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军中往事

摘要：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4月14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今属柳林县）作战中不幸牺牲，年仅33岁。1994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

文/田润民

刘志丹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4月14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今属柳林县）作战中不幸牺牲，年仅33岁。1994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他短暂的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历尽艰险。1931年，刘志丹在陕西省彬县（今彬州市）从事“兵运”期间，被敌诱捕入狱是他革命生涯中惊险的一幕，也是他在陕甘边地区由“兵运”转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一个转折点。

1928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六大制定的方针，作出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军事运动”又称“士兵运动”，简称“兵运”：派共产党员打入军阀部队，发展党组织，学习军事，训练干部，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伺机发动起义。这种做法被比喻为“借水养鱼”：借国民党军阀的“水”，养共产党的“鱼”——军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吸取大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被“逼上梁山”后采取的应对措施。1924年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和政治运动，史称“国民革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唯独没有搞士兵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也在武汉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血的教训使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抓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刘志丹上过黄埔军校，又是陕北人，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领导那里的兵运工作。他利用各路军阀招兵买马的机会，号召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掌握兵权，为起义作准备。

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太平镇收缴国民党民团武器，举行起义，接着又收编了赵二娃、唐青山、贾生才三股“山大王”，队伍一下子发展到2000多人。不料，在宁县的张皮塬遭敌伏击，损失惨重，只剩下100多人。为了保存这支革命队伍，刘志丹决定投奔军阀苏雨生，争取在国民党西北军弄个番号，使部队的吃、穿、武器等有保障，再寻找机会把队伍带走。

苏雨生早年在绥远当过土匪，冯玉祥主政西北边防期间，将苏的人马收编，给了他一个骑兵师师长的头衔，命其驻守陕北三边。1930年11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打败，无力负担苏部粮饷。苏雨生改换门庭，投靠了主政陕西的地方实力派杨虎城，被任命为警备骑兵旅旅长，驻守陕甘交界的彬县。

1929年，刘志丹搞兵运时，曾在苏雨生部当过中校团副。刘志丹乘苏扩充势力之际，派马锡五、陈鸿宾两人前往彬县，商谈加入苏部。

苏雨生被收编以后，聘请榆林中学教师谷连舫担任副旅长。谷连舫在榆林中学任教时，刘志丹是他的学生，两人有师生之谊。虽说刘志丹和苏雨生是“旧交”，但时过境迁，若苏雨生一口回绝，丢面子事小，没有了回旋余地事大。因此，派曾当过哥老会大爷的马锡五出面，陈鸿宾做助手。哥老会是清末民初一个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多由中下层群众组成，带有反抗官府压迫的色彩，在陕甘民间很有势力。马锡五有哥老会的背景，再加上谷连舫从中斡旋，苏雨生很给面子。马锡五先用哥老会的话题开场，苏雨生假惺惺地说：“早闻‘马大爷’的大名！实不相瞒，当年我还想投奔您呢，只是无人引荐，哥老会门户太深，这才落了草。”马锡五接过他的话说：“风水轮流转！当年您想投奔我，今天我来投奔您，咱俩不是有缘吗？如蒙苏旅长看得起，请给我这100多个弟兄赏口饭吃。”又补充道：“我这100多个弟兄都上过战场，不用训练就能打仗，这比您招新兵要省事得多！”苏雨生和谷连舫交换了一下眼色，谷副旅长点了点头。苏雨生赶忙回应道：“俗话说，来得早不如赶得巧！当值用人之际，‘马大爷’来得正是时候！”遂答应收编刘志丹的游击队，给了个补充团的番号，任命刘志丹为团长，杨树荣为中校团副，陈鸿宾为少校团副，马锡五为军需官。

马锡五圆满完成了刘志丹交给他的任务。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专员的他，巧判封捧儿的婚姻案件，被誉为“马青天”。电影《刘巧儿》原型就是封捧儿。因了这部电影，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马锡五的大名。

1931年3月3日，刘志丹奉苏雨生之命，带着队伍开往职田镇。

职田镇位于陕西旬邑县东门以外20公里处，距离彬县30多公里，离甘肃正宁县最近处还不到10公里，是陕甘交界处最大的一个镇，又是进出子午岭山区的必经之路，当地人称之为“出山口”。旬邑县国民党政府在这里设有镇公所和民团，把守着这个出入甘肃境地的“关口”。职田镇的名字颇有来历，相传唐朝大将尉迟敬德在此屯兵养马，“带职耕田”，镇名由此而来。

