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君集跟李靖学兵法，李靖却故意保留一手：他将来必有异志

摘要：唐朝建立之初，群雄逐鹿，侯君集慧眼识珠，加入了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麾下，成为秦王府的核心成员之一。他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在平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屡立战功，逐渐在军中崭露头角。

公元630年，兵部尚书侯君集状告李靖要谋反，原因是李靖在传授兵法期间有所保留。事后，李靖对唐太宗李世民说：“我看侯君集将来必有异志。”

侯君集是豳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与许多同时代的将领相似，他年少时便以“勇武”自诩，性格中带着几分豪迈与自负。

唐朝建立之初，群雄逐鹿，侯君集慧眼识珠，加入了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麾下，成为秦王府的核心成员之一。他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冲锋陷阵，在平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屡立战功，逐渐在军中崭露头角。

公元626年，那场决定大唐未来走向的“玄武门之变”爆发。侯君集作为李世民的心腹干将，亦参与了核心的谋划与行动，为李世民最终夺取皇位继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世民登基后，论功行赏，侯君集自然是加官进爵。他被册封为潞国公，赐实封食邑千户，并擢升为禁军高级将领——左卫大将军，后来又迁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足见唐太宗对其的信任与倚重。

此时的侯君集，可谓是春风得意，位高权重，是贞观朝廷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随着地位的提升，侯君集也渴望在军事上更进一步。大约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侯君集出任兵部尚书，掌管全国军事行政。

或许是为了培养这位爱将，使其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也可能是希望借此机会让两位重臣加强联系，唐太宗李世民做出了一个安排：让侯君集拜时任尚书右仆射的李靖为师，学习兵法。

这本是一段佳话的开端，却不料成了两人关系乃至侯君集命运的微妙转折点。李靖是公认的军神，其兵法造诣深不可测。侯君集前来求学，自然是希望能得到真传。

但李靖在传授过程中，似乎有所保留。史载：“每当讲到兵法的精微玄妙之处，李靖便点到为止，不再深入。”

这让心高气傲、急于求成的侯君集感到非常不满。他或许认为李靖是故意藏私，不肯将真正的绝学传授给他。以侯君集的性格，他不会将这种不满藏在心里。

于是，侯君集竟然直接向唐太宗告状，而且言辞相当严重，他声称：“李靖似乎有意保留核心兵法，恐怕是心怀叵测，意图不轨，甚至可能想要谋反！”

这突如其来的指控，让唐太宗也感到意外。起初，他可能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心腹侯君集，甚至因此对李靖产生了一些责备之意。然而，当他向李靖问及此事时，李靖的回答却让他陷入了沉思。

面对指控，李靖并未过多辩解自己为何没有倾囊相授，而是直指问题的核心——侯君集的动机。

李靖对唐太宗说：“陛下，这恐怕是侯君集自己想要谋反的迹象。如今四海升平，中原安定，臣所传授给他的兵法，若能精通，已经足以让他领兵作战，安定四方。但他却贪得无厌，非要穷尽臣毕生所学不可，这难道是仅仅为了报效国家吗？臣以为，他如此急切地追求极致的用兵之术，恰恰说明他心存异志，是为了日后图谋不轨做准备啊！”

据记载，有一次，侯君集处理完公务从尚书省出来，竟然心不在焉地骑着马走过了尚书省的大门好几步才发觉。李靖恰好看到这一幕，便转身对身边的人说：“侯君集心神不定，精神恍惚（意不在人），我看他必定是要谋反了！”

结果，李靖的话一语成谶，侯君集后来真的反了。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西域的高昌王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国王麹文泰勾结西突厥，断绝丝绸之路，阻碍西域商旅朝贡。

唐太宗决定发兵征讨，侯君集被任命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大军西征。

侯君集确实展现了他作为优秀将领的一面。他指挥若定，唐军进展神速。麹文泰闻讯惊惧而死，其子麹智盛继位后，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最终选择开城投降。

侯君集成功平定高昌，俘获了国王麹智盛及高昌国的文武百官，将高昌纳入唐朝版图，设立西州都护府，功绩卓著。

然而，胜利的荣光之下，却潜藏着侯君集性格中致命的缺陷——贪婪与傲慢。

在高昌平定之后，侯君集做出了几件严重的事情：

滥用职权：他未经唐太宗批准，擅自将一些他认为有罪（或仅仅是不顺眼）的高昌人定罪并发配。贪墨国宝：他私自将高昌国库中的珍奇异宝据为己有。纵容部下：他默许甚至可能鼓励手下将士劫掠高昌富户的金银财宝。

