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78年的春天,我刚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哈尔滨不久。
那是1978年的春天,我刚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哈尔滨不久。
母亲端着碗玉米糊糊,眼神里带着担忧看着我。
我说想进城找工作,先在大车店住几天。
母亲放下碗,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大车店那地方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我说自己不是小孩子了,在兵团待了五年,什么场面没见过。
其实心里也没底,但年轻人嘛,总是不服输的。
那时候的我,二十三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背着个帆布包,就这么踏进了城里。
站在道里区那家大车店门前时,心里还是有些发怵的。
那是一栋解放前留下的老房子,青砖灰瓦,两层小楼,门脸儿不大。
门口挂着块被烟熏得发黑的木牌子,上面写着"福顺大车店"几个字。
门前的青石台阶上蹲着几个农民打扮的汉子,手里捏着旱烟袋,眯着眼睛看过往的行人。
老板娘从里面探出头来,五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围着蓝底白花的围裙。
她问我是不是住店,我点点头。
一晚上八毛钱,先交钱后住宿,这是当时大车店的规矩。
我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两块钱递给她。
老板娘接过钱,仔细端详了我一番,问我是不是知青。
我说是,她点点头,让我跟着她上楼。
那间女客房大概十来个平方,摆着六张床,都是那种老式的木板床。
床上铺着各色花格子的褥子,有些已经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房间里已经住了三个人。
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怀里抱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
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正在床边整理着一个小包袱。
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头发花白,正坐在床沿上纳鞋底。
抱孩子的妇女瞅了我一眼,继续哄着怀里不停啼哭的婴儿。
我选了靠窗的那张床,把帆布包放在床头。
窗外能看见街道,偶尔有马车经过,车轮轧在石板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天色渐渐暗下来,楼下传来男人们的说话声,夹杂着东北话和各地的口音。
那个穿蓝布衫的姑娘主动跟我搭话,问我是不是也来找工作的。
她叫翠花,十九岁,从延寿县来,父亲去年因为肺病走了,家里就剩下她和母亲。
抱孩子的妇女姓李,大家都叫她李大嫂,从绥化来,是来城里给孩子看病的。
那个中年妇女姓王,大家叫她王大娘,五十岁了,来给在哈尔滨工作的儿子送点家里的土特产。
夜里,那个婴儿总是哭个不停,李大嫂不停地摇晃着怀里的孩子。
王大娘小声说孩子可能是饿了。
李大嫂眼圈红红的,说自己没奶了,孩子这几天一直闹。
翠花听了,从自己的包袱里翻出一小袋奶粉,说给孩子冲点儿试试。
李大嫂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说这太贵重了,她不能要。
翠花说都是女人,她理解当娘的心情,让李大嫂别客气。
那一夜,我听着婴儿断断续续的哭声,想着明天找工作的事,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找工作去了。
在道里道外转了一整天,纺织厂、机械厂、食品厂,凡是能进去的地方都试了。
可人家一听我是刚从兵团回来的知青,都摇头说暂时不招人。
回到大车店的时候,翠花已经回来了,脸上写满了失望。
她说跑了一天,人家都嫌她是农村来的,没有城里的户口。
我安慰她说再试试,总会有机会的。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城里的工作哪有那么好找。
晚饭时间,老板娘在楼下的饭厅里摆开了几张方桌。
大车店的饭菜很简单,白菜豆腐汤,土豆丝,还有蒸得半生不熟的窝头。
我和翠花要了两个菜,坐在靠墙的位置。
饭厅里坐满了各色人等,农民、工人、小商贩,还有几个看起来像学生的年轻人。
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聊着各自的事情。
隔壁桌坐着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穿着应该是工人,正在大声说话。
他们聊着现在的形势,说有门路的人都开始做生意了。
其中一个说他表哥在服装厂工作,一个月能挣不少钱。
另一个接话说,农村来的人想在城里扎根,可不是容易的事儿。
翠花听了这话,脸更加红了,低着头扒拉碗里的菜。
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还是小声安慰她说别听那些闲话,咱们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第三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情。
王大娘突然肚子疼得厉害,在床上直打滚,脸色煞白,冷汗直冒。
李大嫂赶紧下楼去叫老板娘,翠花跑到街上找大夫。
我留在房间里照顾王大娘,看她疼得那样,心里着急得不行。
这时候,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那几个白天在饭厅里说话的小伙子听到动静上楼来了。
其中一个看起来是他们的头儿,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但很结实。
他看了看王大娘的情况,二话不说就说得赶紧送医院。
他们找来一块门板,小心翼翼地把王大娘抬下楼。
一路上那个小伙子一直在前面开路,嘴里不停地喊着让人让路。
到了医院,那个小伙子主动跑去挂号交费,忙前忙后地安排着。
大夫检查后说是急性肠胃炎,幸亏送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王大娘躺在病床上,握着那个小伙子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她说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个好心的孩子。
小伙子挠挠头,说这有什么的,都是出门在外的人,应该互相照应。
回到大车店已经是后半夜了,王大娘的病情稳定下来,大家才松了口气。
翠花悄悄对我说,没想到那些小伙子人还挺好的,看人真不能只看表面。
我点点头,心里也有些惭愧,确实不应该对他们有偏见。
第四天早上,那个小伙子专门过来看王大娘。
王大娘拉着他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
他说自己叫刘建国,在道外区的机械厂上班,是个车工。
王大娘从包袱里拿出一包红糖,说这是从家里带来的,让他一定要收下。
刘建国说什么也不肯要,说帮助别人是应该的,不能收东西。
王大娘坚持要给,说这是她的一点心意,不收她心里过意不去。