笔者的出生地青村，距离职田镇5里路，童年时常随父母到镇上赶集、看戏。那时，职田镇城墙又高又厚，有几户人家竟然在城墙上打窑凿洞，安家过日子。进了城门，就是职田街，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店铺，路旁吃食摊子一个接一个：羊肉烩饼、猪肉包子、油糕、麻花、炸油饼、石头干粮……伴随着扑鼻的香味，“猪油哩肉哩，肥哩瘦哩”的叫卖声不时传入耳鼓，把我们小孩子馋得直流口水。更令人向往的是位于城内的大戏楼，那是镇上的娱乐中心，县剧团的名角们常在这里亮相。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镇上举行群众大会，那戏台便成了大会主席台。史书记载，刘志丹曾在那戏台上讲过话。儿时的我，能去职田镇赶一次集、看一回戏，真是开眼界，见世面！

可惜的是，职田镇那雄伟壮观的城墙，那高高耸立的戏楼，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拆除了。

苏雨生将刘志丹的队伍安置在这里，一是子午岭大山里的土匪经常来此抢劫百姓，让这个新收编的补充团来对付土匪；二是让这支非嫡系武装远离自己的统治中心。刘志丹不计较这些，有番号就有了合法地位，不仅穿上了正规军的服装，还领到了生活费，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

安顿停当后，刘志丹派杨树荣前往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

1936年，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与女儿刘力贞合影

1931年4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以巡视员身份来到职田镇。高岗，陕西横山县（今榆林市横山区）人，1905年出生，比刘志丹小两岁，两人是榆林中学校友，早年一起搞过兵运。此时的高岗代表中共陕西省委，一是传达省委的指示，二是视察刘志丹的部队。

省委的指示密写在拆开的《红楼梦》字缝中，放在点心盒里。大意是：同意刘志丹的决定，充分利用苏雨生给的补充团的名义，迅速扩大队伍，寻找机会把部队拉出去，打击敌人。王世泰在回忆录中说，他见过密写在《红楼梦》里的省委指示。这说明省委的指示只传达到党员干部这一级。王世泰当时是补充团一名班长，在党内担任组织委员。高岗拎着个点心盒子到职田镇，一是隐藏省委指示，二是佯装看望老乡和好友。补充团大多是陕北人。

笔者在职田镇上高小时，常常听到镇上的老人们议论说：“‘高麻子’（高岗）曾在咱这里住了半年多！”“半年多”，显然是夸张了。高岗是4月初到的职田镇，6月，补充团就被迫缴了枪。这样算来，高岗在职田镇最多住了两个月。处于秘密状态下的省委代表能在渭北高原一个小镇住上两个月，时间已不算短。高岗，人如其名，大高个儿，和职田镇当地人比起来高出一大截，脸上有麻子，说一口带有浓重鼻音的陕北话。职田镇除逢集开市外，平时外地人很少，常住人口不多，大家彼此都认识。这样一个很有特点的外地人在镇上一住就是两个月，必然引人注意：“探亲访友？一般探亲访友，不过三五天，这个人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做生意的？不像！咱这地方没有啥大买卖可做，最大的生意不过是倒卖牲口，最远的客商是北塬（甘肃正宁）来的人。”镇上的人纷纷猜测这个大个子陕北人的身份、来职田镇的目的，可就是猜不出来。

高岗在职田镇这两个月究竟做了些什么，尽管对外保密，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出来。

刘志丹看到省委的指示后，马上行动起来，开展宣传、交友、扩军等工作。他派马锡五、陈鸿宾到子午岭、南梁一带寻找失散的部队。他要求部队抓紧发展党员。虽然活动是秘密的，党员的身份不公开，但王世泰（补充团1连1排2班班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说明，补充团党组织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声势。刘志丹的部队纪律严明，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禁烟、禁赌、禁嫖，老百姓明显感觉到这支队伍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部队。

王世泰在回忆录中还说：“党员人数已达到30多人。”补充团刚到职田镇时总共才100多一点人，短短的时间里，党员人数一下子达到全团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党组织的发展和进行的“有声有色”的活动，显然是在省委代表高岗领导下进行的。

高岗不仅仅巡视和指导补充团的工作，旬邑有地下党，党组织受省委直接领导，省委巡视员既然已经到了旬邑，不可能不和当地党的组织发生联系。

最近几年，发现了一份革命文物——“吕振邦盘费”。这是旬邑地下党和刘志丹的部队联系的物证。1928年5月，旬邑起义失败后，旬邑党组织成立了游击队，吕振邦既是旬邑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又是旬邑游击队队长。“盘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支出清单。清单上列举了从采购食品到住宿、递状子等名目繁多的开销。这显然不是旬邑游击队的开销清单。旬邑游击队不过二三十个人，都是当地人，他们主要靠打土豪解决吃穿问题，有时候还自带干粮，用不着、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支出。“盘费”落款的年份是“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31年。而阴历的三月二十三日，按阳历算是5月10日，正是刘志丹的补充团在职田镇驻扎期间，也是高岗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在职田镇活动的时间段。高岗奉省委指示，为刘志丹的队伍和旬邑地下党牵线搭桥。

