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被撤消与北京高校的大折腾

摘要：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风霜雨雪忆年华》《革命四十年》《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等。原题为《人民大学被撤消》，标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风霜雨雪忆年华》《革命四十年》《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等。原题为《人民大学被撤消》，标题为编者所加。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通知，人民大学由原属高教部领导划归为北京市革委会领导，由其负责学校的撤销、合并、搬迁等事宜。市革委一下子管不了那么多，就想着这些学校尽快离开北京。

于是，人民大学成立干校的事宜马上开始起步。11月15日，校革委会和整党领导小组决定在江西省余江县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崔耀先提前去江西落实具体地址，并任干校临时党委书记。四天之后，11月19日，先遣队就出发去江西了。很快，11月27日，第一批教职工528人也出发了。

在人民大学江西“五七学校”开办的三年中，先后有1583名教职工、480户家庭分8批去到那儿。

有时候，混乱到天翻地覆，都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时候，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大家以为要在这江西干校干一辈子，万般无奈、心灰意冷的时候，突然，1972年5月14日，人民大学江西余江“五七学校”宣布撤销，教职工分批回北京，回去以后大部分又重新分到别的单位。

人大老师在江西干校搬运和加工石材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当然是人民大学被撤销。虽然事发突然，但还是有个酝酿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简单讲是这样的。最早，最主要的，那还是毛主席的话。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那句“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里，他已经把社会科学类的高校排除在外。几天后，毛泽东在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时，说得更明白了：“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那时，就已经想到了要解散一批高校。所以，一大批的高校被撤掉，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人民大学一家的事。

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校后，开始对此步步落实。1969年1月17日，他们就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要求撤销人民大学，并将此意见以“座谈会纪要”的名义提交给北京市革委会。他们对人民大学是没有感情的，巴不得早点散了才好呢，他们也就省事了。

1962年秋，入学当年作者在校门口的留影

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通知，人民大学由原属高教部领导划归为北京市革委会领导，由其负责学校的撤销、合并、搬迁等事宜。市革委立刻就开始找地方建“五七”干校，以解决人员的安排问题。于是，1969年底，人大江西“五七”干校很快就成立了。同时，也开始具体部署人民大学的分步骤停办和最后的撤销。

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委通知人民大学停办。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在决定撤销的高校名单里，中国人民大学赫然名列前茅。

1970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委关于撤销人民大学等高校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再下一步，在对人民大学教职工的处理安排基本结束以后，1973年10月10日，北京市委、市革委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军工宣队全部撤离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告撤销。

人民大学都没了，那人大的教职员工，尤其是远在江西干校的“五七”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又将是怎样的命运？正当人们万般紧张焦虑的时候，忽然又起死回生了。谁也没想到，人民大学没有了，人民大学的教工倒是可以回北京了。

人大教工能回北京，真的是很幸运。糊涂官办糊涂事，有时也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当初北京市委打报告给江西省委，说人民大学要撤销，在江西干校的人大教职工要交给江西省。亏得江西的程世清不肯要，说是人大的司局级职工就有300多，江西一共才13个地市，没法安排这么多干部（因为地委书记也才是司局级）。“工资那么高，负担不了”。

当时学校的临时党委书记崔耀先还到南昌，和江西省委、省政府具体商讨过人大的教职工安排落实问题，当得到江西方面不愿意接受的明确意见之后，回来乘势向北京方面汇报人大教职工迫切想回北京的强烈愿望。北京市才只好让人大的教职工回来安排，同时通知撤销人大的江西干校。

1950年人民大学刚建校时，里面还很空旷荒凉

50年代后期的校门，门垛上有了个球形的玻璃灯罩，里面的树长起来了

其实，人大的教职工哪个不想回来啊，天天都在想啊。小学生的刘红也说，她也是在天天想啊，想着哪天能跟着爸爸妈妈回北京啊。连做梦也常常梦着坐在火车上回北京，醒来却是一场梦，心里难过得直想哭。当真的坐上火车回北京时，都有点不敢相信，就怕又是一场梦。

