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历史说明，无论任何偏僻的地区，任何民族的人民，对于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都是不能忍受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武装镇压，必然要引起群众的武装反抗。这次起义虽然敌强己弱，众寡悬珠，惨遭镇压。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在甘、宁、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历史说明，无论任何偏僻的地区，任何民族的人民，对于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都是不能忍受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武装镇压，必然要引起群众的武装反抗。这次起义虽然敌强己弱，众寡悬珠，惨遭镇压。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在甘、宁、青地区的反动统治，起义发展中杀死不少清政府的文官武将，每次都歼灭和击败了数万清军的进攻，使清潮统治者在人民面前发抖，这次起义是乾隆后期开始的国内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前奏曲，继这次起义之后，有一七八七年到一七八八年台湾林爽文领导包括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天地会起义，一七九六年到一八〇四年的白莲教起义遍及四川、湖北、陕西各省，同时还发展到了河南、甘肃；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一四年天理教起义爆发于北京；太平天国从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四年，斗争了十五年；捻军从一八五五年到一八六八年，斗争了十四年。人民的斗争，此伏彼起，它们先后被镇压下去，但清朝的统治基础却受到很大的打击，统治力量大大受到削弱，大清帝国从此一天天地衰落下去了。

面对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清朝政府也被迫做出减免税赋的让步，乾隆皇帝于四十六年下令兰州、河州地区“应征本年钱粮，著加恩概行蠲免。”（《清高宗实录》一一三五卷，20页）四十七年又令“免甘肃积年逋粮二百四十五万石，银三十万两各有奇。”（《清史稿•高宗本纪五》卷十四，522页）四十九年 “夏四月庚成，免陕西、甘肃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適線。…六月庚實，免甘肃本年额赋。……八月癸已，免甘肃积年通賦银三十五万两，粮四十七万石各有差。”（《清史稿，高宗本纪五》卷十四，528-529页）

人民的起义，使统治者对甘、宁、青地区吏治之腐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而从因果关系上联系起来认识了官吏的侵贪与人民的起义，他们憋着一肚子火训斥甘、宁、青的官吏说：

“逆回敢于如此肆行，实非情理，所有揆厥，由来皆因甘肃大小官员，冒灾殃民，侵贪无忌，历年罪孽之重，竟敢上千天和，积成戾气，以致流毒贻祸，重烦师旅扫除。”（《兰州纪略》卷九）因此，在他们残酷地镇压了人民群众之后，转回头来不得不整顿吏治，处置甘、宁、青的贪污集团案。四十六年

“六月己丑，以甘肃累年冒赈，命刑部严鞠勒尔谨，逮王亶望至都”。“秋七月壬寅朔，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以冒赈浮销，褫职逮治。…⋯庚午，王亶望处斩，赐勒尔谨自尽，玉廷赞论绞。”“九月戊申，王廷赞处绞。”（《清史稿•高宗本纪五》卷十四，520页）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月乙丑朔谕：上年甘肃捏灾冒

喉，侵蚀监粮一案，梦得银数在二万两以下各犯，俱问拟斩候情实，于本年勾到时，刑部分别请旨。昨阅《兰州纪略》，于逆回苏四十三肆逆时，谢桓、宗开煌、万邦英、董熙、黄道煚五犯，或前往贼巢擒获多犯，或于逆回滋扰兰州时，昼夜在城督率民夫防守，或在安定县拿获教首马明心。因念伊等以前曾有微劳，于万无可宽之中，求其一线生路，曾即传谕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将现在拟斩监候各犯，逐一通查原案，有无似谢桓等情节。曾经阿桂等于折内声叙，出力者，许其自行陈诉，一并交军机大臣办。兹据留京王大臣等复奏：“除谢桓等五犯外，其余麻宸，中宁青等二十八犯，供称，或在兰州随同守城，或拿获余党及办运军粮等事。当经军机大臣查奏，所讯各犯供词，核之阿桂等上年原折，并未将各该犯在事出力之处声叙。或因各该犯随同效力，非出色之员。是以阿桂等折内未经提及。请交该督李待尧再行详细确查具奏”等因。此案人犯，侵帑殃民，具属法无可贷。因念王亶望之肆行侵冒，舞弊营私，皆系朕平普宽仁，未免失之姑息，以致各该犯毫无忌惮，所谓水懦民玩，朕甚愧之！今复因人数众多，不忍概予骈诛，不得不又宽一线。所有谢桓等五犯，从前既据阿桂等奏明，曾经在事出力，朕不肯没其微劳。谢桓、宗开煌、董熙、黄道暖，具著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但伊等情罪重大，不加显戮，已属格外施仁，嗣后虽遇大赦，各该犯等不得援照省释。伊等所生亲子，亦不准应考出试，以示惩儆。其余麻宸等二十八犯，所供各情节，是否确实，并著李侍尧再行详细查照，具奏到日，另降谕旨。其各犯供词，一并发交李侍尧核对。朕于案内各犯，非不欲求其可生之路，但求其生而不得，朕亦无如之何。各直省大小官吏，嗣后务须洁已奉公，毋蹈甘肃复辙。如再有此等之以侵贪败露者，朕必按律严惩，不稍宽贷，勿以现今甘肃应正法者皆获宽免，仍以身试法，侥幸苟活，庶不负朕谆谆教诚之至意，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清高宗实录》一一六二卷，1—3页）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十一月丙申谕：朕左阅《兰州纪略》于贼匪苏四十三肆逆时，兰州府知府杨士玑前往查办，在白庄被贼杀害。署河州知府周植因城失守，自缢身死。