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军纪国法，也损害了唐朝在西域的声誉。当大军班师回朝后，侯君集的这些劣迹很快就被人告发。

唐太宗得知后，龙颜大怒。他无法容忍自己倚重的将领在立下大功的同时，竟然如此贪婪无度、目无法纪。一怒之下，李世民下令将侯君集逮捕下狱，准备严惩。

就在侯君集面临牢狱之灾甚至可能更严重后果的关键时刻，中书侍郎岑文本站出来为他求情。岑文本认为，侯君集毕竟是功勋卓著的大将，平定高昌功不可没，虽然贪财有过，但不应因此全盘否定，请求从轻发落。唐太宗素来器重岑文本，也念及侯君集过去的功劳，最终同意释放侯君集，免于处罚。

按理说，犯下如此错误，能够得到赦免，侯君集本应感恩戴德，深刻反省。然而，他的反应却恰恰相反。侯君集非但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反而心生怨望。他自恃平定高昌是盖世奇功，觉得仅仅因为贪图了一些财物就被下狱囚禁，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和不公。这种强烈的委屈感和愤懑情绪，在他心中不断发酵，将他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恰在此时，太子詹事（东宫属官）张亮被任命为洛阳都督，即将离京赴任。仍然对高昌之事耿耿于怀的侯君集，找到了张亮。他竟然毫不掩饰地、激动地挽起袖子对张亮说：“我这心里憋屈得简直活不下去了！您（指张亮）有胆量造反吗？要是您敢反，我就跟您一块儿干！”

这番话，无异于公开煽动谋反。张亮听后大惊失色，他不敢隐瞒，立刻秘密地将侯君集的言行向唐太宗作了汇报。

李世民听闻后，虽然震惊于侯君集的胆大妄为，但也保持了冷静。他对张亮说：“此事暂且不要声张。侯君集只是口头发泄怨气，未必就真的付诸行动。我们静观其变，等他真的有了谋反的实际行动和证据，再将他拿下也不迟。”

与此同时，另一位宗室重臣，江夏王李道宗（李渊的堂侄，也是一位有功之将），也察觉到了侯君集的危险倾向。他曾私下提醒唐太宗：“侯君集这个人，志向不小（志大），但见识不高（智小），总是自以为功劳盖世，对自己的职位待遇（官位）长期感到不满。依我看，他将来一定会谋反的。”

最终点燃侯君集谋反导火索的，是太子李承乾的政治危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因为担心自己地位不稳（特别是其弟魏王李泰深得父皇宠爱，对他构成威胁），策划暗杀李泰失败，深恐因此被废黜。走投无路之下，李承乾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政变。

李承乾秘密召见侯君集入东宫，寻求支持。此时的侯君集，可能也在进行着自己的盘算。他或许担心李承乾步李建成的后尘被废黜甚至被杀，自己作为与太子过从甚密（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是太子党羽）的将领，也可能受到牵连。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

于是，侯君集答应了李承乾的请求，与汉王李元昌（李渊的儿子）、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等人一起，共同策划起兵谋反。

但密谋造反毕竟是天大的事情，风险极大。侯君集内心也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史载他常常因此夜不能寐。他的妻子察觉到丈夫的异样，非常担忧，曾劝他说：“看你的样子，定是做了对不起国家社稷的大事。为今之计，不如自己主动去向陛下坦白请罪，或许还能保全性命和家族。”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但已经被野心冲昏头脑的侯君集，并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

不久，齐王李祐（李世民的儿子）在封地谋反，很快被平定并赐死。李祐的谋反案牵扯出了太子李承乾的政变阴谋。整个计划彻底败露，相关人等纷纷落网，侯君集也被逮捕。

起初，侯君集还试图抵赖，拒不承认参与谋反。但唐太宗亲自审问，加之其同党（特别是他的女婿贺兰楚石）的详细供述，以及来往的书信等铁证被呈现在面前，侯君集知道再也无法狡辩，最终只得低头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