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 年，这位来自中国的战地记者跟随英军渡过了莱茵河。在盟军占领下的柏林短暂落脚后，他于秋天抵达了纽伦堡。这座帝国城市一度是旅游胜地。“今日呢，”他在10 月9 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行人络绎到达纽伦堡，既不是来看文物（得在碎砖堆里去捡），也不是来吃姜汁面
萧乾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了。在所有欧洲城市中，纽伦堡最令他想起北平。不只因为那古老的城墙、环绕的护城河、满城的垂柳，还因为整座城市散发出的幽静气质。
1945 年，这位来自中国的战地记者跟随英军渡过了莱茵河。在盟军占领下的柏林短暂落脚后，他于秋天抵达了纽伦堡。这座帝国城市一度是旅游胜地。“今日呢，”他在10 月9 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行人络绎到达纽伦堡，既不是来看文物（得在碎砖堆里去捡），也不是来吃姜汁面包——纽伦堡驰名的点心。纽伦堡今日是举世瞩目的中心，因为它关着二十三名就擒的纳粹党魁……这是一番空前创举。”
萧乾向他的中国读者描述的“空前创举”，正是国际社会对这桩骇人听闻的暴行给出的回应——对德国主要战犯的纽伦堡审判，这一事件标志着赎罪之时的到来。全世界都想见证纳粹独裁的面目是如何被揭露的，部分关注者更将其视为现代刑法实践的奠基之举。纳粹要员的出席、由四大战胜国联合组织战争法庭的法律创新，以及人们对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国家的好奇，使得这场审判成为全球瞩目的盛事。
与之相应，大量记者被派往纽伦堡进行报道，日后的中国作协主席萧乾是其中唯一一名中国人。人们期待记者们为这片与世隔绝的飞地打开一扇窗户，令外界能够透过它跟踪审判的进展。
（萧乾）
为了安置蜂拥而至的记者，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组织下，人们开始着手筹建一座记者营。然而，在这座于二战中屡遭轰炸的城市里，要找到一栋足以容纳数百名记者的建筑绝非易事。最终，人们在纽伦堡附近的小镇施泰因发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那就是文具商法贝尔—卡斯特尔被没收的城堡。
这座以历史主义风格建成的城堡建筑群，在战争中并未遭到明显破坏。由它改建而成的国际记者营，人称“铅笔堡”，既是记者们的住处，也是他们的工作场所。记者们住在最多可容纳十张床的房间里，当戈林、里宾特洛甫、施特赖歇尔和赫斯等人于几公里之外的纽伦堡牢房中等待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时，他们就在这里像地震仪一般敏锐地捕捉着事态的变化。
一批最负盛名的记者和作家被派往纽伦堡，为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提供审判过程的详细报道。这份名单汇集了当时新闻界和文学界的精英，其中既有艾丽卡•曼、埃里希•凯斯特纳、约翰•多斯•帕索斯、伊利亚•爱伦堡、埃尔莎•特里奥莱、丽贝卡•韦斯特和玛莎•盖尔霍恩等知名人士，也有当时还默默无闻，但后来在文学、新闻或政治领域名声大噪的人物。后者包括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翻译的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被誉为巴拉圭最伟大作家的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AugustoRoa Bastos）、未来学家和“诺贝尔替代奖”获得者罗伯特•容克、美国电视界传奇人物沃尔特•克朗凯特以及美国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论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更不用说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以及约瑟夫•凯塞尔、彼得•德•门德尔松和格雷戈尔•冯•雷佐里等作家了。
如此之多的知名作家齐聚一堂，在新世界的零时见证世界文学与历史的碰撞，这种群英荟萃的场面可谓空前绝后。从流亡和“内心流亡”中归来的人们与身经百战的军官、抵抗运动成员与大屠杀幸存者、共产党员与西方媒体巨头、前线记者与养尊处优的媒体明星在此相遇，共同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这场浩劫为什么会发生？被告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又将如何为自己辩护？
施泰因的记者营是创造历史、书写历史的地方，同时也是有诸多反差与对立的地方。艾丽卡•曼是一名正式入伍的美军军官，尽管军中明令禁止同性关系，她还是和自己的同性伴侣、一位美国女记者同居在记者营中。维利•勃兰特当时是斯堪的纳维亚一家工人报纸的通讯记者，他在营地结识了马库斯•沃尔夫，数年后，正是后者在史塔西对外情报局局长任上策划的间谍案导致了他的下台。
雷蒙德•达达里奥（RaymondD’Addario）作为美军随军摄影师，为审判拍摄了一系列经典照片。1949 年之前他一直驻留在纽伦堡，其间还在记者营中举行了婚礼，酒席由希特勒的内务主管一手操办。
正如《明镜周刊》1948 年9 月报道的那样，阿图尔•坎嫩贝格（ArthurKannenberg），这位曾经打理着希特勒帝国总理府的人物，在非纳粹化后成了法贝尔堡的主厨。坎嫩贝格的一位熟人曾为希特勒演奏手风琴和唱歌取乐，并在战前对他与希特勒的关系之亲近表示过羡慕。“这是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机会，也是数百万人最热切的愿望。”他在写给坎嫩贝格的信中以颂歌般的口吻写道，“你在尘世间便得享此等荣光，竟能终日伴他左右。”如今，这位被沃尔夫冈•瓦格纳讽刺为希特勒的“拉琴的宫廷小丑”的人物，他服务的对象已不再是“元首”和他的随行人员，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代表。