刘志丹在补充团内发展党员以及和旬邑地下党联系的消息，传到了苏雨生的耳朵里。让苏雨生特别不安的是，刘志丹的补充团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人数翻了一倍，由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他担心这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更让他恼火的是，刘志丹还和自己手下的苗团长和谷连舫副旅长经常联系，苏雨生认为这是挖他的墙脚。矛盾日积月累，苏雨生对刘志丹的疑虑一天天地加重，开始在粮饷问题上发难，既不足额拨粮，又不按时发饷。刘志丹派人交涉，苏雨生冷冰冰地回复：“我是按100人的名额拨的粮饷，现在你们增加到200多人，有能耐，自己去想办法！”

不久，一桩突发事件使苏雨生彻底变脸。

因苏雨生断了粮饷，补充团陷入没有粮吃、没有钱花的困境。没有办法，只好采取打土豪的老办法，解决吃饭问题。一天，陈鸿宾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到离职田镇不远的下塬，找当地一名叫刘日新的大地主借粮。这刘日新可不是一般的财主，家有上千亩土地，整个村都是他刘家的。村子不大，实际上是座小城，四周由城墙围着，进出只有一条通道。入口有人把守，外人不得随便进入，俨然是个独立王国。刘日新常年雇有10多个持枪的“保家队”，保护他的家产和人身安全。他还和国民党旬邑县政府以及县保安团有联系，方圆几十里没有人敢惹他。

一开始，陈鸿宾以礼相待，以商量的口吻说是借粮，等粮饷发下来一定如数归还。陈鸿宾还说：“我们是奉苏旅长之命驻扎职田镇，身负剿匪重任。刘先生想必知道杨谋子、李培宵这两股土匪常在这一带祸害百姓，他们首先抢的就是你们这些有钱人。我们是保护你们的，你拿出点儿粮来支援一下驻军，难道不应该吗？”

刘日新平日骄横惯了，根本不把陈鸿宾他们放在眼里，气哼哼地说：“我手下那十几个保镖可不是吃素的！你打听打听，哪一路土匪抢过我？小股土匪，我这十几个弟兄就能对付。这里离县城近，大股土匪不敢来！”末了，竟说：“我看，你们私闯民宅，上门要粮，和土匪没有什么两样！”战士们一听，火冒三丈，回敬道：“你这个守财奴！不给粮也就罢了，还张口骂人！”有个战士指着身上的军服，说：“谁是土匪？你睁大眼睛看看！”年轻气盛的战士们越说越有气，忍不住推了这老家伙几下，又踢了几脚。陈鸿宾赶紧上前阻止。

把粮食和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刘日新认为受了侮辱，事情传出去，没有脸见人，于当日服毒自杀。

刘日新在旬邑县是有名的大财主，据说家里存粮上百石。兔死狐悲，旬邑当地那些大大小小的财主借机生事，说刘日新是被逼死的，还有人说是被刘志丹手下的兵打死的。“什么补充团？分明就是共产党！刘志丹是共产党的头子！”20多个财主、乡绅联名向省政府告状，而刘日新有个外甥在杨虎城的省政府里任职。事情一下子闹大了。杨虎城本来对共产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下出了人命，不能不管，下令苏雨生查处。

苏雨生接令后，以商量军机要事为由，将刘志丹骗到彬县，关押起来。接着，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职田镇，勒令补充团缴枪。

补充团的指战员听说刘志丹被押，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与苏雨生拼命。但是，又担心一旦打起来，会危及刘志丹的性命。部队临时负责人魏佑民、刘约三、陈鸿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刘约三为代表，与敌团长谈判。刘约三，陕北保安县人，和刘志丹是同乡，毕业于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当过保安县教育科长，1928年经刘志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补充团里少有的“大知识分子”。和敌人谈判属于“文仗”，需要文化人出面，刘约三就成了不二人选。他向对方提出三个条件：一、立即释放刘志丹；二、补充团里不愿当兵的，发路费让其回家；三、不准伤害我方任何一个人，不准搜腰包。这三个条件有理、有节，敌团长基本答应，只是释放刘志丹一事他这个级别做不了主，不过，他可以保证刘志丹的人身安全。刘约三觉得这个团长的话可信，遂命令部队缴枪。缴枪后，少部分人回家了，剩下七八十个骨干被带到彬县，先软禁在彬县县城东关的娘娘庙里，后被编为苏雨生部直属运输队。运输队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运过。同志们关心刘志丹的命运，迫切想见到他，无奈自身处于被监视状态，只能把营救的希望寄托在上级党组织上。