因思该二犯，于捏灾冒赈案内，俱侵蚀银在四万两以上，例应斩决，发遣子嗣。若其身尚在，自应按律正法，将伊子发遭。但念杨士现被贼戕害，周植城亡与亡，究系爱于王事。彼时与杨士现同被贼害之副将新柱，身系武职，缘并无冒赈捏灾之罪，现已加恩，给予难荫。且从前守城著有微劳之谢恒等各犯，具邀恩宥，免死发遣。杨士玑、周植自应一体加恩，其应得冒赈之罪，以不予难荫折之。至该二犯之子，业经发遣者，著赦回原籍。其年未及岁现在监禁者，亦一并释放。俾身任地方之责者，知有罪必惩，有功必录，益当感发天良，力图报效，庶不负朕轸念微劳，格外施仁之至意。

（《清高宗实录》一一六八卷，8一9页）

首犯王亶望、勒尔谨、王廷赞处死；贪污二万两以上的谢恒等犯，免死发遣；贪污四万两以上的杨士玑、周植冒赈之罪，以不予难荫折之。并将此案处理情况，通告全国，教诫全体官吏。

对于哲赫林耶与华寺门宦的矛盾斗争，乾隆皇帝从经济剥削的角度认识了问题，并从这方面提出了维护华寺门宦搞垮哲赫林耶的办法。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甲戌二十二日瑜：勒保奏地方情形折内称，平凉府属之静宁等处，回民最多，传集该处头人，乡约等削切晓谕，以新教实为回教之大害，现在各村庄老教头人，实力访察，一有见闻，即当禀首，如实无其人，出具连名甘结，等语。所奏不过敷衍成文，并未知新、旧教实在情形，全不得其要领。回民同是一样经咒，初无新、旧之分。从前马明心亦不过因曾至叶尔差、喀升噶尔地方学习回经，遂在甘肃设立回教，其实所念之经，与旧教无异。近闻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而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此语颇中窾要。若地方官留心劝导，使旧教舍多取少，新教自无从招集；或竟能使旧教所取念经钱文更少于新教，则小民希图省费，新教亦自必归旧教，其新教不禁而止矣。••总在设法化导，不可区别新旧之名，转资犄角也。

（《清高宗实录》一三四一卷，8-9页）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哲赫林耶穆斯林起义，是宗教形式掩盖下的广大回回，撤拉各族贫苦农民为争取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而反对本民族地主阶级与清朝统治者的武装斗争。这是回族内部农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同时也是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反映。回族农民笃信伊斯兰教，“因

