人的印证。在周勇看来，这还不能让这段历史成为定论。

为此，在退休后的近十年中，周勇带领团队沿着红军在这一带的行军线路，五次深入到江津四面山洪海，贵州省遵义市，贵州省习水县温水、飞鸽、九凤山，贵州省赤水市土城，寻访唐树田、唐安华、唐文德、陶炳兴、周和尚的事迹，对“土城战役”的战场进行了现场考察。

最为重要的是，在实地调查中，周勇找到了红军伤员吴贞和的儿子吴炳银。这对最终解开“字据”中的疑惑，做实“字据”和故事的真实性，起到了突破性的作用。

吴炳银是红军伤员吴贞和的儿子，曾担任贵州省习水县工商局副局长，早已退休。2024年1月，周勇终于在遵义见到了吴炳银本人，对他进行了系统的采访，从而了解到红军伤员吴贞和的身世等情况。吴贞和是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庄口镇大陂村人，生于1898年1月，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4月，因伤未痊愈，经党小组决定留下治伤。伤好后他寻找部队无果，就流落到温水镇娄底村新店子当长工，1943年结婚成家。吴贞和曾回到当年居住过的陶炳兴和唐树田家进行感谢，并在红军“字据”附页上留下“温水区五保一甲，小地名娄底新店子”的地址和时间“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秋”。1975年吴贞和病故。

其后，吴炳银将这段文字与吴贞和的手迹进行比对，证明确系吴贞和所写。这进一步证实了文物和史实的真实性。

2024年8月18日，周勇冒着酷暑再次来到江津四面山唐家。虽然当年收留红军伤员的唐氏父子都已过世，但孙子唐文德多次听父亲讲过此事。周勇和唐文德一起又去当年红军伤员曾临时住过一宿的锣鼓洞进行考察，确认了现场。

价值所在

这件革命文物的研究价值，作为党史研究专家的周勇显然比我们的认识更为深刻。他欣慰地说，至此，这件革命文物中的每一个人、每一处地、每一件事，都完成了最严格的考古学、文物学、历史学的论证，彻底告别了“传说”“故事”，成为“历史”“信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周勇说，由于革命战争年代极其艰险的环境，革命文物能够留存下来的很少，绝大多数又缺乏文献、文物的旁证，当事人更少。而江津发现的这份“字据”，是红军时期军民鱼水深情最原始，也是最生动、最为珍贵的文字记载。“字据”中所体现的借东西要还，得人民情要偿；在远离组织的情况下，红军伤员自动成立党小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心见证、力量所在、火种传播、作风传承。

周勇说，这张“字据”不仅是重庆市唯一保存的红军长征一级文物，而且是重庆唯一有完整的证据链支撑的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实例文物。它的发现，填补了重庆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空白。

来源：新重庆-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