在刘约三一行七八十人被带到彬县的同时，补充团党支部赶紧派刘映胜等人赶往西安向省委汇报，希望省委通过上层关系营救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后，立即通过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担任要职的地下党员南汉宸联系杜斌丞。杜斌丞，时年40多岁，身材伟岸，皮肤紫黑，方脸阔面，双目炯炯有神，仿佛能看透世事；最有特点的是那微微上翘的黑色八字须，成为他形象的标志，人称“杜大胡子”。杜斌丞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榆林中学校长，是刘志丹的老师。他思想进步，同情革命，非常赏识刘志丹的才干和爱国思想。此时，他担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总参议兼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经杨虎城批准，他借检阅苏雨生部队的机会，亲临彬县。临行前，杨虎城要他就“刘日新事件”实地调查，弄清真相。而杜斌丞则想借此机会营救刘志丹。

苏手下的谷连舫副旅长是杜斌丞任榆林中学校长时的同事，老朋友相见，嘘寒问暖之后，直奔主题。谷连舫明白老校长此次来彬县的真实目的。杜让谷向苏旅长晓以利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切不可把事做绝了！”

苏雨生久闯江湖，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坛风云，当然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欢送杜斌丞离彬回省府的宴会上，他说：“杜先生德高望重，名震三秦。您老不辞辛苦光临这渭北小县，鄙职不胜荣幸，招待不周，见谅！还望先生在杨主席那里多美言几句。”说到释放刘志丹一事，苏雨生说：“鄙职是奉命办事，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刘志丹）是您的学生，鄙人哪敢兴师问罪？不过，要把人放出来，还得有人担保，这也是例行公事嘛！”

坐在一旁的谷连舫爽快应道：“我来担保。”

1931年6月，刘志丹获释。谷连舫侠肝义胆，好人好事做到底，为了保证刘志丹的安全，特意安排出狱后的刘志丹住到他在彬县城内后稷祠的家里。在刘志丹离开彬县时，又送了他两支驳壳枪，还顺便将一同入狱的李勤甫放了出来。李勤甫是陇东军阀陈珪璋的副官处处长，因为陈珪璋买枪路过彬县被捕，在狱中和刘志丹交上了朋友。刘志丹由李勤甫陪伴，前往驻守在甘肃平凉的陈珪璋部。

在苏雨生部搞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白冠五为刘志丹送行。刘志丹请白冠五将自己的行程和打算转告运输队内的党员同志，要求运输队暂时驻在彬县，随时做好把队伍拉出来的准备，同时要向省委汇报。两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来到彬县有名的古迹大佛寺前。刘志丹依依不舍，离别时以诗相赠：“丹心绵绵欲诉君，五中耿耿千秋铭。西出阳关击螃蟹，旭日东升满地红。”

补充团被迫缴枪以及刘志丹在彬县入狱，表面上看是坏事，实际上意味着苏雨生这个小军阀的好日子到头了，同时也加快了西北地区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的诞生。坏事最终变成了好事。

杜斌丞回到西安后，面见杨虎城将军，将“刘日新事件”及刘志丹入狱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杜斌丞说，刘日新是自杀身亡，他要自寻短见，谁也拦不住。经查询，刘死前身体没有被打伤的痕迹；如果真的是被打伤致死，那还不闹翻了天！也不会那么匆匆下葬。所谓“被刘志丹手下的人打死”一说，纯属谣言。此事起因是苏雨生违背承诺引起的，他不给补充团按时发放粮饷，弄得刘志丹的队伍没有粮吃。听到这里，杨虎城忍不住插话：“咱们不是按他报上来的人数拨款了吗？”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这家伙是编造假名单，吃空饷啊！”杜斌丞又把苏雨生克扣军饷据为己有的有关事实相告。杨虎城说：“此人言而无信，阳奉阴违，不能再用了！”

1931年8月，杨虎城派孙蔚如部进兵甘肃，顺手将苏雨生部从彬县武力驱逐，换上省政府警卫团驻守彬县。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山西人，中学毕业后进入杨虎城的教导队，先后担任杨的随从副官、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是杨的亲信。张汉民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在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警卫团里有不少共产党员，此时驻守彬县的李明轩连长就是其中之一。派张汉民的警卫团驻守彬县，从后来的结果看，是杨虎城和陕甘游击队建立联系的布局。