此，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取神学的形式，为要在纯碎用宗教哺养起水的群众感情上，激起迅雷暴雨，群众的切身利益就必须裘上宗教的外衣表演出来。”（思格斯：《费尔巴哈论》）回族劳动人民世代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也受尽地主阶级推行的宗教神学的欺骗和毒害。当他们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的时候，也不得不借用宗教的形式，让自己的革命利益也披着宗教的外衣出现，于是产生了教派斗争，同时出现了宗教异端。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异端，是掀起巨大的革命风暴的精神武器，也是用以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一种手段。乾隆时期哲赫林耶和华寺门宦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两类不同性质的教派，前者为劳动群众所信奉，后者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尊崇和保护。它们在信徒的阶级成分，宗教修持的实践上，对现实阶级压迫的态度等方面都是大不相同的。这两个教派的对立和斗争，正是乾隆时期回族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由于农民和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决定乾隆时期哲赫林耶和华寺门宦两个教派在阶级性质和政治倾向上都是不同的。“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453页）

乾隆时期的哲赫林耶对现实苦难的抗议，采取了秘密发动起义和公开武装斗争的方式，因此，它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回族地主阶级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极端仇视，进而联合镇压。清朝政府动员其军队、法厅、监狱、封建伦理等方面力量，并采取了攻击，丑化、侮辱、酷刑、流放、屠杀各种手段，还煽动华寺正统教派的狂热，妄图将哲赫林耶异端一举歼灭。正是早期哲赫林耶的性质决定了它自己在清代的坎坷的历史命运。

马明心通过亲自参加甘、宁、青地区回族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还通过哲赫林耶的宗教说教，把苦难中的8斯林从念礼斋课翻的苦修中，引到了现实斗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他指给了苦难中的發斯林进入天堂的“捷径”，即要进入来世的天堂，先得建立人间的天堂。凡为建立人间的天堂而流血斗争者，在来世便可“提着血衣撒手进天堂”。甚至一个人终生作恶多端，最后在改变现实的战场上流血牺牲，凭着他的血衣，来世就可进入天堂，还可以提着血衣搭救三代亡人。乾隆时期哲赫林耶的“提着血衣前进”的这种口号，这种说教，对于在绝望和苦难中挣扎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一种精神安慰，是极大的激励。它要求穆斯林的是英雄、忠勇、坚毅的斗争精神。因此，它较大限度地把贫苦农民组织到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和本民族地主阶级的战场上去。使得农民跟着马明心，信念是坚定的，作战是勇敢的，表现出了特别强盛的战斗力。这也就是乾隆时期哲赫林耶的历史作用。

尽管如此，哲赫林耶毕竟是一种宗教，农民不堪忍受清朝各级地方官吏勾结本民族封建地主进行的残酷剥削和政治迫害，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马明心这位“穆勒师德”的身上，马明心被神化成救世主，哲赫林耶成了“尊人派”。结果把马明心塑造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作为崇拜的偶象，把人间的力量外化为超人间的力量。这种偶像崇拜的结果，事实上使得后来年月中哲赫林耶的穆勒师德与农民教徒之间的宗教关系，变为森严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种偶像崇拜的结果使农民长期陷滞在宗教蒙昧之中而不能解脱。

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

一场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伦理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以这些物质条件中被马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十尔。马充恐《政治经济华秘判》》，《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二卷，117页）简言之，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哲赫林耶作为回回民族的一个宗教派别，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上层建筑，绝不是出于回族人民的主观愿望，而是有它赖以生存并与之相应的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即是说哲赫林耶的产生和传播发展必然受其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从乾隆朝直至终清之世，回回民族灾难深重，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要对哲赫林耶“剿洗净尽”、“严断根株”、“不留余孽”。当此存亡危急之秋，哲赫林耶只能在被“剿洗”中“提着血衣前进”。这种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政治经济形势，反映在哲赫林耶的教义中，升华成了“征战”的“舍希德”思想，亦即“東海答依道路”。它借用世界伊斯兰教的有关传说、口号表现了出来，并以一种神圣的宗教教义的形式规定了下来，反作用于回族社会，鼓舞着回族人民的反清意志。这里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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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征战”的“舍希德”思想，在清代引起了回族人民的普遍的崇信，得以扎根生长，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从而使官自己成了回族伊斯兰教中教徒较多、传播地区较广泛的一个教派。也正是严酷的历史遗遇，形成了它的敢于战斗的特殊性格。这也使我们想起马克思的另一句名言，“我们不是到我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大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一卷，446页）一言以蔽之，清代哲赫林耶的产生只能从清代西北回族的政治经济基础，即当时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中去寻找原因，不能象乾隆时陕甘总督福康安说的回回民族“桀骜”、“顽梗”，（《石峰堡纪略》卷二〇）从民族性格中去找原因。显然福康安的说法是为清朝的反动的民族宗教政策造舆论的。而这种说法后来又成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压迫回族人民的口实。清代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给予哲赫林耶的一些烙印，拿世界伊斯兰教的教义、教律、教仪是解释不通的，这只能从清代的回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条件方面加以说明。哲赫林耶本身也是在发展变化的，后期的哲赫林耶也不同于早期的哲赫林耶，后期的哲赫林耶走上了世袭的道路，成了门宦，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于是在民国时代又有“伊赫瓦尼”教派应运而生，它在“尊经革俗”的口号下，举起了革除门宦陋习的旗帜，这无异对于“尊人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穆斯林之纷纷皈依“伊赫瓦尼”，就象乾隆年间之追随哲赫林耶一样，演出了历史的一个新场面。在这个历史的新场面前，哲赫林耶则一直处于守势。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不能采取象烧鸦片烟的办法来对待宗教，因为宗教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只能运用这个规律，创造条件促使宗教逐渐走向灭亡。有清一代，统治者为了压迫回回民族而把摧残、打击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但其结果又恰巧相反，伊斯兰教的宗教观念在穆斯林心中根深 棉固。为了继续压迫回族人民，继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咸丰三潮仍在镇压哲赫林耶，如此经七十年至同治元年，太平军一进入西北，各族穆斯林，又正是在哲赫林耶橙斯林的带动下，形成以今宁夏之金积堡为司令部的反清战线。左宗棠分析说：