想当初，她们离开北京来江西的时候，在列车上，乘警看着这些情绪高昂的孩子们问：“你们去哪儿呀？”孩子们答：“我们去江西！”乘警又笑着问：“你们去江西干嘛呀？”孩子们齐声答道：“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想起这些，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而有的学校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中国科技大学，因为当时在安徽的李德生愿意要，他们就去了，而且再没能回来。这事情也是巧，国务院分管与科委系统联络的刘西尧在李先念那儿汇报说，科大没地方去。正好李先念的部下、正在安徽主持工作的李德生进来了。李先念就说，那就上你安徽那儿去吧。李德生也不好说别的，这事就这么定了。科大在安徽，至少在头几年，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遭了罪的。

1969年末，科大去安徽，开始是在安庆，有的去了芜湖。还是放不下，大部分师生下到了矿山、工厂。又碰上了“一打三反”，短短几个月，科大就有7名师生被逼自杀。当地专案组是个什么水平，就举一个例子。近代物理系644班的朱柏生回忆，专案组第一次找他谈话，说：念你一贯表现较好，一时误入歧途，初步决定判你15年徒刑；第二次找他谈话，说：有可能只判7年；第三次找他谈话，说：不判刑了，要留校管制劳动2年。（参见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这是把人和人一生的命运，当成了什么？！这是草菅人命到了什么程度？！！

都说江西的程世清干了很多坏事，还就办了这么件好事。说起来也真可笑，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人民大学的停办和撤销还起了点好作用，那就是让江西干校的老师和家属们有了回北京的机会。不然还真没法说，他们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当时人民大学保留下来，估计相当多的教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孩子，至少要等到“文革”结束后重新招生时才能回来。有一些恐怕要长期留在那儿了。

谢天谢地，总算是江西干校撤销了，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都能回北京了。干校的房屋、财产、土地都交给了余江县，也不去计较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能回来，就好了。

1969年9月到1973年10月，校门口挂上革命委员会的牌子

接着，1971年1月和1973年6月，先后有两批教职工从人大调出。第一批近600教职工被分配到北大、清华、北京市革委等单位。由于郭影秋等老同志的预见和坚持，他们做了不少工作，第二批从江西回来的1420名教职工是按建制成块分配到北大、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为以后能够较为顺利地复校，创造了条件。另有160位教职工调回家庭所在地工作，比如我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就回到了原籍浙江省嘉善县。

本书所讲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到此结束，比全国人民提前三年结束。

工宣队在人大期间还干了件“好事”，就是把人民大学最有商业价值的一块地，沿海淀路（现在叫中关村大街），从东校门到北校门，几乎全划了出去，另建了个“大华”衬衫厂。在旁边林园住的人大教职工，还都记得大铲车怎么把那些树，一棵棵地铲走。建起来以后，厂里为了让工人们打起精神，就在车间里使劲放音乐，边上住的林园人大教工们都吵死了。

而且，在还没有正式公布人大停办、撤销之前，1970年7月，李先念已经批示同意将拟定停办的人民大学西郊校址、房舍（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全部拨归二炮（102部队）使用。但二炮进来以后，就不仅仅是使用的问题了，又在学校西南角我们练国庆整步走的大操场上盖起了家属楼。这些，都再也无法收回了。

无独有偶，后来我在南京的那个高校，“文革”时进校的工宣队也如出一辙，从学校中间挖出一块地，盖了他们的家属楼，把学校的平面图由正方型变成了马蹄形。再联系到我中学的操场也被区教育局占去盖了家属楼，校长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不但把校长撤了，连学校也给撤了。原来，那时候这些人就知道了房地产的重要性。

这是被划出去的学校大操场，后来被盖上了“二炮”的家属宿舍

军宣队进驻人民大学的作为，除了迫害教职工外，另外就是占房子。不但在西郊海淀校区占，而且还在市里的铁一号抢占民居。那个年代，住房高度紧张，在人们的心里，已经超过了吃饭穿衣。趁着人民大学的老师下放五七干校之机，军代表携带家属纷纷涌进来占据住房。铁一号（张自忠路三号）的教职工宿舍因为坐落在市中心，所以特别抢手。

为了这些房子，“文革”后人民大学教工与前军代表的家庭，多次闹得不可开交。到现在，铁一号里还有军代表的家属在住。这些军代表在人民大学大多没留下什么好印象。这段内容来自于顾土在共识网2016年4月8日的文章《文革，一个大错位的年代》。