早前，杨的部队在三原县驻守期间，张汉民铲除了当地一名恶绅，因此被捕入狱，还是杨的部下赵寿山保释出狱的。张汉民中共党员的身份，杨虎城心里清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刘志丹的部队从甘肃北部华池县南梁南下，开到毗邻陕西旬邑的甘肃正宁县境内。开始，部队叫西北抗日同盟军，1932年初，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正是杨虎城的警卫团驻防彬县期间。

杨虎城是20世纪30年代和中共建立统一战线较早的地方实力派。1933年，他和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开辟了川陕红色交通线。1935年红25军入陕，杨虎城派张汉民的警卫团追而不打，还给红25军送地图、通信器材、药品等。

而杨虎城和自己眼皮底下的共产党人建立统战关系，时间更早，那就是1931年8月至1932年初，张汉民的警卫团驻守彬县期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汪锋和张汉民团长在彬县水帘洞设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提供武器、医药、军用地图、望远镜和通信器材，掩护往来于西安和旬邑以及甘肃正宁的地下党、游击队伤病员。

1935年12月，毛泽东派汪锋以“特使”身份赴西安面会杨虎城，共商“反蒋抗日”事宜。一年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内因就是杨虎城和中共长期实行统一战线的结果。

当孙蔚如率兵武力驱逐苏雨生时，留在彬县的运输队，在省委派来的联络员史直斋和运输队党组织委员王世泰率领下离开彬县城，赶往宁县早胜镇，和刘志丹会合。

从1929年到1931年夏，刘志丹在陕甘地区进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运和士兵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他总结失败的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决心向毛泽东学习，要“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

刘志丹认为，陕西旬邑地区沟壑交错，塬、川相连，利于开展游击战。“二八起义”后，那里党的组织一直在活动，群众基础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而毗邻旬邑的彬县，可以成为游击区。

1932年2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职田镇以北10多里的甘肃正宁县三甲塬宣告成立。紧接着，陕甘游击队攻取了职田镇，进行了阳坡头伏击战，南下攻克旬邑县城。如刘志丹所设想的那样，旬邑周边成为陕甘边新苏区的一部分。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栏的杨家店子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诞生。

1932年3月至10月，刘志丹带领陕甘游击队先后3次在彬县二十里塬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处决了几个民愤极大的贪官和土豪，在部分村庄还建立了农会和政权机构。

1932年5月初，刘志丹带领陕甘游击队去马栏，路过彬县，在龙高镇的土陵河滩石桥渡口，乘坐船工窦彦明父亲的船渡泾河，中午时分，在土陵村休息、吃饭。部队一到村里，便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号召穷人团结起来闹革命。刘志丹平易近人，吸着旱烟，说话和气，给当地群众留下深刻印象。窦彦明的父亲说：“我活了半辈子，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到了穷人家里，扫院子，喂牲口，打水……什么活都干！”当时游击队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刘志丹穿着和士兵一样的衣服。衣服虽破，但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饭付饭钱，渡河付船钱。群众不收，刘志丹解释说：“这是红军的规矩，请大家一定要收下。”

1933年4月的一天拂晓，红26军第2团由旬邑县土桥镇和淳化县方向开到彬县的龙高，包围了龙马城，全歼城内国民党民团。接着，又开往高村，打富济贫，开仓放粮。1933年秋，红26军第2团和骑兵团先后两次攻打彬县永乐城，虽未攻克，但在周围村庄打土豪，分粮食，发传单，贴标语，大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

正如刘志丹两年前所设想的那样，彬县成为红军的游击区。刘志丹的大名传遍了彬县，当地人民都知道他领导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和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年轻人向往红军。就连国民党彬县政府设在永乐镇的反动武装民团中的很多士兵也人在敌营心向红军，于1933年和1935年先后发生两次起义，起义领导者胡彦英和王富贵分别带领一个班和一个连的战士参加了红26军，跟随刘志丹南征北战，为穷人打天下，成为红26军团级指挥员。彬县永乐和龙高地区1932年至1933年一年时间内，另有10多名青年参加了刘志丹的部队。

刘志丹在彬县从事兵运，不管是驻防职田镇开展工作，还是最后被营救出狱，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进行的。1931年底，刘志丹率军到陕甘交界的甘肃正宁县，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公开打出红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接着，陕甘游击队又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于1932年12月在陕西旬邑县马栏镇改编为红26军。西北第一支红军队伍，从酝酿到诞生，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