看着这一老一少推来推去,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暖流。
想起母亲常说的话,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别人好,别人自然也会对你好。
那天中午,翠花满脸兴奋地跑回来,说她找到工作了。
原来是刘建国听说她在找工作,主动帮她联系了机械厂食堂的活儿。
虽然只是帮厨的工作,但对翠花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她激动得眼圈都红了,说遇到好人了,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刘建国的恩情。
我在大车店住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
那是通过一个同样住在大车店的中年男人介绍的,他在纺织厂当保卫科长。
听说我是知青,有兵团的经历,就说厂里正好缺个档案管理员。
虽然工资不高,但总算有了个正式的工作。
临走的那天早上,老板娘过来跟我结算房费。
她问我在这儿住得怎么样,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我说挺好的,感谢她这些天的照顾。
老板娘笑着说,开大车店这么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但她发现一个道理。
人的好坏跟出身没有关系,关键看这个人的心地善不善良。
我深有感触地点点头,说这话说得太对了。
背着行李走出大车店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块褪色的招牌。
刘建国正好从里面出来,看见我就挥挥手,让我以后有空常回来看看。
我大声答应着,心里满满的都是不舍。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路过那条街,我总会想起在大车店住的那几天。
那时候的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心里装着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
总觉得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农村人土气,城里人现实。
但那几天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王大娘的朴实善良,翠花的勤劳坚强,刘建国的热心肠,老板娘的通情达理。
这些普通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深深地感动着我。
后来我在纺织厂工作了三十多年,从档案管理员做到办公室主任。
每当遇到从农村来城里工作的年轻人,我总是尽力帮助他们。
给他们介绍住的地方,帮他们熟悉城里的环境,有时候还会借给他们一些钱。
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是怎样温暖了我的心。
那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课,教会了我什么叫做人间真情。
多年以后,我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经常跟孩子们讲起大车店的故事,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
我说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那家福顺大车店早就拆掉了,原址上建起了高楼大厦。
但每当我走过那里,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说话声,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
王大娘纳鞋底时的专注神情,翠花整理包袱时的认真样子。
李大嫂哄孩子时的温柔声音,刘建国帮助人时的爽朗笑容。
还有老板娘忙前忙后的身影,那些普通住客脸上的朴实表情。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每一次想起都让我心头发热。
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但那次住大车店的经历,依然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它让我明白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不是建立在金钱地位上的,而是建立在真诚和善良基础上的。
这个道理我用了一辈子去体会,也用了一辈子去实践。
现在我的孙子孙女都上学了,有时候他们会问我年轻时候的事情。
我就会跟他们讲起大车店,讲起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人。
我告诉他们,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真正的成功不是地位,而是能够帮助别人获得快乐。
每次讲完这些故事,孩子们都听得很认真,眼睛里闪着光。
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像种子一样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让他们长大以后也能成为温暖别人的人。
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没有那次住大车店的经历,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会变得更加世故,更加冷漠,更加只关心自己的得失。
但正是那些普通人的善良和真诚,塑造了我的品格,影响了我的一生。
让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人性是善良的。
这种信念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也让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找到了快乐。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春天的夜晚,那间简陋的客房。
王大娘突然发病时的紧张时刻,刘建国毫不犹豫伸出援手的瞬间。
那些看似平常的细节,其实都蕴含着人性最美好的光辉。
它们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让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从未迷失方向。
这就是我在大车店住过的那一个星期,一段平凡却不平凡的经历。
它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人情味,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善良。
这些珍贵的财富,比任何金钱都更加宝贵,比任何荣誉都更加珍贵。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对那次经历念念不忘的原因。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段回忆,更是我人生价值观的基石。
来源:第一历史焦点