在这篇文章里还讲到：“人民大学最高的那位军代表姓杨，个头不高，是个师级干部，而人民大学1966年底去世的校长是吴玉章，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杨代表与吴玉章唯一相同之处就是他也坐上了吴玉章的专用吉姆车，四处开会，每次人家都以为是什么大干部亲临，专门跑下来迎接，一看是他，老大不高兴。杨代表当然不懂怎样管理大学，闹得怨声载道，还有不少笑话，有人编成了一个个段子，流传许久。人民大学各系的军代表都是团级、营级，而过去的系领导则是抗战时期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其实，有的军代表人也挺不错，就是不知道如何管教育、管师生，自己都觉得难受，只能硬撑着，背后却叫苦不迭。”那位杨政委还在铁一号西院里盖了两个小院，一套给了郭影秋，一套留给自己。后面因为群众反响太大，只好把那套给了崔耀先。

然而，校门口的332路公交车的站牌，却还始终保留着“人民大学”的站名，似乎预示着它还会有回来的一天。那时还是叫32路。1962年我们入学时，那站名叫双榆树。1965年社教回来后，站名就叫人民大学了。

1976年11月，人民大学著名党史学家胡华乘坐32路从动物园到颐和园，在车上路过曾经的人民大学，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诗：

伤心惨且过人大，

站在校亡痛咨嗟。

军阀专政林三虎，

生灵涂炭亿万家。

男宠女宠狼当道，

是耶非耶鹿为马。

十年一觉黄粱梦，

天安门血已开花。

胡华教授

这首诗选自李大兴先生的文章《父亲与人民大学的半生缘》，李先生的父亲李新是五十年代人民大学的负责人之一。

“文革”前，北京有55所高校。“文革”结束时，只剩了24所。在这里，把它们简单讲一下。

（一）当时被撤销停办的学校有14所，主要是文科类的：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商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北京铁道医学院、北京外语专科学校、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前面十所后来恢复了，后四所后来没能恢复。）

（二）迁出北京的有15所：

1、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迁往陕西甘泉，1973年4月又迁到河北涿县，改名为华北农业大学，1978年迁回北京原址，恢复原名。

2、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迁往重庆市北碚区，后又迁到河北省邢台市，1979年迁回北京，后并入中国农业大学。

3、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迁往湖北江陵，后又迁到湖北武汉。现分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武汉）两个办学实体。

4、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迁往山东省东营胜利油田，改名为华东石油学院。现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和（华东）两个办学实体。

5、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先迁至四川省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后迁往江苏徐州，定名为中国矿业学院。现为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两个办学实体。

6、北京电力学院（今华北电力大学）迁往河北省邯郸地区，后又迁到河北保定。现为华北电力大学，分为北京校部和保定校区，实行一体化管理。

7、北京铁道学院迁往河北石家庄，1977年回京，校名定为北方交通大学。

8、北京轻工业学院迁往陕西咸阳。回京后，与它校组建北京工商大学。

9、北京林学院迁往云南丽江，后又两次搬迁，先后到下关和昆明市安宁县。1979年回京，恢复校名。

还有四所迁出后再没能回北京：

1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往安徽合肥（一开始在安庆），目前仍在合肥。

11、北京水利水电学院迁往河北省岳城，1973年迁到河北邯郸，1990年迁至郑州，现在为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2、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西安，后与他校合并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

13、北京建筑工业学院迁往湖南常德，后又迁到湖北武汉，现为武汉理工大学。

还有两所是河北省在北京的学校，那更得回去了。

14、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迁往河北宣化，后又迁到石家庄，现为河北师范学院。

15、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迁往河北省易县，更名为河北林业专科学校。

（三）合并到其他学校的有2所：

1、北京语言学院并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并入北京经济学院。

（四）1970年后北京剩下24所高校，它们是：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电信工程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纤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原北京第二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1973年，多所艺术和美术学院合并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1978年恢复。）

尽管这些学校算是留在北京，但它们中的大部分，也还是在外地办了五七干校或分校。比如：北大办了陕西汉中分校，清华办了四川绵阳分校，而且他们也还在江西另外办起了鲤鱼洲干校。

什么叫折腾？这就是折腾，北京高校建国以来最大的折腾。

另一个结果是,很多高校文革期间有工农兵大学生，而人民大学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