记者营一直开放到1949 年纽伦堡后续审判结束，它不仅是记者们笔耕不辍的场所，也是艺术家们孕育创造力的土壤。除了不计其数的报刊文章、审判报道和广播节目，这里还诞生了大量素描、讽刺漫画、长篇和短篇小说。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歌剧《真正的人》就改编自鲍里斯•波列伏依在记者营中创作的同名小说。普罗科菲耶夫坚持要为其谱曲，并盛赞其为“当代最激烈的文学体验”。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原本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视觉艺术家，在转向写作前，他也在铅笔堡中绘制了一系列抽象画。
《真理报》的一名记者在日记中写道，这座国际化的营地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惯和规矩。记者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加剧了紧张的气氛。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这在美国记者之间尤其明显。早餐时还在友好交谈的同行，转眼间就可能成为寸步不让的劲敌。许多人都在寻找独家新闻，抢占先机。
赫尔曼•戈林的妻子埃米（Emmy）被铺天盖地的采访邀请淹没，咄咄逼人的摄影记者也对被告的妻子们穷追不舍。美联社的一张照片就捕捉到了记者韦斯•加拉格尔（Wes Gallagher）在判决宣布后跑出法庭、以便抢在第一个拨出国际长途的瞬间。激烈的竞争导致一些记者疯狂夸大自己的报道。出于提高销量或政治宣传的目的，假新闻也层出不穷。即便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这样的作家也未能免俗：在他以笔名为法国占领当局撰写的审判报道中，他声称自己当时就在法庭上，尽管他在1945 到1946 年间甚至都不在纽伦堡。
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也吸引了投机者的目光。英美各大媒体集团的出版商嗅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频繁出入记者营，就出版其委托人的回忆录与战犯的辩护律师进行谈判，成为营地晚宴上的常客。
大国之间的不信任和逐渐形成的冷战格局使得苏联记者和西方记者在记者营中也必须保持距离。来自莫斯科的管控尤其严格。被派往纽伦堡的记者们被严格指示如何行事，任何违背指令的行为都可能被告发。即便是最微小的违规或一句不当的言辞，都可能令他们被立即召回、招致职业生涯的终结，政府甚至可能会向他们的家人施压。
白天，审判的参与者要在法庭上面对被告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目睹集中营的影像、集体枪决的照片，还要聆听受害者的证词。到了晚上，许多人都需要借酒精麻痹自己。深夜时分，所有的限制都被打破，人们一起跳舞、畅饮。“美国人喝酒的架势，就像有人付钱雇他们这么做似的，”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注意到，“经常有人因患上震颤性谵妄被遣送回国。但在这之外，他们通常是拘谨、友好和天真的。”
记者营内多元文化的共处成了一场社会实验。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进步性。在西方媒体的主要推动下，记者营被视为新闻自由的试验田，要向被占领的德国人展示自由媒体的理想。在女性解放的问题上，记者营同样比受纳粹意识形态影响的德国超前许多。被告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就曾在其为纳粹思想奠基的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中要求“将女性从女性解放中解放出来”。
在他的影响下，纳粹独裁建立了一套父权制的社会秩序，女性在其中的身份只能是母亲而非职业女性。看到如此之多的女性记者出现在法庭上，罗森堡和他的同僚一定倍感冒犯：
1944 年，德国新闻协会成员中的女性比例约为13%，其中大多数为杂志工作，只有极少数活跃于政治新闻领域，而记者营中的女性比例远高于此。称记者营中实现了性别平等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它的确接近了这种理想。
女记者们被安置在园区内的一栋独立别墅中。仅《纽约时报》一家媒体就向纽伦堡派遣了两名女记者：凯瑟琳•麦克劳克林（Kathleen McLaughlin）和普利策奖得主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Anne O’Hare McCormick）；未来的意大利犹太社区联盟主席图莉亚•泽维（Tullia Zevi）当时在为宗教新闻社撰稿；丽贝卡•韦斯特、诺拉•沃恩（Nora Waln）、玛莎•盖尔霍恩、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珍妮特•弗兰纳和艾丽卡•曼等名笔也名列其中。
政治并非她们唯一关注的议题。女记者们提出女权主义关心的问题，并批评审判完全被男性所主导。“被告中没有女性，这是法官中也没有女性的理由吗？女性难道不应该在法庭上拥有自己的代表吗？”阿根廷作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质问道，“如果纽伦堡审判的结果将决定欧洲的命运，那么公平起见，女性也应该参与其中不是吗？”
审判期间的纽伦堡是德国的“命运之地”，而记录这段历史的人们大多居住在施泰因这座新闻枢纽。他们的报道内容涵盖了与审判相关的讨论、当代国际大事、社会政治问题和个人命运，但也不乏一些花边新闻。记者营作为纽伦堡宏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为我们今天理解历史、文学和个人命运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明确的参照。本书首次详细介绍了这座营地及其住客的历史。
（德）乌韦·诺伊玛尔著；柳雨薇译：《作家城堡：纽伦堡1946，深渊旁的聚会》，新星出版社，2025年9月。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