“关陇安危机括全在金积”、“关陇诸回成以金积堡为向背”。

斗争持续了十多年，起义军先后向陕、甘、宁、青数十个府州县城发动了围攻，占领过许多州县，烧毁县衙、仓库，杀死官吏，摧毁地方封建政权，大大动摇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封建统治。当各地方封建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后，清政府又调动十多个省几十万军队，倾全力镇压回民起义。清政府在镇压起义过程中，调用了闽、晋等九省库银作军钠，“每岁不惜数百万帑金，竭天下财赋供一省军费之用。”（《左文襄公全集•陈乌音术齐提督成禄罪状疏》）先后共耗费了二千数百万两银子，致使“海内空虚，军需阙乏。”最后还是左宗棠凭借着外国侵略者的大量贷款和购买外国新式枪炮，才镇压了同治年间的起义。

而左宗樂又继续查禁哲赫林耶，“查新教本是回教异端。自乾隆四十六年，剿办马明心、苏四十三，四十九年剿办田逆后，马化龙之父马二复以新教遭种，惑众敛钱。传染数省。马化龙接称总阿訇，凶焰更炽。是在朝廷为必讨之贼，在将士有必雪之愤，在回教亦为必除之种。 （左宗棠同治十年二月布告，《回民起义》4）禁者自禁，行者自行，一俟辛亥革命之后，哲赫林耶又出现了一个复兴局面。历史事实 向我们揭示：当宗教和农民起义结合在一起，一旦农民起义失败后，“他们……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斯大林全集》六卷，43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失败了的农民只能在宗教中寻求安慰和希望。因而，宗教总是在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增加了信徒，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历史事实也揭示，希图用行政命令或暴力来禁止宗教实则帮助宗教滋长。对于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只能疏导，不可遏制，亦如大禹之治水，只能导其流，不可塞其川。

马克思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页）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以万丈光芒的光焰，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也为各少数民族人民指出了争取解放的正确方向，同样也为苦难中的回族穆斯林开辟了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它反对任何民族压迫，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它把领导与帮助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回族穆斯林也站起来了，他们终于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革命改变了现实物质世界，也改变了人们头脑中的宗教观念和宗教自身。情随事迁，曾存在于历史生活中的象火焰一样燃烧过穆斯林之心的“束海达依道路”的宗教说教、“提着血衣前进”的口号，在解放了的农民面前，成了冰冷的历史化石，仅作为一种历史生活的陈迹，供后人来透视历史生活的内容；天堂河流中流淌着的蜂蜜和牛奶，对于丰衣足食的农民不再象对他们的终年饥馑中的祖辈们那样具有诱惑力了。对于翻身当家作主恢复了人的尊严的农民来说，通过走“束海达依道路”而获得进入天堂待立在真主阙下的尊荣的神话，成了荒唐的呓语。

来源：秋天的落叶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